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莎朵拉和葉賽寧之後，平常世界似乎顯得有點黯淡無光。
——羅拉·全納爾《在五雕翼下》
茫茫雪原，蒼白的月亮
殮衣蓋住了我們這塊大地
穿孝的白樺哭遍了樹林
這兒誰死了……
誰？莫不是我們自己？
——葉賽寧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寧格勒一家旅館裡，俄羅斯詩人謝爾蓋·葉賽寧用一條皮帶結束了自己30的生命。噩耗傳來，舉國哀慟。高爾基稱之“最令人難過的悲劇。”
1927年9月15日黃昏，巴黎大街上，美國舞蹈家伊莎朵拉·鄧肯，被自己肩上的一條紅披巾捲入飛馳的車輪下……在鄧肯靈柩上，披覆着蘇聯政府送的紅玫瑰，挽帶上寫着：“沉痛哀悼伊莎朵拉！”
鄧肯罹難前不久，在尼斯，有記者問：“一生中，您認爲哪一個時期最難忘、最幸福？”她脫口而出：“俄羅斯！我在俄羅斯的短短三年，是同它的全部苦難聯繫在一起的，這足以抵得上我整個一生中餘下的全部歲月。在那裡，我獲得了存在的最大價值。”
足尖上的夢
林語堂讀完《鄧肯自傳》後，喟嘆道：“她不僅是20世紀以來第一跳舞藝術家，而且是一位光明磊落人格偉大的奇女子，一位憤世疾俗抱有大志的革命者，更是位極富情感、靈動穎悟、深好文學思想的藝術女神！”
多年後，當我手捧這本自傳時，頓然被其“震”住，它好得遠出乎意料。我敢說，在自傳領域——乃至整個世界傳記史上，該書的成就也名列前茅。它具備一流詩歌的語言、優秀小說的敘事能力、女藝術家獨有的才情、純真的大自然般的人性和的坦白勇氣……無論生命體驗還是藝術見解，她的感覺都好極了，比作家和詩人還要好。
比如，她這般回味一次遙遠的戀愛印象：
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匈牙利青年，他使我從一個純潔的仙女變成了一個狂野的、無所忌憚的酒神祭女……我的在此之前簡直看不出來，這時卻開始柔軟地膨脹，一種令人喜愛卻又令人不安的感覺震撼着我的心。臀部原來像男孩子一樣，這時卻開始有了另一種起伏。整個軀體發生一陣強烈的衝動，一種渴求，清清楚楚的迫切要求……啊，青春和春天……羅密歐！
比如，她這般大膽傾訴的歡暢：
我不知道別的女人是怎樣回憶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體合禮的大概只說到他的頭、肩膀、手等等爲止。但是我看到他的……我立刻就被他吸引過去，擁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我們兩人就像火焰遇到火焰，燃燒成一團熊熊烈火。……這不是一個青年向一位姑娘求愛。這是兩個孿生靈魂的會合。薄薄的軀殼隨着陶醉沉迷而發生質的變化，塵世之戀化作白熱的熊熊火焰，纏繞交織在一起，一同登上天堂。
如此隨手拈來的段落放在優秀作家的文本里，也堪稱一流。
伊莎朵拉·鄧肯，20世紀初風靡歐美的現代舞者。1880年生於美國西海岸的三藩市，自幼家境清貧，卻勤奮好學，傾心於音樂、舞蹈和文學，尤其對古希臘藝術神往不已。她酷愛大自然，留意從自然界的和諧律動中汲取靈感，比如鳥兒怎麼翱翔、蝴蝶如何翩舞、風兒怎樣吹拂枝條、湖面如何蕩起漣漪……她說：“我的舞蹈是我的生來之物，是出自天然的……”“真正的舞蹈是一種恬靜的表現，它受制於內心情感的深層節奏。”她主張現代舞應向古希臘體育精神學習，着重表現生命高漲的美和力，展示人體的活性、激情、本能和天賦。她認爲解放人的精神應先從解放開始，應打破傳統習俗對軀體的禁錮，一個人只有身體自由了，靈魂纔可能自由……她大膽地簡化服裝，用一種透明紗衣取代舊的束腰短裙，她說：“的人身是如何美麗潔雅，如果每個人都有潔雅的心地。相反，過度的掩飾倒是一種醜行……”她反對那種扭怩作態的商業表演，提倡藝術要將個人真實的靈魂淋漓地張揚、抖落出來。
