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北政權的問題，比蘇聯面臨的還要嚴重，而林漢根本不相信，印共的領導人會擁有斯大林這般“鋼鐵意志”，有這個氣魄將整個國家權從上到下清洗一次。
印北這邊，土改不徹底，種姓沒有從根子上真正廢除，民衆思想上的解放更是無從談起，黨員素質和質量也很讓人抓頭。在這樣的情況下，新政權將來一定會出大問題”。
對於印共在建國後走上“修正主義妥協道路”的現狀，林漢是這麼說服中國的同志放棄繼續強力干涉印度的“革命”進程的。
“有時候，人民確實是健忘的。人類最大教訓就是，他們總是好了傷疤忘記了痛，要吃兩茬苦纔會想起從前的好，過一段時間傷口好了後，又會再次忘記，如此循環，永無休止。
但是，一個從人間重新跌回地獄的印北共和國，不但可以讓當地的印度人懷念解放軍在時的各種好處，也同樣有利於已經成爲中國人的“前英屬印度人”，在看到自己“親戚”的現狀後，永遠對新中國感恩——有對比才會記得好，我那個時空，後來內蒙古的蒙古族同胞在看到蒙古國的現狀後，就非常明白這個道理。”
1941年後，發生在印東北和巴基斯坦的事，英國人很快就通過兩地逃亡過來的上層人士知曉了。
雖然在林漢的眼裡，現在的印北共和國，不過是一個“印修”，蘇聯人在巴基斯坦進行的變革，也是問題多多。但是從“向下比”的“比爛”的角度來說，這個印修還是比英屬印度的其他地方，要“進步”太多了。
1942年後。中國發行的《人民日報》，頭版上登出一篇文章，很準確地說出了英屬印度的現狀。
“一個幽靈，共（蟹）產主義的幽靈，在亞洲上空徘徊。英屬印度的一切勢力，英國殖民者。土邦首腦，以及所謂的高種姓人士，甚至是印度國內從前那些追求獨立的反殖民(蟹)主義政黨，現在都爲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
英屬印度的“東北七姐妹中”，唯二沒有被解放的特里普拉邦和米佐拉姆邦，由於和印北共和國相鄰，接觸較多，受到的影響也最大。
在新中國看來，印共控制下的印北共和國的“革命”很不徹底。甚至可以打上“印修”的標記。但在這些還停留在半奴隸半封建時代的印度土邦首領眼中，已經是令人恐懼的的“魔鬼一般”的行爲了。至於西邊巴基斯坦地區進行的更激進的變革，那就更不必多說了。
不僅是土邦領主看着發生東西兩個方向上的變革而顫顫發抖。
印度特色的四大種姓，地位最高的婆羅門和稍次的剎帝利，廢除種姓制度，也嚴重傷害了他們的利益。就算是地位更差一點的吠舍和首陀羅，他們雖然受到波羅門和剎帝利的壓迫，但也“享受”着壓迫最低層的“賤民”帶來的好處福利。對於東西方向正發生的變革，本身也是持懷疑的態度。
至於印度境內一直在鬧“獨（蟹）立”。和英國政府不對付的那些五花八門的政黨，如甘地的國大黨，綠教黨，社民黨之類的政黨（注：四十年代時的印度，各種亂七八糟的黨派，最高時達到192個之多。）。同樣也無法接受兩地正在發生的變革。
在中蘇兩家眼裡，這些黨派，不敢發動羣衆，不敢依靠工農無產階級，滿腦子都是想着在“上等人”和“富人”、中產、小資中間活動。妄想僅過議會鬥爭和宗主國的“慈悲”獲得解放的黨派，本身就是連“修正主義者”都不如的“革命浪漫主義者”。
印度的那所謂的黨派，他們的立場、主張、作爲，此時套用百年前馬大叔寫的《共(蟹)產黨宣言》關於“封建社會主義”的文字，就可以將本質揭露得體無完膚。
“法國和英國的貴族，按照他們的歷史地位所負的使命，就是寫一些抨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作品。在法國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國的改革運動中，他們再一次被可恨的暴發戶打敗了。從此就再談不上嚴重的政治鬥爭了。他們還能進行的只是文字鬥爭。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彈復辟時期的老調了。爲了激起同情，貴族們不得不裝模做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身的利益，只是爲了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利益纔去寫對資產階級的控訴書。他們用來泄憤的手段是：唱唱詛咒他們的新統治者的歌，並向他嘰嘰咕咕地說一些或多或少兇險的預言。
