離開伊萊恩家時，天已變暗，街上因下班時間而擁擠不堪。又下雨了，惱人的雨絲拖慢了人們回家的腳步。我看着擁擠的車流，暗想其中一輛裡是否正坐着伊萊恩的稅務律師。我想着他，盡力猜測當發現她給的電話號碼是假的，他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他真想找她的話，那也不難。他知道她的名字。電話公司雖然不會透露她沒登記的電話，但他如果有點關係的話，應該可以找人幫忙打聽。即便不行，他可以通過她入住的那家旅館查出她的行蹤，這並不太難。他們可以把她的旅遊經紀人告訴他，如此下去，他就會查出她的住址。我當過警察，自然會想到這些方法，但別人就不會這樣調查嗎？對我而言，這並不麻煩。
或者，當他發現電話號碼是假的，會覺得受傷害了。也許知道她不想見他後，他也不想見她了。但他不會想到那只是一個意外錯誤嗎？打到查號臺問不出她的電話後，應該猜到她給的號碼或許只是無意中顛倒了兩個數字，那他爲什麼不繼續查下去呢？
也許他從未給她打過電話，根本就不知道號碼是假的。也許在回到妻兒身邊的路上，他已經把她的號碼扔進飛機上的馬桶裡。
也許想到那個藝術品修復家在電話旁癡癡苦等，他偶爾會有內疚感。也許他會因自己的草率決定而後悔。畢竟，沒必要把她的電話號碼扔掉。他本可以時不時跟她約會。她不會知道他有妻兒。見鬼，她或許因有人能帶遠她離油彩和松節油而感激涕零呢。
回家途中，我到一家熟食店買了一份三明治，外加湯和咖啡。《郵報》上登了一個荒唐的故事。皇后區兩家鄰居數月來爭執不休，只是爲了其中一人的狗在主人外出時叫個不停。前一天晚上，主人遛狗時，這隻動物在鄰居房前一棵樹旁撒尿。鄰居碰巧看到，他從樓上窗戶用弓箭射狗。狗的主人跑回家，拿出一把沃瑟點三八手槍，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念品。那位鄰居也拿着弓箭跑了出來，狗的主人當場將其射死。鄰居八十二歲，狗的主人六十二歲，這兩個男人比鄰而居已逾二十載。狗的年齡不詳，但報上登了它的照片，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官牽着它，它卻拼命想掙脫繮繩。
城北分局離我的旅館只有幾個街區。晚上，我到達那裡時剛過九點，雨時斷時續地下着。我在前臺停下，一個留着小鬍子、頭髮吹過的年輕人把樓梯指給我。
上到二樓，我找到了警探辦公室。辦公桌旁坐了四名便衣警察，裡頭還有兩個在看電視。禁閉室裡的三個年輕黑人在我走近時看了我一眼，發現我不是他們的律師時便失去了興趣。
我向近處的一個桌子走去。一個禿頂的警察放下正在打的報告，擡起頭來。我告訴他我同德金警探有約。另一張桌上的警察擡頭迎上我的視線。
“你就是斯卡德吧，”他說，“我是喬·德金。”
他的握手過於用力，幾乎是在比試腕力。他揮手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後跟着坐下，在一個已經堆滿菸蒂的菸灰缸裡捻熄手中的菸頭，然後又點起一根，往後一靠，看着我。他的眼睛是那種看不出任何訊息的淺灰色。
他說：“外面還在下雨？”
“下下停停。”
“糟糕的天氣。喝點咖啡嗎？”
“不，謝謝。”
“我能爲你做什麼？”
我告訴他我想看他手頭關於金·達基嫩謀殺案的所有資料。
“爲什麼？”
“我答應一個人要調查這個案子。”
“你答應一個人要調查這個案子？你是說你有了一個委託人？”
“可以這麼說吧。”
“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
他臉頰下側的肌肉抽動了一下。他大約三十五歲，有點超重，這讓他比實際年齡顯老。他還沒歇頂，頭髮呈深棕色，幾乎像黑色，梳得貼在腦袋上。他應該跟樓下的那個小夥子借吹風機用用。
他說：“你不能隱瞞。你沒有營業執照，即便有，你也無權隱瞞信息。”
“我不知道我們是在法庭上。”
“那倒不是。但你跑來要我幫忙——”
我聳聳肩：“我不能告訴你委託人的姓名。他想看到殺死她的兇手伏法。僅此而已。”
“他認爲僱你會使進程快些？”
“顯然如此。”
“你也這麼認爲？”
“我認爲我得掙錢餬口。”
“上帝，”他說，“誰不是呢？”
我說對話了。對他而言我現在不是一個威脅，只是走走過場賺點銀兩的傢伙。
他嘆口氣，拍拍桌面，站起身來，穿過房間走向一排排的檔案櫃。他身材粗壯，羅圈腿，挽着袖子，領口敞開，走起路來像水手一樣左右搖擺。他拿來一個淡黃褐色摺疊檔案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從檔案裡找出一張照片扔到桌上。
“在這兒，”他說，“飽飽眼福吧。”
那是金的一張五乘七寸黑白照片，但如果不知道是她的話，很難認得出來。我看着照片，強忍陣陣噁心，迫使自己看下去。
“對她真夠狠的。”我說。
“法醫說可能是用大砍刀或類似的東西砍了六十六刀。你願意數嗎？我真不知道他們怎麼數得下去。我敢說這個工作比我的還糟。”
“流了那麼多血。”
“讓你看黑白照片算你走運。彩色的更糟。”
“可以想象。”
“他砍到了動脈。那麼一砍，鮮血四濺，房間到處是血。我從沒見過這麼多血。”
“他本人肯定也渾身是血。”
“絕對避免不了。”
“那他怎麼能沒引起任何注意地離開那裡呢？”
“那天晚上很冷。他可能穿了外衣，往身上一罩，就全遮住了。”他吸了一口煙，“也許他在砍她時什麼都沒穿。媽的，她一絲不掛，也許他也不想穿得太多。那麼，他事後只需衝個澡就可以了。那兒有一個很漂亮的浴室，他又有的是時間，爲何不用？”
