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兵學經典《軍志》是我國最早的兵書之一，據推測該書成書於西周時期。“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的著名論斷就出於此，這裡的“先人”也就是我們後來所講的“先發制人”，“後人”也就是“後發制人”，因而該論斷反映出當時人們對“先發制人”與“後發制人”這兩種不同作戰指導思想就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時至春秋戰國，五霸七雄疊興，諸子百家爭鳴，中國的思想、政治、文化等領域均達到了空前的繁榮，軍事理論領域也是如此。面對“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兩個重要的策略選擇，出現了兩種觀點完全不同的兵學流派：一派以孫子爲代表，強調進攻速勝，主張“先發制人”；另一派以范蠡爲代表，強調貴柔守雌，主張“後發制人”。
縱觀“兵法十三篇”，孫子是非常重視在軍事上採用“先發制人”策略的。其在《虛實篇》中指出：“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主張先於對手進入戰場，以逸待勞，爭取主動，使敵人陷於被動。《軍爭篇》中講的“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就是說的敵對雙方在戰略、戰役展開或進入戰鬥時，要注意爭取先機之利，先敵佔領戰場要地，先敵展開部隊，先向敵人弱點進攻，從而奪取主動權，而把敵人置於被動地位。可見，“先發制人”的實質是：我方在準確的情報蒐集和戰前廟算之後，針對雙方的優劣勢，率先發起的進攻行動，目的在於確保在最短的時間內確立我方的戰爭主動權和戰術選擇權，使對方陷入全面被動，以達到“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效果。該策略通常採取突襲的手段，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多管齊下、系統攻擊，打亂敵人的戰略意圖和軍事部署，爭取主動，從而使戰爭向着我方預先制定的戰略計劃和戰術節奏進行，以便於形成有利於我方的軍事態勢。從古至今，突襲戰的成功戰例比比皆是，但概括起來均具有三大特點。其一，“速”，即運動迅捷，兵貴神速是用兵征戰的通則，尤其是在軍隊去國遠鬥，奔襲他國之時顯得尤爲重要。只有快捷有力的軍事打擊纔是我們把優勢及時轉化爲勝果、擴大己方整體優勢的根本保證。任何複雜的鬥爭和博弈，在某一瞬間都有可能變得簡單而又易於掌控，任何潛在和外在的力量在極短的時間內都很難發揮作用，這就是《易經》強調的“審時度勢、以剛決柔”的道理；其二，“狠”，攻敵要害，突襲戰往往不宜與敵人全線交戰，更不可形成拼實力、拼消耗的局面，應儘量減少與對手不必要的接觸，速戰速決，攻擊對手的要害之處，諸如指揮所、屯糧處等，此類地方敵方雖是防守嚴密，但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打擊成功，便可動搖敵人的整個部署和軍隊的信心，進而左右這個戰局。其三，“秘”，即隱秘突然，隱秘和突然這兩個命題實際上是一體的，二者相得益彰，指揮者如利用好這對辯證關係，便可對敵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致使其心生恐慌，甚至喪失繼續戰鬥下去的勇氣。爲了增強突襲的突然性，孫子主張在發起突襲前，封鎖消息，取消一切通行符節，斷絕各國使者往來，以期達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不難看出，“先發制人”是一種以我爲中心的作戰策略，由於其突然性、系統性和計劃性，一旦使用得當，優勢兵力、獨有優勢、最佳時間和最佳地點四大要素便可在第一時間進行爆發，形成強大的“兵勢”，故而指揮者大都可以在戰爭初期獲得較大的戰爭主動權，使得自身的特色和優勢最大限度地得到發揮，力爭在對手動員和使用其軍事、經濟、外交等潛力之前，將其擊潰。因此，“先發制人”也就成爲了爭取“兵勢”的首選策略，既可使強者降低戰爭損失，又可令以少勝多成爲可能。
