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林電影節進行到第三天，一羣來自中國的青年導演在西柏林發表了他們的電影宣言，聲稱反對精英主義，電影屬於人民。”——《世界報》在第二天不但刊發了發佈會的詳細報道，而且全文刊發了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
“以許望秋爲首的中國導演在西柏林電影節上發表宣言，希望改變精英主義統治電影界的局面；他們的所作所爲不禁讓人想起了1962年的《奧勃豪森宣言》。《奧勃豪森宣言》改變了德國電影的走向，讓德國電影逐漸走出困境，走向輝煌。許望秋他們的這則宣言不禁讓人對他們、對中國電影充滿期待。”——《紐約時報》
“中國導演許望秋又搞發佈會了，這次他向精英主義宣戰，向新浪潮宣戰。”——意大利《共和報》因爲許望秋在威尼斯退賽，搞得威尼斯電影節灰頭土臉的，在報道發佈會的時候帶着明顯的嘲諷意味。
“中國版《奧勃豪森宣言》在西柏林重現，中國電影人向世界發聲。”——西德《南德意志報》對許望秋他們的宣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爲他們的這則宣言可能會在電影界掀起一場新的革命。
1962年《奧伯豪森宜言》發表後，不僅震動了西德影壇，也引起了世界電影界人士的注意和支持；許望秋他們的宣言發表之後，同樣引起了歐洲和世界電影界人士的關注。
在西柏林城郊的一棟公寓中，德國新電影四傑之一的維姆-文德斯在看完《南德意志報》關於許望秋他們的報道後愣住了。他仔細讀了一遍許望秋他們提出的十條規則，發出一聲嘆息：“要是維爾納還活着，他一定會很喜歡這幫中國小子的。可惜啊，他就這麼去了。”
德國新電影運動開始後拍攝的電影，在藝術上取得了極大成功，在國際上斬金奪銀，但由於蔑視商業性，也導致這些電影失去了德國觀衆的支持，形成了“國際上得獎，國內不賣座”的尷尬局面。70年代初，新德國電影運動陷入危機，在1970年有19部影片無法找到買主，因爲這些電影德國觀衆根本不愛看。
直到70年代中期，隨着維姆-文德斯他們這批導演登上舞臺，這一情況才逐漸得到扭轉。1979年維爾納-法斯賓德的《瑪麗亞-布朗的婚姻》成爲最轟動的影片，新德國電影才結束了國外得獎、國內無人問津的局面，使這一運動真正進入最佳狀態。
在巴黎花神咖啡館裡，特呂弗他們一幫電影沙龍的人坐在一起，喝着咖啡，悠閒地聊着許望秋他們的電影宣言，以及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
夏布洛爾笑呵呵地道：“真是有趣的年輕人啊，沒想到他們竟然會搞出這樣的動靜來，在西柏林電影節公開發表宣言，向電影界的精英主義宣戰。”
波蘭斯基一直對新浪潮不感冒，促狹地道：“也是向你們新浪潮這幫人宣戰。”
夏布洛爾哈哈笑道：“我們早就被認爲是新浪潮的叛徒，背叛新浪潮了。他們不是在向我們宣戰，是在向電影界那些輕視商業電影的榆木腦袋宣戰，而我們是他們的戰友。”
特呂弗欣慰地着：“兩年前在戛納，跟許交談之後，我就感覺他不但極有才華，而且對電影、對電影行業的認識遠超常人，當時我就感覺，他有可能會改變世界電影的格局，現在我更加確信了當初的判斷。我相信，在未來中國電影會強勢崛起。儘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電影水準不高，也沒有世界級的作品，但中國有十億人口，擁有龐大的市場，可以支撐各種類型的電影，再加上以許爲首的這一幫年輕導演，因此，我預感到，中國電影會崛起，甚至可能會出現繼好萊塢電影和歐洲藝術電影之外的第三種電影。”
天行者牧場坐落於美國加利福里亞州的馬蓮縣的一個小山谷中，是喬治-盧卡斯的影業公司的製作基地以及其私人住宅。內有牧場、湖泊、林地、山丘和葡萄園等，還擁有獨立的消防隊。這裡不但是科幻迷心中的聖地，也是喬治-盧卡斯和朋友們聚會之地，他經常和科波拉、斯皮爾伯格、德-帕爾瑪等好友在這裡聚會。
此時的天行者牧場裡，喬治-盧卡斯他們正坐起一起聊許望秋他們掀起的這場運動。他們是新好萊塢電影運動標誌性人物，是著名的好萊塢電影小子，這這羣中國小子搞的運動十分好奇。
作爲堅定的反戰主義者，科波拉曾經痛批許望秋的《獵鷹》，他對許望秋十分反感，對許望秋他們的這場運動不屑一顧：“這是一場炒作，通過發表宣言，他們不但一舉成名，而且以後拍的電影也都會受到電影界的關注。
喬治-盧卡斯不同意：“我覺得不是炒作，他們有明確理念，對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是有深入研究的。”他指着報紙道：“比如這一條，觀衆應該是電影的參與者，而不是旁觀者。這是藝術電影和商業電影最重要的區別，藝術電影往往是以旁觀者的角度，去審視這個故事，而商業電影則要進入故事中，追求的是臨場感。”