鄧肯是一位純粹的理想主義者。無論生活和事業，她都只聽從內心的召喚。在美國，有媒體攻擊她的“赤足”“裸腿”行爲，認爲有傷風化，甚至把一套黑禮服寄給她……在巴黎，許多大劇院老闆高價邀其演出，條件是須用他們選定的服裝，都被鄧肯拒絕。她預言：“不久你們會看見所有的送花仙子都會與我的服裝相同！”果然，這話很快應驗了，許多花店的送花女紛紛效仿起鄧肯的衣束，且生意興隆，因爲人們發現：那不是醜，而是天然的美、自由的美！
林語堂讚道：“最近五十年歐洲藝術舞之產生，實由鄧肯一人的魅力提攜而來。”
鄧肯是用靈魂跳舞的人，而她的生活、她的愛情，也如舞蹈般絢爛而憂傷。鄧肯完成的是一次將音樂、詩歌、身體、社會理想和藝術哲學交融一起的創舉。其美學主張，成了現代舞蹈的支柱原則。
在《自傳》題記中，她寫道：“我追求的全部就是要使生命變成舞蹈，使重濁的變爲清盈，讓靈魂化作飛鳥，衝上雲霄……”
一位不能沒有孩子的母親
這樣一位天才女子，其愛情和婚姻卻屢遭不幸。
鄧肯第一任丈夫是英國導演戈爾頓·克萊格，生有一女。離異後，鄧肯遇到了一個崇拜者，實業家鮑里斯，兩人結婚並添了一男孩，取名巴特里克。丈夫雖體貼入微，可藝術家和商人畢竟有着難逾的心靈隔膜，鄧肯向來鄙視錢財，認爲它腐蝕了生命情感和靈魂，使人性貪婪、異化。某天，她和一位貴夫人大談“裝飾無意義”，當夫人表示完全贊同自己時，她天真地上前，取下對方脖子上的項鍊，走到岸邊，朝大海使勁拋去……
杜拉斯說過：“不當母親的女人會失去半個世界。”此話於鄧肯再合適不過。其一生有三個支點：對男人的愛；對藝術的愛；對孩子的愛（包括其教育思想和實踐）。她是一位極富溫情和母愛精神的女子，在兒女身上，她寄託了對未來一代的夢想，她用愛去啓蒙他們，以藝術和大自然去營養他們，她用許多文字來記述生產的痛苦和育兒的歡悅，“哪個母親曾告訴世人，當嬰兒咬她的、奶液流出來時，是怎樣的感覺？”（林語堂讚歎：“這感覺太好了，該流傳於世！”）。誰又料到，這對酷似母親的小天使，竟被死神從其懷裡擄走，一天，孩子乘坐的車衝向了沒有欄杆的塞納河……
我握住他們冰涼的小手，他們卻再也不能回握我的手，這時，我聽見了自己的哭聲。就是這哭聲，在孩子們出生的時候，我也聽到過。
這哭聲是偉大而令人暈痛的，然而，這哭聲還要繼續。
慘禍之後，鄧肯暫別了舞臺。這傷害太大了，她不能沒有孩子，她準備再做一回母親，她給未來的孩子取名“巴特里克”——以紀念死去的小巴特里克。彷彿命運要考驗她的極限似的，悲劇又降臨了：
我躺在牀上，要護士把孩子抱來，放在我身邊。他的小腦袋枕在我手臂上，他長得可真像巴特里克。我俯在他身上，禁不住喊了聲“巴特里克”，他睜開淡藍色的眼睛看着我，吸了口氣，就一聲不吭地死了……我想，我對不起這個孩子，因爲我分泌出那麼多的痛苦來孕育了他，是我的苦汁害了他。
小巴特里克睡在家中的小花園裡。夜深時，鄧肯常獨自一人去看他，天亮纔回房。孩子們一個個離去後，她也離開了自己的丈夫。
這位沒有了孩子的母親，將深情投向了更廣大的兒童。“只有把舞蹈包括在內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接下來，她的夢想是“建一所有一千個兒童的舞蹈學校和一座大劇院。”
她要成爲千千萬萬個兒童的母親。
一位教育家說過：“假如一個兒童在年幼時懂得了什麼是美，他就會用一生來追尋美。”這正是鄧肯的教育理念。
“再見了，舊世界！”
在女性藝術家名冊裡，少有人像鄧肯這樣將情感、藝術觀、社會理想及生命行爲——徹底地一體化。