下面我們來看一個“闔閭西征破楚”的經典戰例。春秋末年，吳王闔閭在取得王位之後，召見孫武、伍子胥等人，共同商議圖霸大計。孫武認爲：周室衰微，楚國常爲列國之強，獨霸江淮已經數世，吳國若想中原圖霸，又必須以江淮之地作爲基礎，故而時下圖霸首先必須擊敗楚國。然而，楚國地廣人稠，百姓生活殷實，軍隊裝備精良，作戰經驗豐富，並且楚國在江淮一帶，世爲霸主，屬國衆多，業已形成了以楚國爲核心的政治聯盟。因此，在此情況下，吳國不宜與楚硬拼，還需運用謀略，進一步疲憊楚國，待其國敝民疲之時，方可全力進攻楚國。伍子胥非常贊同孫武的見解，並獻上一條“三師疲楚”的妙計，此計包含兩個部分，其一，將吳軍分爲三支，輪番出擊，騷擾楚國邊邑，楚進吳退，楚退吳進，在避免與楚軍接觸的同時，充分調動楚軍，最大限度地消磨其鬥志。其二，待到楚軍人困馬乏，麻痹輕敵之時，集中三軍優勢兵力，出其不意，擊潰對手。闔閭充分採納了兩位賢臣的建議，立即展開行動，接連襲擊楚國的夷、潛、六等地。楚國不知是計，每次皆以全軍抵敵，吳軍忽南忽北，使得楚軍疲於奔命，士氣低沉。通過六年的持續騷擾，楚軍將領對於吳軍的軍事騷擾已然熟視無睹，誤認爲吳軍每次僅是騷擾而已，放鬆了應有的警惕，這就爲吳國舉國攻楚提供了有力的條件。吳王闔閭九年秋，楚國興師攻蔡，蔡昭侯求救於吳，唐成公聞訊，亦遣使入吳，表示願與蔡、吳聯合抗楚。孫武考慮蔡、唐兩國雖弱，但居於楚國的側背，如果能夠借道兩國，吳軍便可避開楚軍的正面防線，從其側翼進行戰略迂迴，直插楚國腹心，實現對楚都郢城的戰略突襲。因而，立即建議闔閭接受蔡、唐的請求，並制定了沿淮河西進，途徑蔡、唐兩國深入迂迴楚國西北，直逼楚都郢城的進軍路線。此舉一來可以進一步麻痹楚軍統帥，使其誤以爲吳軍如以往一般，僅是短線出擊求援蔡國；二來使得吳軍避開楚軍重兵佈防的區域，由其守備薄弱的側翼迂迴突襲，避實擊虛，出其不意。闔閭完全同意孫武的計劃，於是年冬，親率吳國三萬精銳，逆淮河西進，彙集蔡、唐之衆，直趨漢水。楚軍慌忙調整部署，倉促沿漢水西岸佈防。吳軍乘勢於柏舉大破楚軍主力，攻入楚都郢城，楚昭王匆忙中逃奔隨國。是役，吳國君臣首先對吳楚兩國的優劣勢進行全面的瞭解和分析，利用“三師疲楚”之計削弱和麻痹楚軍，之後，利用蔡、唐兩國的地理優勢，以迂爲直，長途奔襲，直取楚都，在楚國沒能發揮出自身地大物博、人員衆多的戰爭潛力前，將其一舉擊敗，可謂是孫子“先發制人”策略的經典詮釋。
與孫子的“先發制人”策略相比較，作爲“後發制人”策略的代表人物，范蠡在老子“不敢爲天下先”、“後其身而身先”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後則用陰，先則用陽”、“盡敵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的重要命題。其認爲，“後發制人”要用潛力，“先發制人”則靠銳氣，把對手的銳氣減損到最大限度，而把自身的潛力積蓄到最大程度，再消滅對手。“後發制人”的實質是：在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不與對手進行決定性的爭奪，重在對於戰局態勢上的把握，以空間和時間作爲代價，發動本方在軍事、經濟和外交等領域的潛在力量，在對手暴露出弱點或者態勢有利於己方的情況下，果斷進行反攻，奪回戰爭主動權，進而爭取戰爭全局的勝利。因此，“先發制人”強調的是先入爲主、步步緊逼，“後發制人”強調的是徐制其弊、擇機破敵。“後發制人”成功的關鍵不外乎以下幾點：第一，一定的實力和充分地戰前準備。所謂“後發”，不是“後應”，更不是被動挨打，而是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對於實力的保留和蓄積，便於在日後對手破綻明確時，集中爆發。故而，充分而有針對性的信息蒐集和戰術準備是該策略的重中之重。如何退卻？哪些地方可以放棄，哪些地方又要堅守？何時何地發動反擊？種種此類問題的決斷都應基於此。第二，適當的放棄和退卻。