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聽取了彭州市常委班子彙報工作之後，趙建輝對這個問題還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具體的經濟操作並非趙建輝所長，他只是從政策的角度，說出了自己對於當前一個階段，解決地方經濟發展的個人看法。
這都是他在黨校學習期間就考試思考，慢慢開始成形的一些想法。
“……改革開放３０年，我國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年增長率達到９％以上，工業化發展突飛猛進。很多國外學者認爲這是一個近代經濟史上的‘增長奇蹟’。這個所謂‘增長奇蹟’是怎麼發生的？很多專家學者都在探究其中的‘奧秘’。答案可能有多種。我認爲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國選擇了市場經濟，走上市場化改革之路。這種選擇改變了我國的發展軌跡，也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格局。”
????“而選擇市場化體制的發展我國家並不鮮見，爲什麼我國的市場化改革及其發展能在短短３０年裡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績呢？我覺得這裡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個東西，就是我國走出了一個自己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什麼是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對這種模式應該怎樣概括？當前已經有不同版本的各種說法。例如很多人都比較認同的‘漸進式改革模式’的說法。但是‘漸進式改革模式’說到底，還只是在政策操作特徵上對我國市場化改革的總結，更爲本質性的東西還需要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歷史上，很難看到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相類似的案例。在西方經濟學的經典文獻中，也很難找到可以爲我國市場經濟進行註解的嚴格學術論證。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力圖把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結合與兼容起來，這就同以往任何市場經濟的模式大不一樣了。……”
“……我認爲，咱們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在市場化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中，不放棄公有制爲主體的基本方針，又堅持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政策，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國家經濟的控制力量和政府管理始終發揮着主導性作用。很顯然，這種發展模式既區別於中南美洲一些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模式，又區別於東歐國家和俄羅斯的市場化道路，也與東洋國的所謂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不同。……”
????“在我國的市場經濟模式中，當然是價格—競爭機制發揮重要作用，但同時國家經濟的控制力作用和政府管理的作用又特別強大。對此，國外學界帶有批判含義的觀點很多，所謂指稱我國是“權威資本主義”的提法就是由此而來的。國內學界的批評聲音也不少，最尖銳的意見認爲這種狀況並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認爲，問題可能不這樣簡單。”
黑格爾有一個重要命題：一切現實存在都是合理的。在這裡，我想借用著名的“瓦格納定理”來對我國市場經濟模式的存在合理性加以說明。１９世紀７０年代，德國經濟學家瓦格納發現，一個國家一旦全面進入工業化發展過程，政府經濟部門在數量和比例上都有一種擴大現象，公共財政將不斷膨脹，國家經濟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斷強化……。瓦格納預言，這種趨勢作爲規律性現象，將在未來５０年—１００年後仍然發生作用。對這種趨勢的原因，瓦格納講了幾個基本理由：大規模產業發展要求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擴大；市場競爭激烈要求公共福利項目增加；經濟壟斷力量活躍要求強化市場管理；工業化導致農村破產要求政府的全面幫助等等。
在“瓦格納定理”發表後，先後有若干著名經濟學家（包括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遜）用英國工業革命、二戰後美國的發展情況和６０年代後英美德三國的比較發展作過經驗數據的驗證，結論是，儘管實際情況非常曲折複雜，但“瓦格納定理”的一般趨勢是存在的。
????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雖然建立了國家工業化基礎體系，但正是改革開放和市場化改革，才撬動了我國工業化的全面高速發展。在這個新的發展環境下，瓦格納所講的國家經濟力量和政府管理不斷強化的種種情況，在我國也可以找到存在的根據。此外，我國還將長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協調與區域發展協調、國土資源與環境保護、建立創新型國家、國家經濟安全、控制龐大人口的增長、市場秩序的維護，以及謀劃全球發展戰略等方面的任務很重。可以說，“瓦格納定理”在我國存在的理由，可能更加充分。
