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朗先向來膽大包天，但是這一刻卻被嚇得面色蒼白。
雖然他不知道這次集體辭職是一衆官員在掃葉樓串聯的結果，但是他卻很清楚這件事的嚴重性。
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整個登州府的官員都在鬧辭職，鬧着要辭職的不是徐知府一個人，而是整個登州府都要共進退，有知府，有同知，有通判，有推官，還有下面州縣的知州、知縣諸官，足足二三十人。
這代表着他這個登州海防道對登州府失去了控制，整個登州府的官員都要與自己對着幹，只要自己一個處置不當，全登官員必爲一空。
大明朝這年頭官員辭職甚至不告而別不是什麼新聞，甚至有部院大臣不經請示直接離任的例子，幾年前山東巡按趙日亨更是創造地方大員不經請示不與後任交接直接離任的記錄，但是地方官員這麼齊心一起鬧着辭職，這還是第一次。
這件事若是處置不當，這些登州府的官員自然沒好果子吃，但他這個道臣卻要負上最大的責任，更何況現在遼東急需錢糧，登州府一旦官員爲這一空陷入癱瘓，恐怕影響極其深遠。
而且這麼多官員一致要求辭職，也代表自己站到了整個登州的官場對立面，自己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是事倍功半，甚至花了上百倍的力氣卻因爲下級官員的集體抵制毫無成效，必須跟登州官場緩和關係才行。
這該怎麼辦？還好陶道臣在官場上混了這麼多年，突然靈機一動，大聲說道：“本道也與徐知府共同進，要辭職咱們一起辭職，上面這麼折騰陶某人也不願意幹下去!”
看到下面這羣官員臉上紛紛流露出同情的神色，陶朗先趕緊說道：“朝廷這麼胡鬧，我是要與大家共進退，不過大家有什麼條件都可以提出來，我一定要替咱們登萊兩府爭到手，爭取不到我就跟大家共進退一起辭職!”
原來是登州府的要員都要向他辭職，而現在他卻已經以登州府的利益代表而自居，而那邊蓬萊宋知縣就站了出來：“首先召買價格一定要增加，米一石至少要六錢五分，豆一石至少要四錢五分，而且還得隨行就市就高不就低，一旦召買則例低於市價，一定要及時增加，不得拖延。”
去年在這個問題上登州官場就吃了大虧，到現在戶部根本不認賬導致虧空到現在還沒辦法填上，陶道臺當即說道：“行，這件事我替大家全力爭取，爭取不到我跟大家一起辭職。”
而那邊孫昌齡繼續說道：“第二件事就是戶部得答應通融處理，新舊京邊錢糧必須留在登州府留用，而且去年因爲召買價格遠低於市價造成的鉅額虧空，戶部一定得認賬，允許折扣解部錢糧。”
孫推官這話一出，在場的登州府官員連連點頭，個個表示贊同：“沒錯，若開海運，新舊京邊錢糧必須留用，去年的虧空戶部也必須通融處理才行，戶部不通融的話咱們都不幹。”
“這件事戶部必須通融處理，不肯通融處理，咱們一起走!”
“對，這件事不解決，咱們直接回家。”
“這件事一定要解決，不能不解決，京邊錢糧必須留下來。”
說到這件事大家都是羣情激憤，在其它問題上或許可以妥協，但是在這件事上卻是絕不妥協，而陶道臺也是暗暗叫苦。
他覺得這件事是整個登州府在故意針對他，否則可能會有如此異口同聲的反應，而且直接就說出了“京邊錢糧”這最關鍵最要害的地方。
事實上他猜得沒錯，徐知府、孫推官等官員在掃葉樓商量好幾天才定下來最後的方案，只是他們提出的方案也是全登官員的一致要求，京邊錢糧必須留在登州。
戶部的說法是“遼東新餉”可以在地方留用，而遼東舊餉依舊起運解部，因此地方與戶部爭執的焦點一直是遼東舊餉
而現在登州府官員卻換了一個說法，變成了“京邊錢糧”，看起來與遼東舊餉十分相近，還是在爭遼東舊餉的起運存留問題，但實際卻是有天壤之別。
京邊錢糧在晚明是一個專用名詞，明人也稱爲“京邊年例銀”，如果用淺顯的說法就是太倉銀，解到太倉的銀糧統一都被稱爲“京邊錢糧”，是晚明國家財政收入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雖然晚明中央財政還有工部節慎庫、太僕寺常盈倉、光祿寺等收入途徑，但是由於太倉負責“太倉銀庫百官之廩祿、九邊之軍需所取給也”，因此格外至關重要，導致萬曆年間“太倉歲入約三百七十萬有奇，節慎四之一，太僕十之一，光&17973則十之毫釐耳”，至於內庫金花銀每年雖然從一百萬兩增至一百二十萬兩，但卻是皇帝的私人小金庫。
