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索爾仁尼琴《牛犢頂橡樹》之二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忽而高尚的情操閃爍，忽而在教條主義下不得不折腰，忽而又由於感覺到真理的存在而心靈震顫，忽而又像推土機般勉強地向前掘進。”
他，蘇聯《新世界》雜誌主編，中央候補委員，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索爾仁尼琴浮出水面時攀上的第一艘船的船長。他是長官，也是一名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打撈員。他最早發現了這條需要救助的魚，對，馬上！他眉頭都沒皺。能一眼認出索爾仁尼琴的巨大價值，成了他一生中最驕傲和誇耀的事。
他掌舵的是一艘絕對體制化的鐵甲船，懸掛醒目的布爾什維克黨旗，滿載政府之貴重物資，但他竟允許——簡直是盛邀——一名被政府打下水的囚徒成爲這艘豪輪高貴的上賓，甚至還鳴放了禮炮，多麼不可思議！沒有這位老水手破天荒的眼光，就沒有《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之問世，就沒有索氏的一舉成名，俄羅斯亦不會這麼快就添加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對索氏來說，能在浮出水面的第一刻就遇到一位甘願跳下水——用臂膀托起自己的人，實屬大幸。關於倆人的第一次見面，索氏回憶說：“謙和使他臉上特有的一種孩子似的表情馬上感染了我——這是一種坦誠甚至柔弱的孩童的表情，一種絲毫沒因長期身居高位和權欲薰染而破壞的表情”。
這不是一個報刊檢查官的表情，不是常被別人和自己的誠實嚇破膽的鼠輩的表情，不是大人騙孩子時的表情，而是孩子遇見孩子、詩人遇到詩人時的一見傾心和本能的喜悅。
正是這表情，使得特瓦爾多夫斯基在官員堆裡很容易被一眼認出，也使得他落落寡合、不合時宜。早在1958年，蘇共領導人決定將帕斯捷爾納克從作協踢出去，會議表決時，他公然爲帕氏辯護，表示“堅決反對這種粗暴踐踏文學的做法”；在第22次黨代表大會上，他發言道：“早就可以更大膽、更自由地印行一些作品……而我們竟沒有做！”他埋怨《新世界》沒刊載過尖銳的東西——“而它完全可這麼幹！”
也正是這表情，削弱了索爾仁尼琴對體制內一切人和事的頑固敵意，使之萌發了利用一部分政治力量以求變局的念頭。要爆發，要石破天驚的訇響，須先尋一段導火索，一位幫手——特瓦爾多夫斯基正是這樣一位。他有膽識，甘願付出，有着不懼風險的角鬥士性情，他的《新世界》亦具可燃性。事實上，他不僅親自點燃了索氏送來的炸藥包，還興奮地跑來跑去，爲“第一聲春雷”喝彩慶功。引爆前，爲取得一張許可證，他竟讓赫魯曉夫有滋有味地聽其嘮叨：“只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來的！您取消對文藝作品的書刊檢查吧！如果一本書的手抄本已經流傳，那再糟糕不過了！”接着，他又去遊說其他政要，還爲作者撈了個“列寧獎金”候選人的名額。
索爾仁尼琴終於脫出了水面。恩人舉得賣力，魚兒自己躍得更漂亮——它騰起的高度和浪花超出了恩人的預想——簡直是一隻猛鷗的表演！這未令恩人惶亂，相反，他更興奮，他把這位新人徹底當成了自己的作品。他要繼續使勁，使之繼續向上，升至仰望的高度。
“當沒有裝訂的毛邊印張一頁頁放在我面前時，我想像着勞改營生活的鱷怪，終於浮向人間將爲千百萬不明真相者所見識，我坐在旅館豪華的房間裡，面對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失聲痛哭起來。”“我們擁抱了，特瓦爾多夫斯基高興得像個孩子，移動着熊一樣的身體，連聲說：小鳥飛出去了，飛出去了……”