我們的放棄和退卻目的在於，以空間和時間作爲籌碼與對手周旋，不被對手的既定計劃所致，保持自身一定的靈活性和主動權，爲日後的反擊爭取機會。極端地講，一名優秀的指揮者寧可在困局中割捨眼前利益果斷退出，擇機再戰，也不願在被動的形勢下被對手拖死。第三，利用對手的弱點和心態變化。隨着戰爭的進行和早期戰果的出現，勢必對敵我雙方的心態和行動造成影響，後發者的機會在此時也將逐漸顯現，必須適時地抓住，擇機破敵。第四，兵力分散集中的能力。只有平日裡，加強隊伍的演練，提高其靈活性和機動性，此時才能更好地通過奇正扯動，製造機會；也才能更好地捕捉對手的漏洞，藉機破敵。上述只是飛刀自身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還需要我們通過實踐不斷地進行摸索和總結。
在此我們以“吳蜀夷陵之戰”的例子深化一下大家對“後發制人”策略的理解。221年七月，劉備率蜀軍主力七萬多人對吳國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企圖奪回此前被吳將呂蒙奪取的荊州。當時，隨着荊州的易主，吳、蜀兩國的邊界已經西移至巫山附近，長江三峽成爲兩國之間的主要通道。劉備首先派遣將軍吳班、馮習率領一萬多人作爲先頭部隊，奪取峽口，攻入吳境，在巫地（今湖北巴東）擊破吳軍李異、劉阿部，佔領秭歸。爲了防範曹魏乘機襲擊，劉備又派鎮北將軍黃權駐紮在長江北岸，同時暗遣侍中馬良到武陵爭取當地部族首領沙摩柯，邀其起兵協同蜀漢大軍作戰。孫權在面臨蜀軍戰略進攻的情況下，任命右護軍、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統率朱然、潘璋、韓當、徐盛、孫桓等部共五萬人開赴前線，抵禦蜀軍；同時，又遣使向曹丕稱臣修好，以避免兩線作戰。陸遜上任後，通過對雙方兵力、士氣以及地形諸條件的仔細分析，指出劉備兵勢強大，居高守險，銳氣正盛，求勝心切，吳軍應暫且避開蜀軍鋒芒，再伺機破敵，並耐心地說服了吳軍中主張速戰的將領，果斷地實施了戰略退卻，一直後撤到夷道（今湖北宜都）、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古老背）一線。吳軍在此收縮陣線，轉入防禦態勢，以遏制蜀軍的繼續進兵，並彙集兵力，準備相機決戰。如此一來，吳軍雖然失掉了自己部分土地，但卻完全退出了高山峻嶺地帶，把兵力難以展開的數百里長的山地留給了蜀軍，自己則選擇在優勢地形處，以逸待勞、尋找戰機。次年正月，蜀漢吳班、陳式的水軍進入夷陵地區，屯兵長江兩岸。二月，劉備親率主力從秭歸進抵猇亭，建立了大本營。這時，蜀軍已深入吳境二三百公里，由於開始遭到吳軍的扼阻抵禦，其東進的勢頭停頓了下來。在吳軍“扼守要地、堅守不出”的情況下，蜀軍不得已乃在巫峽、建平（今重慶巫山北）至夷陵一線數百里土地上設立了幾十個營寨。爲了調動陸遜出戰，劉備遣前部督張南率部分兵力圍攻駐守夷道的孫桓。孫桓是孫權的侄兒，因此，吳軍諸將紛紛要求出兵救援，但陸遜深知孫桓素得士衆之心，夷道城堅糧足，最終拒絕了分兵援助夷道的建議，避免了吳軍兵力的分散和過早地消耗。從正月到六月，兩軍仍然相持不決。劉備爲了迅速同吳軍進行決戰，曾頻繁派人到陣前辱罵挑戰，但是陸遜均沉住氣、不予理睬。後來，劉備又派遣吳班率數千人在平地立營，另外又在山谷中埋伏了八千人馬，試圖引誘吳軍出戰，伺機加以聚殲。但是，在冷靜持重的吳將陸遜面前，此計依然未能得逞。陸遜的堅守不戰完全破壞了劉備“倚恃優勢兵力、企求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蜀軍將士逐漸鬥志渙散鬆懈，失去了主動的優勢地位。六月的江南，正值酷暑時節，暑氣逼人，蜀軍將士不勝其苦。劉備無可奈何，只好將水軍舍舟轉移到陸地上，把軍營設於深山密林裡，依傍溪澗，屯兵休整，準備等待到秋後再發動新一輪的進攻。由於蜀軍是處於吳境二三百公里的崎嶇山道上，遠離後方，故後勤保障多有困難，且加上劉備百里連營，兵力分散，從而爲陸遜實施戰略反擊提供了可乘之機。此時，陸遜看到蜀軍士氣沮喪，放棄了“水陸並進、夾擊吳軍”的作戰方針，認爲戰略反攻的時機業已成熟。