這樣就產生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半是輓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迴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刺中資產階級的心，但是它由於完全不能理解現代歷史的進程而總是令人感到可笑。
爲了拉攏人民，貴族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做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着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蟹)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於是就哈哈大笑，一鬨而散。他們責備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因爲它產生了無產階級，不如說是因爲它產生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因此，在政治實踐中，他們參與對工人階級採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們違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詞，屈尊拾取金蘋果，不顧信義、仁愛和名譽去做羊毛、甜菜和燒酒的買賣。
正如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一樣，僧侶的社會主義也總是同封建的社會主義攜手同行的。
要給基督教禁慾主義塗上一層社會主義的色彩，是再容易不過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對私有制，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獨身和禁慾、修道和禮拜來代替這一切嗎？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只不過是僧侶用來使貴族的怨憤神聖化的聖水罷了。”
百年前馬大叔和恩大叔嘲諷歐洲的那些所謂的“貴族革命黨”時所用的話，一樣可以用在一百多年後。1940後的印度諸多黨派身上，無論這些黨派的首領是叫甘地還是叫尼赫魯都不例外，只需將幾個關鍵部分的詞彙稍作改動即可：如將貴族替換成“高種姓的革命者”，資產階級替換成英國殖民政府和土邦首領，僧侶、基督替換印度的各個宗教。
1941年歐洲戰爭結束後，英屬印度的境內。出現的最詭異的現象就是：這裡林立的各類黨派，一邊繼續進行“和平鬧事”，想要爭取印度脫離英國控制獨（蟹）立建國。另一邊，這些黨派和他們所屬的印度上層階級，卻東、西兩個方向發生的變革警惕性十足，在打擊印共一事上，堅決地站在了英國政府這一邊。
“被英國人殖民，那是失去尊嚴和少量錢財的問題。（反正可以從底層身上再刮回來）被布爾什維克解放，那就是失去所有一切的問題。”
由階級性屬性帶來的利益問題。是決定一切黨派的政治傾向的關鍵因素。
在宣傳上，英屬印度境內的地方高層勢力首腦，五花八門的各類黨派，已經不再象1940年中蘇兩家打到印度邊境時那般狂熱，反而是異常冷靜地堅決站在英國殖民政府這邊，對着中蘇兩國大肆指責，指責他們“分裂印度”，無恥的“強盜和流︶氓”。
1940年後。英國殖民政府加大了對控制區內印共的打擊力度，在過這程中。印度國內的許多黨派和英國人暗中通氣，提供情報，印共在英屬印度的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限制。
當然，這些印度的諸多黨派，倒也有聰明人，懂得玩兩面三刀的把戲。他們和英國人的合作打擊印共。不少是偷偷摸(蟹)摸進行的。象甘地領導的國大黨，作爲印度最大的黨派，他們一方面和英國人暗中聯繫泄露印共的活動情，另一方面卻也偷偷地聯繫蘇聯人和中國，而自身在印度表面。卻擺出不發一言的僞中立嘴臉。