鄧肯心目中，藝術是最神聖的宗教，大自然匹配最健康的美和美的尺度，它的呼吸與律動即音樂和舞蹈；大自然藝術是滋養人性、淨化社會的良方；而身體之舞的最高意境，正是大自然境界。“舞蹈不僅是一門運用人體動作表現靈魂的藝術，而且是一種完美的人生觀的基礎。”舞蹈的意義在於喚醒靈魂的自由，她認爲傳統教育積弊太深，“教孩子把自己正在成長的身體置於理智的嚴格控制之下，就是扼殺他們的熱情和靈感，這無異於一種犯罪。”爲此，鄧肯提出了一系列藝術教育的設想。
假如肢體一旦變得輕盈、靈活、勻稱、優美，那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的意識和生活。假如你要教一個人如何充分運用自己的肢體，你必須先教他練習表現高尚的感情，要極力使他的眼睛、頭、手、身軀和雙腳的動作都能表現出靜謐的心境、深沉的思想、純真的愛情、忠實的友誼，和斷然拒絕某種卑鄙、自私、仇恨等醜陋行爲等等……那麼，這將影響他的心靈，使其成爲高尚、愛美、有教養的人，進而帶動更多人加入這一行列，一起將周圍的醜陋現象摧毀。
她渴望有一所真正的藝術學校，把兒童集合起來，“訓練他們的頭腦和四肢，使其體魄與精神和諧發展，成爲一代新人。”可她對出生地美國和旅居的歐洲皆感失望：工業吞噬着自然，物慾腐蝕着人性，商業控制了舞臺。純藝術無法在這兒紮根和繁殖，她必須離開資本土壤，到別處去播種。
四顧茫然之後，她將目光投向了當時的“新世界”——蘇聯。
在她眼裡，那是一片紅旗獵獵、人人平等、廢除了私有制和剝削的樂土。它像個呱呱落地的嬰兒，一切剛剛開始，充滿希望和生機……鄧肯的判斷是：“自世上有基督以來，布爾什維克所從事的乃拯救人類的最偉大事業。”
鄧肯對所謂“新世界”的輕信和狂熱並非偶然。她出身低微，家境貧寒，成長的遭遇使之對歐美社會的資本文化和尊卑貴賤深惡痛絕，而對“平等、共產、同酬、人民”等烏托邦字眼有着本能的膜拜。同時，她的理想主義氣質，使之除了對一切“新事物”抱有偏愛外，也往往把“藝術解放”與“社會解放”、“舞蹈革命”同“階級革命”不自覺地等值起來……幾十年後，法國女作家杜拉斯心急火燎地加入“法共”，加拿大醫生白求恩虔誠地朝聖蘇聯，可謂相似的一幕，出於同樣的情結。
她在給蘇聯教育委員會主席盧那察爾斯基的信中說：“我相信在你們那兒，在俄國，一定會這樣的……我去那兒是爲了幹一番事業，希望能接納我。”
蘇聯政府很快作出迴應：歡迎尊敬的伊莎朵拉來紅色首都！
1921年夏，42歲的舞者變賣了個人私產，懷着激動的心情，向她的聖地出發了。
行前，有記者問：“俄羅斯正在鬧饑荒，您不害怕嗎？”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饑荒，而不是肚子餓不餓，我的理想只有在那兒才能實現，俄羅斯！”
“您跟蘇維埃政權達成了什麼交易？”
“我討厭任何交易！俄羅斯儘管貧窮，可我要讓藝術面向大衆的決心不會改變。”
有報紙辱罵她：“一個人老珠黃的戲子，廉價地出賣給了布爾什維克。”
鄧肯有“手勢皇后”之譽。盧那察爾斯基這樣評價：“她不顧威脅恫嚇，毅然決定出訪革命的俄國，這可能是她全部手勢中最完美的一次，也是面對春雷般的掌聲最當之無愧的一次！”
《鄧肯自傳》寫到赴俄之前就停筆了。書的末尾她喊道——
“舊世界，別了，讓我歡呼新世界的來臨！”
從雷瓦爾開往莫斯科的列車離對方邊境越來越近，她也開始朝一生中最後的戀人——俄國抒情詩人葉賽寧招手了。
昏迷的浪子
謝爾蓋·葉賽寧，1895年生於梁贊省的農家，9歲寫詩，15歲進入詩壇。他的詩真摯、憂鬱、溫柔而音樂性強，題材以俄羅斯田園和愛情爲主。高爾基稱之“大自然專爲表達那綿綿不絕的‘田園的哀愁’、爲表達對世間所有生命的愛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器官。”