爲此陸遜向吳王孫權上書，陳述發動反擊的理由：交戰之初，吳軍所顧慮的是蜀軍水陸並進、夾江直下，以順流突進的方式，利用水軍包抄吳軍後方；現在蜀軍舍舟就陸，處處結營，從其部署來看，很難再有有什麼變化，這樣我軍就有了機會，擊破蜀軍，當無困難。孫權當即批准了陸遜這一由防禦轉入反攻的作戰計劃。陸遜在進行大規模反攻的前夕，先派遣小部隊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進攻。這次進攻雖未能奏效，但卻使陸遜從中尋找到了破敵之法——“火攻蜀軍連營”。因爲當時江南正是炎夏季節，氣候悶熱，而蜀軍的營寨都是由木柵所築成，其周圍又全是樹林、茅草，一旦起火，就會燒成一片。決戰開始後，陸遜即命令吳軍士卒各持茅草一把，乘夜突襲蜀軍營寨，順風放火。頓時間火勢猛烈，蜀軍大亂。陸遜乘勢發起反攻，迫使蜀軍西退。其他各路吳軍兵馬，迅速起兵配合陸遜的主力在猇亭向蜀軍發起全面攻擊。吳軍進展順利，很快就攻破蜀軍營寨四十餘座，並且用水軍截斷了蜀軍長江兩岸的聯繫。蜀軍將領張南、馮習及土著部族首領沙摩柯等陣亡，杜路、劉寧等卸甲投降。劉備見全線崩潰，逃往夷陵西北馬鞍山，命蜀軍環山據險自衛。陸遜集中兵力，四面圍攻，又殲滅蜀軍數萬之衆。至此，蜀軍潰不成軍，大部死傷和逃散，車、船和其他軍用物資喪失殆盡。劉備乘夜突圍逃遁，才得以擺脫追兵，逃回永安城中。
客觀地講，東吳主將陸遜高超的指揮才能和適宜的作戰策略是吳軍獲勝的主要因素。陸遜善於正確分析敵情，沒有急於同蜀軍進行決戰，而是採取“徐制其弊、後發制人”的策略，主動退卻，大膽誘敵，將幾百裡的山路完全拋給了蜀軍，既使敵軍難以在立營，又增加了其後勤補給的困難。在劉備軍懈怠後，陸遜又集中兵力，擊其疲憊，巧用火攻，並匯合多路吳軍同時發動了步驟緊湊、氣勢恢宏的戰略反攻，使得蜀漢部隊在沒有反應過來的情況下，就被徹底擊潰。以吳軍的實力，如果在蜀軍剛剛犯境時，與之進行決戰，也是有可能將其擊敗的，但付出的代價必將是慘重的，相反，採取了“後發制人”的策略後，不僅減少了吳軍的傷亡，增加了吳軍對戰爭的把握度，而且對蜀軍的打擊更加沉重，殲滅得更加徹底。正如《莊子·說劍》中所講：“夫爲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可見，“後發制人”策略中還蘊含着“擇其要害、一招制敵”的深意，也不只是弱者的自保之法。
《呂氏春秋·不二篇》中記載，“王廖貴先，倪良貴後”，足見這兩位先秦軍事家，一個主張“先發制人”，一個則主張“後發制人”，他們都根據自身的特點和需要，採取了適合的策略，並且獲得了成功。可見，“先發制人”和“後發制人”這兩種策略，本沒有優劣高下之分，關鍵是運用得當、因敵制勝。一般說來，實力強大、處於進攻的一方，多采用“先發制人”的策略，攝心奪氣，加速對手的崩潰，降低自身的折損；具有特殊優勢的一方，爲了充分發揮自身的特有優勢，使得戰爭向着自身預定的計劃進行，也往往喜歡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相反，實力較弱、處於守勢的一方，則多采用“後發制人”的策略，通過時間和空間，尋找應對策略和反攻的時機；實力在伯仲之間，力圖通過戰爭給對手致命打擊的一方，也常常選擇“後發制人”的策略，逐步尋找對手的漏洞和出手的機會，以期一擊制敵。此外，對手迴旋餘地小的情況下，我們也較願意“先發制人”、速戰速決；而具有較爲寬鬆的退卻空間是進行“後發制人”的必要條件。應對相對簡單而對抗激烈的博弈，“先發制人”無疑是我們的首選，“後發制人”的策略則更多地被人們用於對抗更加含蓄、形勢更加複雜的博弈之中。史冊萬千，成功的指揮者有時在戰略上“先發制人”，而戰術上“後發制人”，有時在戰略上“後發制人”，戰術上又“先發制人”；戰爭的前半程“先發”後半程“後發”，抑或前半程“後發”後半程“先發”；戰爭的一個局部採取“先發”策略，另一個局部又選擇“後發”策略，諸如此類的變化比比皆是，而策略的選擇關鍵取決於雙方實力的對比和戰局的具體情勢。總之，“先發制人”要發揮“先發”的特點，“後發制人”要體現後發的優勢，最終達到“致人而不致於人”的效果，在雙方決戰時掌握戰場的主動權和選擇權，從而奪取戰爭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