憨厚的老水手看走了眼，這哪是一隻“小鳥”？這絕非那種只在自家墳頭哀鳴幾聲的雀兒。它曾是一條遍體鱗傷的“深水魚”，可如今——
它是鷙，鷙，鳥類中最兇猛的獸！很快，它即會伸出尖喙和呼嘯之翼，盡顯飛沙走石、摧枯拉朽之能。
索爾仁尼琴是鷙。“古拉格”上空復仇的黑點。
哀鳴？這遠遠不夠。它要把墳頭、地皮、連同墓穴裡的暗道一齊叼上天，將黑體制的筋骨一齊挑上天，讓全世界都看清這個國家的腐爛和恐怖。
藉助特瓦爾多夫斯基這位保姆，索爾仁尼琴在“兩塊巨石”間（1961年——1964年，即赫魯曉夫的所謂“解凍”期）贏得了一記喘息，並迅速積攢起了聲譽，爲更重要作品的撰寫和問世奠定了基礎。
但鷙是清醒的，領取掌聲的同時警惕被手掌俘獲，他知道警報並未解除，危險將隨着自己愈來愈多的“崢嶸”而降臨——鷙要做的事是任何地面上的權力者都不允許的，他要利用暫時的自由罅隙全速衝刺，直到再次被剝奪自由。
索氏的獨立還表現在他與恩人的友誼上。
在對體制的根本立場上，倆人觀點並不吻合，甚至激烈對峙。但誰也沒奢求對方作出原則性的犧牲，也不妨礙儘可能多地“共同行動”。
和衆多老布爾什維克一樣，特瓦爾多夫斯基是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產物，對體制有一種天然的敬畏和依附。但他是個詩人，血液裡流淌着俄羅斯人文傳統的因子，對自由、公正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和義務感。因此，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充滿了痛苦、糾結與閃爍不定的東西。
雖自身常陷平庸，但對不平庸的人和事卻本能地親近；雖本人不持有真理，但總能被別人的真理所感染和激動；雖自己做不出驚心動魄的非常之事，卻總在有意無意幫他人完成這樣的舉動，且不遺餘力。
他不反對體制，但在體制與受害者之間，他自覺爲後者辯護，就像一位母親，見了被欺負的孩子總忍不住衝上前……他清楚自己能量的大小、性質，知道該怎樣把它用對、用準、用盡——逼近底線，但不會穿透，不會使之報廢。
比如他提醒索氏：“我不敢保證您的作品一定能出版，也不確定日期，但我將竭盡全力。”（事實上他做的比承諾還要多）。談到修改時，他抱歉地說：“有幾首詩可以發表，但有槍聲的發表不了，雖然希望有槍聲。”（索氏由衷地讚歎：“不安的人祈求風暴，不，他完全沒有！”）儘管遇到麻煩，他還是鄭重地請求作者：“您不要寫那種編輯不需要告訴我就能決定發表的東西！永遠不要寫！”
“特瓦爾多夫斯基具有先天的尊嚴感和高尚情操，甚至在他被令人沮喪地迷惑住了的時刻，這種精神也沒有失落，正是該精神幫助他決不允許其雜誌出現直接的卑鄙。”
他掌舵的是一份政府雜誌，能量有限，其本人也受到幾位政治“保鏢”的監視。《新世界》的發稿尺度和空間無論如何不能用19世紀《祖國紀事》和《現代人》的標準來衡量。但若少了特瓦爾多夫斯基，《新世界》無疑即《真理報》的文學版。
一個詩人，一個好人，一個英勇的主編，但終究不是一個戰士。
他有很多缺點，卻把最大的優點給了索爾仁尼琴——這個俄羅斯暗夜裡的囚犯。至於他自己，除了索氏的友誼和敬意，所獲的全是風險和拖累，隨着親手放飛的“小鳥”越來越大膽——日益露出“鷙”的兇相，他的《新世界》正面臨滅頂之災。但於索氏來說，私誼不能拿信仰交換，他不會基於感恩而作出妥協——以減輕《新世界》主人的壓力。甚至，在“《新世界》應辦成一個什麼樣的雜誌”等問題上，他繼續煽風點火：“它每一期的形成都不應以‘上層’今天的情緒爲轉移，不以恐懼和傳言的搖擺爲轉移，不應囿於昨天批准的範圍之內，每一期都應多少超越一下這個範圍，要敢於跑着用額頭去撞牆。”