葉夫圖申科則這樣評價：“葉賽寧的詩歌是土生土長的現象。它的音韻放射着俄羅斯土地結構中特有的那種礦物的光彩。它是俄羅斯大自然、俄羅斯語言（包括童話、歌謠、民諺、俗語、遠古流傳下來的咒語、哀歌、儀式歌曲）所獨有的產兒。”
1917年春，詩人在《人民事業報》編輯部邂逅了濟娜伊達·賴依赫，她22歲，有一種驚人的“古典美”。兩人一見鍾情，3個月後結婚。濟娜伊達酷愛文藝，博覽羣書，喜好戲劇，學過雕塑，是位具有獨特鑑賞力的才女。兩人最初幾年是幸福的，並有了一雙兒女，後來感情出現裂痕，不得不分手。大家普遍認爲，婚姻的失敗，詩人應負主責，他剛愎自用、狂放不羈的浪子性格，加上戰爭、生活不安定、經常性的分居，共同促成了這一事實。
1922年，濟娜伊達攜孩子嫁給了著名戲劇導演謝·梅耶爾荷德，生活非常和睦。（她後來成了一名出色演員，其夫於1940年被政治迫害致死。）詩人悔恨莫及，寫了大量懷舊的詩，並與梅耶爾荷德夫婦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誼。
幾年後，濟娜伊達驚悉葉賽寧身亡的噩耗，徹夜痛哭，第二天趕赴列寧格勒見了詩人最後一面。她淚流滿面地對朋友說：“我們大家都未能好好照顧他，他太孤獨了，否則，不該發生這種事……”
葉賽寧去世一週年之際，一位女子在詩人墳頭開槍自殺。她留下一封遺書：“1926年12月3日，我在這裡結束自己的生命，儘管我知道在我死後會有人對葉賽寧無休止地狂吠，但這於他、於我都無所謂了。對我來說，一切最珍貴的東西都在這墳墓裡……”
殉情女子叫加麗雅·別尼斯拉夫卡婭，曾爲詩人的秘書。她1897年生於彼得堡，中學畢業即獲金質獎章，加入黨組織。戰爭期間曾穿越封鎖線，爲布爾什維克做了大量工作。
加麗雅正直、熱情、大方，有人這樣回憶：“她很聰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觸，都會被她的內在力量和心靈之美所吸引。”他們相遇在1916年彼得堡一次文學晚會上，詩人憂鬱的朗誦令她難忘，後來她在莫斯科《貧農報》當編輯時正式結識了葉賽寧，併成爲詩人生活與事業的親密助手。
加麗雅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她不僅是詩人忠實的欣賞者，更是其藝術構思的參與者。她默默崇拜和癡戀着詩人，但只是一種自我犧牲的愛，她從未提出過任何情感要求，只是把精力用在整理、編輯、出版詩人的作品上。當詩人情場失落、意志消沉時，她更是悉心呵護。
對這份感情，詩人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只能以感激和信任待之，無力以愛回報。在這個問題上，加麗雅充分顯示出純粹的愛所具有的慷慨和包容品質，當多情的浪子一次次投入另者懷抱，她強壓痛苦，既不干預，也不怨恨，以更忘我的工作排遣惆悵。她天真地奢想詩人能再回身邊，她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秋，加麗雅患了嚴重的神經衰弱症，不得不去鄉村療養。就在那兒，傳來了詩人的死訊。她徹底垮了。
關於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詩人心中的地位，人們猜測不一。不過有件遺物或許能給人一點提示。1924年4月15日，詩人在信中說：“親愛的加麗雅，我的朋友，我再次對您說一遍，對我而言，您是極其寶貴的！您知道，在我的命運裡要是缺少了您的參與，那該是多麼淒涼……”
今天，重溫這些老去的故事，我感慨的是：像濟娜伊達、加麗雅這等美好的女子，儘管詩人有負於她們，但在其心靈深處，從未怨恨過什麼，相反，卻以更大的憐惜遠遠地關注他，爲他的結局而痛哭。她們是最熟悉他的人，清楚他愛上別人的方式正是他曾愛自己的方式，這是個註定要創造和揮霍許多愛的人，一個被愛神寵壞的孩子。