“毛巾用過嗎？”
他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仍高深莫測，但從他的態度上我感受到了多一些的敬意。
“我不記得有髒毛巾，”他說。
“房中現場如此血腥，不注意也是情有可原。”
“但他們應該覈實存檔的。”他翻閱着檔案，“你知道他們的常規程序，把所有的東西都拍下來，任何可能成爲證據的東西都得裝進袋子，貼上標籤，存進檔案。然後就把這些送進倉庫，但要調查這個案子的時候，反倒找不着了。”
他將檔案袋合上，探過身子。
“想聽個故事嗎？兩、三個星期之前，我接到我姐姐的電話。她和丈夫住在布魯克林米德伍德區。你對那個地方熟悉嗎？”
“以前很熟。”
“嗯，以前情況可能好些，現在倒也沒那麼差。我是說，整個城市就是一個污水坑，所以比較起來就不那麼糟了。她打電話是因爲他們回家時發現家裡被盜。有人破門而入，偷走了便攜式電視機、打字機和一些珠寶首飾。她給我打電話是想知道如何報案，向誰報案。我先問她是否上了保險。她說沒有，他們覺得這些不值得保險。我告訴她就這樣算了，告訴她不要報案了，否則只是浪費時間。她說如果不報案，他們怎麼會抓到那些傢伙呢？於是，我解釋說現在沒人還去調查入室偷盜案了。你寫一個報告，它被存檔。你不會跑去看誰在辦這個案子。現場抓賊是一回事，但調查盜竊案就他媽的不大可能了，沒人有時間調查它。她說好吧，我可以理解，但假如他們碰巧找到失竊物品呢？如果她根本沒報案，這些東西怎麼會物歸原主呢？然後我還得告訴她整個機制有多麼糟糕。我們的庫房裝滿查收的失竊物品，我們有一堆人們填寫報案報告，記錄竊賊偷走的物品，但我們無法把這些該死的東西還給失主。我不想說這些來煩你，但我覺得她不太相信我的話，因爲不願相信事情有那麼糟糕。”
他在檔案袋裡發現一頁紙，皺着眉頭看着，念道：“一條浴巾，白色。一條手巾，白色。兩條抹布，白色。沒說是否用過。”
他抽出一疊光面照片，迅速翻看。我從他身後越過他的肩頭看到金·達基嫩遇害的現場照片。只有幾張照片裡有她，攝影師把謀殺現場完全拍了下來，旅館房間的每一寸都記錄在照片上。一張浴室照片中可以看到毛巾架上掛着沒用過的毛巾。
“沒有髒毛巾，”他說。
“他帶走了。”
“哦？”
“就算只需把外套罩在血衣外面，那他也得洗個澡。而且那兒的毛巾也不夠。每種毛巾至少該有兩條。在高級旅館的雙人房裡，他們不會只給一條浴巾和一條手巾的。”
“他爲什麼要把它們帶走？”
“也許是包砍刀吧。”
“他首先應該有個箱子或某種袋子才能把它帶進旅館。他爲什麼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帶出去呢？”
我同意有這可能。
“而且爲什麼要用髒毛巾包呢？假設你洗了澡，把身子擦乾後想用毛巾包起砍刀放進箱子裡。那兒還有乾淨毛巾呀。你難道不用幹淨毛巾包，反而用溼毛巾包起它放進袋子裡？”
“你說得對。”
“不必浪費時間操心這些，”他說，用照片敲着桌面，“但我是該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該想到這些的。”
我們一起翻閱檔案。死亡檢查報告沒什麼特別的，多重傷口造成出血過多，導致死亡。我想這麼說也沒錯。我看了目擊者詢問筆錄，還有其他在兇殺案被害人的檔案裡可能出現的各種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開始渙散，頭隱隱作痛，思維紊亂。
後來，德金讓我自己看其餘的檔案材料，自己點起一根菸，繼續打他之前在打的報告。當我再也支撐不住時，便合上檔案交還給他。他把它放回檔案櫃，回座時繞到咖啡機那兒。
“我加了糖和奶，”他說，把給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許你不喜歡。”
“很好啊，”我說。
“現在我們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說。
我對他說感激不盡。
他說：“聽着，你關於皮條客的信息給我省去了不少時間和麻煩。我們欠你一個人情。如果能幫你賺點錢，何樂而不爲呢？”
“你接下來怎麼做？”
他聳聳肩：“我們按常規調查。追查線索，收集證據，直到有足夠證據可以提交地方檢察官爲止。”
“聽上去像在放錄音。”
“是嗎？”
“下一步呢，喬？”
“噢，天哪，”他說，“這咖啡可真難喝，是不是？”
“很好啊。”
“我過去以爲是杯子的問題。有一天我自己買了一個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麼特別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給你用的那種。你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
“用真杯子喝起來味道還是一樣差。買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寫逮捕一個地痞的報告，無意中把那個該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還要去什麼地方嗎？”
“不要。”
“那咱們一起下樓，”他說，“去拐角的小店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