斯皮爾伯格微微點頭道：“我覺得是不是炒作不重要，但我覺得如果他們這場運動真的搞起來了，對好萊塢其實是很不利的。”
科波拉問道：“爲什麼這麼說？”
斯皮爾伯格道：“最近幾年，在美國電影協會的協助下，好萊塢電影正在歐洲攻城拔寨，好萊塢電影在這些國家的份額是逐年上升，包括法國也是如此。除了這些國家比較小，市場比較小，不能製作像《星球大戰》這樣的大製作外，很重要一個原因是，藝術至上的理念統治了電影界，電影人看不起商業電影，優秀導演都拍藝術片去了。由於缺乏優秀的商業片導演，缺乏優秀的商業片，這些國家的電影根本不是好萊塢的對手。如果不是有政策限制，好萊塢電影可以長驅直入，將這些國家的電影輕易打垮，就連法國也一樣。
如果這羣中國小子的運動能夠成功，如果歐洲電影也像他們這樣搞，製作大批優秀的商業片，那麼好萊塢電影要想在這些市場取得成功就會變得非常困難。畢竟好萊塢電影講的是美國故事，很難去講法國故事、去講意大利故事，肯定不如本土電影有親近感。”
在場幾位導演都微微點了點頭，覺得斯皮爾伯格的話是對的，如果全球各地都搞“人民電影”運動，大力發展本土商業電影，好萊塢電影在海外的生存空間會大大壓縮。他們雖然對好萊塢大公司並沒有什麼好感，但作爲好萊塢的一員還是希望好萊塢電影能橫掃世界的。
喬治-盧卡斯問道：“你覺得他們能成爲嗎？”
斯皮爾伯格輕輕搖了搖頭：“我對中國不瞭解，不知道中國電影界的具體情況，不敢下結論，但在歐洲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爲歐洲擁有濃厚的精英主義傳統。”
李安是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的研究生，從1981年入學到現在，他已經在紐約大學呆了快兩年了。在此期間，他拍攝了多部短片，並在去年憑藉《蔭涼湖畔》，獲得了紐約大學獎學金及彎彎主辦的獨立製片電影競賽獎金穗最佳短故事片獎。
這天上午，李安像平常一樣去學校上課。路過報刊亭的時候，他無意間掃了一下報刊亭前擺着的報紙，不由自主的停住了腳步。他清楚的看到報紙的頭版的照片是一羣年輕的中國人，而報紙的標題有點聳人聽聞：“中國電影人向歐洲電影宣戰。”
李安不由自主地走了過去，將那份報紙緊緊撰在手中，飛快地閱讀起來。
在意大利羅馬的街頭，寧贏手裡拿着最新一期的《新聞報》細細地閱讀着。當她看到娛樂版上許望秋他們的大幅照片，看着那一張張熟悉的面孔，瞬間就淚崩了。
寧贏是北電78級錄音系的學生，在1981年的時候，她取得公派留學的名額，前往意大利羅馬中央電影學院，跟隨著名剪輯師佩尼皮亞學習剪輯。
作爲同學，寧贏非常清楚許望秋的才華，也相信許望秋會讓整個世界都爲止驚豔。去年許望秋他們從威尼斯退賽之後，意大利同學對許望秋他們、對中國電影冷嘲熱諷，寧贏跟意大利同學大吵了一架。她對幾個意大利同學說，我們中國的現實主義電影你意大利新現實主義要早，只不過我們的電影在亞洲，沒有傳到歐洲來罷了；我們中國電影人不比誰差，我們中國電影會重新崛起的！
此次此刻，看到那一張張熟悉的臉，看着《新聞報》的標題“中國青年導演向世界宣告，他們來了”，便控制不住內心的激動，眼淚滴滴答答的落在報紙上。她伸手擦了擦眼淚，像個瘋子似的，對着報紙上的許望秋他們喊道：“你們加油啊！中國電影就靠你們了！”
在巴黎城郊的一棟別墅裡，劇組《芳名卡門》的工作人員正在爲拍攝忙碌着，而導演戈達爾正拿着一份《世界報》全神貫注地閱讀着。
戈達爾的妻子兼合作伙伴安妮-瑪麗-米維爾見戈達爾盯着許望秋他們發表的電影宣言出神，笑着道：“你是太祖粉絲，還拍攝了向中國致敬的電影《中國姑娘》，現在一羣來自中國的年輕人高呼打倒新浪潮，打倒戈達爾，你什麼感覺？”
戈達爾回過神來，滿臉輕鬆地道：“挺好的。”
米維爾笑道：“我還以爲你會說，這羣小子受資本主義和自由主義影響太深，背叛了太祖的革命理想呢。”
戈達爾笑着搖搖頭：“他們讓我想起了激情澎湃的六十年代，那時候我們搞新浪潮，美國在搞新好萊塢，而阿根廷在搞第三電影，巴西在搞巴西新電影，古巴則出現了不完美電影，不像現在電影界死氣沉沉的。不管在任何時代，電影都需要變革，需要創新，否則電影就會走向死亡。電影需要他們這樣的年輕人站出來，哪怕反對的是新浪潮，反對的是我。儘管我們理念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我們都熱愛電影，我們都相信，世界終將被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