紅藍鉛筆式的結合
1921年7月，鄧肯在最親密的學生伊爾瑪的陪伴下，來到莫斯科。
這一消息，幾天前就由《消息報》登了出來，大街上已貼滿了印有鄧肯標誌的廣告。在俄羅斯人眼裡，鄧肯是“溫柔、優美、前衛”的同義語。
招待會上，鄧肯特意穿了紅上裝，連發帶和鞋子也是紅的。當記者稱“鄧肯小姐”時，她立即糾正：“鄧肯同志！”她高舉酒杯動情地說——
“我並不是爲了‘掙一塊麪包，掙一碗稀飯’，而是爲一千個兒童和一個大劇場……我想認真培養你們的孩子，自由的精神只存在於自由的軀體，我想解放這些孩子的軀體，當世界上別的地區的孩子尚未成爲朝氣蓬勃、美麗快樂、和諧一致的人時，這些孩子將承擔起影響其他孩子的任務……”
不久，“鄧肯舞蹈學校”創立，150名俄國兒童入學。
1921年10月，鄧肯出席戲劇家雅庫洛夫的一個聚會，有許多詩人和藝術家參加。舞蹈家的降臨使空氣一下子火爆了，“鄧肯！鄧肯！”大家歡呼着。
突然，一個淡灰色裝束的小夥子風風火火地闖進來，差點把客人撞倒，他不住地喊：“鄧肯在哪兒？鄧肯在哪兒？”
“這冒失鬼是誰？”鄧肯偷偷問翻譯。翻譯說：“葉賽寧——”
葉——賽——寧，鄧肯反覆品味這幾個詞，露出一絲細美的柔情，她友好地打量這位魯莽的青年……
晚會快結束時，主人發現女主角不見了。在隔壁一間小客廳裡，她倚在沙發上，詩人俯在一旁，她的手撫摸對方的頭髮，喃喃自語：“金色的——頭髮”……這是阿納託利伊在敘事詩中描述的情景。難以置信，這竟是他們的初次相見，兩人看上去那麼親密無忌，似乎很久以前即已相識——或者說根本無需相識。要知道，葉賽寧不會任何外語，鄧肯雖懂英、法、德三種語言，對俄語卻一竅不通。而他倆根本不用翻譯，完全一副心領神會、靈犀相通的樣子。
“剛纔，他給我朗誦了詩。”鄧肯對翻譯說，“我一句也聽不懂，但我覺得很美，那是音樂，真正的音樂。”
鄧肯有段話，或許能解釋這種默契和感應，“有人問我是否認爲愛情高於藝術，我回答：不能分開。因爲只有藝術家是會愛的人，只有他才能對美形成純粹的意象，當心靈得以審視永恆之美時，愛就是心靈的意象。”不錯，藝術是因爲有愛，而愛是心靈的最高藝術。這一對視生命爲藝術又視藝術若生命的人，雖操着不同國籍和語言，但就像兩杆不同顏色的的火柴（生命色調和靈魂氣質上，鄧肯屬灼熱的紅，葉賽寧屬憂鬱的藍），體內埋藏着可燃物，一經對視，或輕輕一擦身，即會魂飛魄散，濺起彩虹般的光焰和熱浪。
從此，兩人幾乎天天見面，形影不離。鄧肯演出，詩人總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如醉如癡……舞者一有閒便聽葉賽寧朗誦詩歌，那富有激情又略帶方言的傾訴，那孩子似的率真、任性、旁若無人的神情……完全符合鄧肯心目中的“大自然”標準。
某次，舞者當着衆人，用香皂在鏡面上寫下：“我愛葉賽寧！”後來，詩人以同樣方式在一旁補寫：“我愛鄧肯！”據說，這兩行字竟沒人捨得擦，後來鏡子失蹤了，估計被收藏者偷了去。
不久，鄧肯爲讓學生有更多的鍛鍊，建議去歐美作巡迴演出。鄧肯還提議：想和葉賽寧同行。
臨行前，他倆有一件“大事”要辦——
一個和煦的清晨，詩人、舞者和翻譯共乘一輛馬車，興奮地上路了，目的地是蘇維埃婚姻登記所。一路上，兩人含情脈脈地對視，手拉着手，一刻也不分開。
當書記員問他們選擇什麼姓時，兩人異口同聲：用雙姓，“鄧肯——葉賽寧！”
“現在我是鄧肯！”大街上，詩人高喊。
“現在我是葉賽寧！”舞者歡呼。
這時，葉賽寧27歲，鄧肯42歲。
藍變成了灰
1922年5月10日，葉賽寧夫婦搭機飛往柏林。在登機前的“遺言簿”上，鄧肯寫下一行話：“若我不幸遇難，全部財產由我的丈夫——謝爾蓋·葉賽寧繼承。”翻譯忙提醒：“你們是一起飛行啊！”兩人相視大笑。