????進一步考察就會發現，在改革開放後長達３０年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具有我國特色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國家主導的工業化高效積累。我國現代工業發展的一個最基本瓶頸就是資本積累匱乏。在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同農產品的不等價交換進行了初期積累，建立了國家工業化基礎體系。改革開放引入市場經濟的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開始了工業化全面展開的歷史進程。現在看，雖然新時期進行資本積累的方式很多，但獲得最重要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一個是依靠從國外引入資金，另一個就是通過土地積累，即政府和開發商通過低價徵用土地獲得大量資金。
這種依靠土地積累所獲得的資本總量，要遠比從國外引入資金大得多，有研究機構測算其總量超過２０萬億元人民幣。
已有研究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收益已經超過財政預算的３５％以上。
儘管這種積累方式對許多補償不足的失地農民來說是不平等的，其所帶來的後續社會矛盾也非常棘手，但誰也不能否認，正是倚賴這個極其巨大的土地資本積累，我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才能得以如此迅猛地發展，ＧＤＰ才能得以保持長期持續高速增長的水平。而這種土地資本積累的制度條件，就是建國以來堅持一貫的土地國有化制度——這實際上是公有制爲主體的最堅硬基礎。
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在改革開放後就推倒這個制度，實行土地私有化改造，把土地所有權完全放到私人手中。這樣做市場自由化程度肯定很高，市場競爭會更加充分，但推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成本就會十分高昂，獲得今天這樣的工業化發展成果也一定會花費更爲長久的時間。
——國家管理資源、能源產業與經濟穩定。一個國家的資源、能源產業是工業化發展的基礎經濟部門，其發展和供求狀況既對下游產業的微觀運行發生重要作用，又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宏觀運行和國家經濟安全產生重要影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這個經濟部門由國家完全壟斷，進行統一國有化經營。
市場改革後，這個經濟部門的發展面臨兩種選擇，一個是產業進入完全競爭領域，進行徹底的市場化改造，由國內外私人資本承擔投資、開發主體（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都作了這種選擇）；另一個是不改變國家的經濟控制和政府管理，但對原有國有化經營體制進行制度改造。我們選擇了後者。事實證明，這種選擇是有合理性的。
改革後的產業能力和企業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少企業集團進入了世界百強。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政府統籌管理下，發揮着國民經濟宏觀穩定的戰略職能，在保持穩定增長中承擔了重要的社會責任，併爲下游企業提供了價格相對便宜的初級產品，實際上是國家對全部工業化成本的補貼（這個重要成本因素不能忽視）。此外，在國內民營資本還無力大規模地進入發展階段，由國家資本優勢控股還可以避免國外大公司、大資本的戰略控制。
——政府的強大經濟組織力量。我國進入現代市場經濟有兩個先天不足，一個是制度性問題，一個是公共產品問題。從制度性問題看，我國沒有重商主義傳統和比較發達的近代工商業社會基礎，計劃體制又完全排斥市場經濟活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不是自下而上自發地進行，而是執政黨自覺改變觀念，由政府推動自上而下有組織地進行市場化改革。這種政府組織行爲包括提出改革方針、讓出市場活動領域、縮減計劃定價比例、改造國有企業、提供市場機制運行制度平臺、管理市場秩序，等等。可以說，在我國，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由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扶植起來的。如果不是這樣，市場化改革一開始就高舉私有化旗幟，完全依靠私人主體自發進行，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種結果了。
從公共產品問題看，我國幅員遼闊，市場經濟全面啓動，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問題非常突出。大型港口誰來建造？現代交通網絡誰來籌辦？基本農田水利設施誰來投入？大江大河誰來治理？國土規劃誰來主持？環境污染誰來整治？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
當然，按照科斯原理，這些公共產品也可以在釐清產權的條件下由私人提供。但幾乎毋庸爭議的是，如果用這種方式提供公共產品，其交易成本一定會大得多，至少社會基礎設施水平決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改革開放３０年，政府運用強大的經濟組織力量，爲市場發展提供了規模宏大、配套完備的公共產品，爲我國經濟的持久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如果把我們的企業全部變成私人控股的，那麼，用不到幾年，我們拿什麼來推動這種公共產品的建設？這個弊端，在一些發達國家是已經顯現出來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