索爾仁尼琴自喻“牛犢頂橡樹”，自然希望別人也成爲一頭猛牛，齊力去撞同一棵樹。但同時，他亦不無歉疚和羞愧：“我向特瓦爾多夫斯基要的東西太多了，他早已把鞦韆盪到了極限。”
“昨天還準備離開《新世界》的特瓦爾多夫斯基現在不準備離開了。他還要像老母雞一樣扎煞一下翅膀，保護自己的小雞不被吃掉。”
儘管他並不真的理解自己辛苦撫養的小雞何以成了莽撞的牛犢，卻初衷不改，仍以對待雛雞的柔情表示諒解，他說：“是的，他有權這樣寫，當我們坐在編輯部裡喝茶時，要知道他還在勞改營呢。”
最終，鑑於這隻小雞“越來越不像話”，壓力之下，他辭職了。
特瓦爾多夫斯基病了。癌症。他才60歲。之前他一直顯得很強壯。
最後一個生日那天，他收到了索爾仁尼琴的電報——
“我們親愛的特里豐諾維奇！祝福您……在頻繁爭論和嚴重分歧中仍忠貞地愛着您並感激您的索爾仁尼琴。”
他很興奮，回電致意。
索爾仁尼琴說：“殺死詩人有許多辦法。殺死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辦法是奪走他的《新世界》。”
1971年12月，特瓦爾多夫斯基的葬禮舉行。此前，他知道了“小鳥”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
坦率地說，在讀這部回憶錄的過程中，我時常爲索氏感到一股“難爲情”：爲他在私誼方面不近人情的冷酷，處處設防的戒備、隱瞞，時時表現出的策略與心計……我感到氣惱，也替特瓦爾多夫斯基感到絲縷的心冷、遺憾。
“就在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對他仍有所隱瞞，正如過去也經常這樣。我沒告訴他再過兩週《古拉格羣島》一書將在巴黎出版。”
當然我明白，這是嚴酷體制下必須的代價，是“古拉格”的血腥教訓所致，是“地下文學”的紀律使然。
“我不屬於我自己，我的文學命運也不屬於我個人的文學命運，而是所有那千百萬人的命運，他們沒來得及寫完、低聲說完、用喑啞的聲音訴完的監獄裡的命運，和自己過於遲了的勞改營中的發現。”
索爾仁尼琴是5000萬囚徒用死亡目光送出的黑點。
“古拉格羣島”上空伺機復仇的風箏。
他不辱使命。
紀伯倫說：“哪怕情人之間，也只擁抱了他們共同的東西。”
索爾仁尼琴和特瓦爾多夫斯基正是這樣。他們以“持不同政見者”和“政府主編”的身份擁抱了對方，燃燒盡“共同的東西”，爾後，將友誼的金別針永遠留在了對方胸襟上。
1999年
威廉·巴特勒·葉芝
（1865—1939）
愛爾蘭詩人、劇作家，“愛爾蘭文藝復興”的領袖之一。生於都柏林，父親是拉斐爾前派的畫家，1884年進入美術學院，但不久即違背父願，迷上了詩歌。1887年，在倫敦結識王爾德，參加詩人俱樂部。1904年，和格雷戈裡夫人等成立著名的阿貝劇院，上演關於愛爾蘭歷史和民歌的戲劇。
葉芝在英語詩歌中的地位和影響，堪與德語譜系中的里爾克相媲美。他一生創作大量詩作和二十多部劇本，主要作品有《秘密的玫瑰》《在七座樹林中》《麗達與天鵝》《駛向拜占庭》《幻像》《旋梯》等。
1889年，詩人與女演員茅特·岡相遇，就此開始了一生的追求。很多詩作中，茅特·岡都扮演了女主人公的角色，最著名的即那首《當你老了》。
1923年，葉芝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稱：“長久以來，他追隨了那使自己成爲祖國的翻譯者的精神——這是一個很久以來就等待着人們賦予她聲音的國家。把這樣的工作稱爲偉大，是一點不過分的。”
1939年1月28日，葉芝在法國曼頓一家旅館病逝。其墓誌銘是晚年一首詩裡的句子：“投出冷眼/看生，看死/騎士，策馬向前！”
茅特·岡沒有參加他的葬禮。多年後，她留下一句頗有意味的話：世人應因我沒有嫁給他而感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