萬曆時人對此說得很清楚“國家內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規，如金花子粒貯之內庫專供御前之用，京邊錢糧貯之太倉專備軍國之需”。
雖然開徵遼餉以後遼東新餉逐漸取代了京邊錢糧的地位，但由於遼東海運的緣故，遼東新餉事實是留在登萊本地使用，所以登州官力爭的正是作爲一個整體的京邊錢糧，而不是隻是京邊錢糧其中一小項的遼東舊餉。
戶部既然要把遼東舊餉都拿走，那麼徐知府與孫推官等人都覺得來一個釜底抽薪，把整個京邊錢糧全部留下來，換句話說就是起運給戶部的錢糧一律改爲存留，就是起運給禮部、工部的錢糧也準備留下來。
至於去年的虧空也要求戶部一併通融處理，倒是大家商量出來與京裡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反正這件事戶部必須妥協登州府纔能有活路。
只是陶朗先額頭上就第一時間滲出汗水來，下面的知州、同知、知縣有切膚之感，敢把這件事拿出來跟省裡、京裡討價還價，他卻沒有這樣的膽量。
京邊錢糧可是朝廷的命根子，“專備軍國之需”、“百官之廩祿、九邊之軍需所取給也”，在這個問題上跟朝廷討價還價那真有可能死無葬身之地，在這個問題上，他真不敢跟登州府官員共進退。
看到陶朗先一臉倉皇之色，孫昌齡孫推官卻是毫不客氣地說道：“道臣，朝廷現在又加了一回遼餉，你不當機決斷，恐怕是後患無窮源源不斷無窮無盡!”
說到，孫推官直接把官帽舉了起來：“道臣，海運之事是你始倡其議，現在你得有始有終，不可遺禍後人，現在就只要你說一句話，大夥都會與你共進退!”
說到這，在場的一衆官員都把官帽直接舉了起來，個個目光如電盯着陶朗先，整個會場一下子只剩下肅殺之氣，一個個虎視眈眈盯緊了陶道臺。
他若是敢說不，這些登州府的官員看起來馬上就要把他撕了!
爲了營造這種帶着冰霜的肅殺之氣，孫推官可是帶着大家在掃葉樓演練了不止一回，而被孫昌齡這麼一將軍，陶朗先真是驚惶失色。
他已經被完全架空了!
他現在是被逼宮了!
因此陶朗先的額頭全是冷汗，好一會他才說道：“怎麼朝廷又加了遼餉了？我怎麼不知道？”
萬曆四十六年與萬曆四十七年十二月，朝廷已經加了兩回遼餉，每次都是每畝地加三釐五毫，加起來每畝就是七釐銀子。
而萬曆四十八年的二月，也就是現在，戶部又下令了加了一回遼餉，每畝地再加二釐，三次遼餉加徵總共是九釐銀子，所以被稱爲“九釐銀。”
從表面來看，一畝地加徵九釐銀並不爲多，但問題是太倉每年的京邊錢糧原本不過三五百萬兩，現在一下子就加徵了七百四十萬兩，等於太倉銀庫一下子就多了兩倍的收入。
而到了地方那就是一場真正的災害，既有徵收成本與相應損耗，又有詭寄與飛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洪武二十四年江寧府上元縣，也就是留都南京，有在籍人口二十七萬，到了正德年間只剩下了十三萬，而萬曆年間上元縣的在籍人口只剩下了二萬七千人。
這自然代表着明初二十七萬人承擔的賦稅被轉移到這在籍的二萬七千人身上，現在一加遼餉，象文登縣這些地方的農民負擔更是突然暴增數倍，根本無法承受。
而現在遼餉的加徵似乎無窮無盡，作爲第一個提倡議遼東海運的地方大員陶朗先壓力很大，而對面的徐知府一臉詫異地說道：“戶部剛下的詔旨，每畝再加兩釐銀，道臺怎麼還不知道？”
只是徐知府的臉色看起來是詫異，陶道臺仔細一品卻是說不盡的同情，這麼一件大事你都不知道，他只能說明一件事，那就是你被登州府徹底架空。
但是陶道臺已經顧不得自己已經被架空的事實，他必須考慮起另一個最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加了遼餉以後，登萊還沒有能力繼續進行米豆的召買與海運。
這關係着陶道臺的仕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