不過這些黨派的兩面三刀的嘴臉，很快通過阿爾託利婭傳到了林漢這邊，然後又傳到中方那邊。
中方上層本來還存在着一些天真的“國際主義人士”，但在拿到林漢傳來的情報，看清了印度這夥人的嘴臉之後，哪怕是再天真的“國際主義人士”，也被刺激得憤怒起來。
印度境內各大分離主義政黨的嘴臉和本質，老謀深算的英國人全看在眼裡，他們也順勢推波助瀾。讓人在當地上層中炒作“布爾什維克瘟疫威脅論”，令印度各地的土邦政權因爲抗拒和恐懼“赤化”而不敢脫離英國政府的保護。1940年休戰之時，受到美國的威脅，加上戰爭中損失慘重，英國人在印度的控制力一度降低到最低的冰點，但是他們還是撐了過來，一個極重要的因素，就是印度當地的中層和上層，害怕獨立後失去英國的保護，讓東邊和西邊的紅色勢力入侵變色而失去一切。
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兩個矛盾上，印度中上層階級選擇了對自己最有利的那個。
一年戰爭結束後，在阿爾託利婭出現前，英國人爲了增強對印度的控制力，打着“反對布什維克化”的旗號，在印度組建了“反對布爾什維克同盟軍”。
這支所謂的“反對布爾什維克同盟軍”，其本質上，和蘇聯建國戰爭時的“白軍”差不多，其大部都是由印度各個土邦的頭領提供資金，英國人提供武器和軍官，組建的目的，就是一旦中蘇兩家再度對印度發動戰爭時，就由支同盟軍頂到前線去當炮灰。
這是在阿爾託利婭出現前，英國人在戰後三年裡採取的應對方針。
而阿爾托出現後，意識到其“神使”的身份，通過宗教給印度洗腦的巨大好處後，英國官方開始有了新的想法。
從1935年起，英國人在中國就遭遇了紅色中國的士兵。
在那場戰爭中，英國戰敗，最後被迫灰溜溜地滾出了中國。戰爭過程中，那些“紅色布爾什維克”在戰場的英勇無畏的作戰意志，尤其是在舟山羣島上的苦苦堅持了一年游擊戰，傷亡超過七成卻不肯投降，最後以勝利者身份離開的中方游擊隊員，給英國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狂戰士”，這是戰後英國參戰軍人給對手打出的評價。
英國人對布爾什維克那一套理論的理解比別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深，他們在宣傳上攻擊對手時，就很愛用這是一支“宗教式狂熱的軍隊”。
雖然英國政府這麼“宗教式軍隊”攻擊對手，但實則心裡充滿了酸溜溜的味道，他們心裡也很想建立一支類似的軍隊。
著名的“英奸”丘吉爾在曾在戰爭期間說過一句很無恥的話：在最後一個印度人死(蟹)光之前，大英帝國都不會與德國和談。
印度有兩億人口，由印度徵召的殖民地軍隊是英國陸軍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是印度阿三是個多民族的國家，中南半島這片大陸的民風實在太不夠尚武了，根本就不是“戰鬥的民族”——如果足夠尚武，就不至於幾千年的歷史，只要異族打進來，總能輕易地征服他們，誰都可過來上他們。
英國政府最大的夢想就是，只要從這兩億人口中徵得的士兵，能擁有廓爾喀的士兵一樣的作戰意志，那日不落帝國的太陽就永遠不落。廓爾喀人，是印度人中戰鬥力最強的民族，由該族徵得的士兵戰鬥意志很讓英國人滿意，唯一遺憾的是該族的人口不多，能徵得的兵源有限。
除了廓爾喀人外，印度這兒的其他民族，其戰鬥力普遍可以用戰五渣來形容。以至於一年戰爭中，在面對中蘇兩家的東西圍攻中，英國空有兩億兵源的殖民地和主場優勢，卻無力組織起強力的軍隊對抗。
阿爾託利婭出現後，英國人想到了解決這個問題的好辦法。
英國官方的一個“奇思妙想”就是，藉助阿爾託利婭的“神使”，組建一支“宗教化”的殖民地軍隊。這支軍隊以阿爾託利婭爲崇拜對象，打着聖戰的名義爲其而戰，這種被宗教洗腦的軍隊，作戰意志不成問題，是極好用的炮灰。
在埃及傳教成功後，阿爾託利婭於1944年七月來到印度，以神使的身份開始在這裡傳教，英國政府想通過她，改變印度人不堪入目的作戰意志，從而建立起一支狂熱的宗教型軍隊，作爲替英國人在各地戰場上充當維護其殖民地利益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