這對著名的夫婦在海外共呆了10個月，次年4月回國。他們出訪了許多城市，鄧肯的演出場場爆滿，葉賽寧的詩歌也引起轟動。琴瑟合鳴，蜜月如餞，但美景不長，不久，問題來了。
葉賽寧是個純粹的“鄉村歌手”，非常不習慣工業化的歐美文明，他敏感而脆弱的神經變得焦躁、緊張，他感到沮喪、惶惑、不自由……從柏林、羅馬到巴黎、紐約，他越來越抑鬱。
激情過後，他們面臨實際而瑣碎的挑戰。出身、年齡、性格、文化背景的差異，尤其語言不通，彼此的交流嚴重受阻。葉賽寧是個“憂鬱王子”，身上凝聚着與生俱來的悲劇氣質，他狂熱地憧憬愛情，可對現實中到手的愛和幸福，卻缺乏吸收與呵護的能力。他雖嚮往婚姻，卻又任性地損壞着婚姻的實際內容。他是極端自我的人，脾氣暴躁，剛愎自用，常莫名地陷入哀傷與消沉，還有酗酒……正像朋友所說：他似乎永遠無法在現實中品嚐一匙“平靜的天倫之樂”。
鄧肯非常傷心，卻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心愛的男人這種自虐式的表現，束手無策。作爲一個女性，她能給予的都給了，卻改變不了什麼。作爲天才藝術家，她的智慧只能用以同情另一位天才，卻無法解釋他。
努力過，寬容過，但失敗了。
終於，在巴黎，他們達成協定：回蘇聯後，暫時以“朋友”相待，並許諾儘快修復感情。
然而對鄧肯來說，這只是個肥皂泡的夢，詩人再沒回到她身邊。
回到莫斯科，心情沉重的鄧肯加緊了她的工作。或許，她已預感到爲這個國家服務的時日不會太長了。
俄羅斯研究者在對待兩人的分手上，都對鄧肯表示了肯定和敬重，而把責任給了自己的同胞——葉賽寧。當然，詩人的悲劇除了性格外，原因是多元的：比如，作爲一個大自然的孩子，他對俄羅斯田園有着“戀母”般的情結，而全世界、包括俄國在內的工業化蔓延，像病毒一樣折磨着他的神經，不堪忍受，又無力逃避，“在蔚藍色田野的小徑上，很快就會出現鋼鐵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麥，只剩下一些乾癟的籽粒/陌生的死氣沉沉的打穀場，給你唱的歌不會使你獲得生命/只有那些馬匹和燕麥，將爲年老的主人憂傷。”還有就是，俄國革命後混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實，傳統秩序的被毀壞……高爾基曾嘆息：“葉賽寧來到我們這個世界實在太晚了，或者說太早了！”
種種掙扎和痛苦，使之遷怒於剛剛得來的愛情和最親密者，如同一個撒嬌和任性慣了的孩子。
他在詩中寫道：“走過的路是那樣少，犯下的錯又那樣的多。”不料，命運竟再次將“犯錯”的機會給了他。
1925年3月，一個家庭晚會上，葉賽寧與列夫·托爾斯泰的孫女托爾斯塔婭相遇。驚人的一幕又上演了，他閃電般愛上了這位豆蔻年華的美少女。半年後，兩人完婚，搬進一座古色古香、裝飾豪華的別墅裡。
像朋友早就預料的那樣，他們無法幸福。在給朋友的信中，他說：“我所有的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滅了……看來，這個家給我的並不是輕鬆和快樂。”他選擇了出走，離開莫斯科，向着地廣人稀的高加索……
在寒冷的山區，葉賽寧寫下了一組氣質冷峻的詩。其中便有那首著名的《別了……巴庫》：
別了，巴庫，我不會再見到你
此刻心中的悲哀，此刻心中的驚懼
手按着心此刻更疼也更近
這樣的詩已流露出生命行將熄滅的跡象。
朋友說過：他給人的印象是一生都在戀愛。
他崇尚愛情，渴望在愛中得以棲息和徹底擺脫什麼，但他的愛從來就是虛幻的，現實之愛僅僅滿足了一時的激動，而平息不了內心的風暴和危機。他不斷地逃離又不斷地停下來喘息，與其說愛情滿足不了他，毋寧說他滿足不了自己，他自身即一個矛盾重重的死結。
他是自己的最大敵人和障礙。
這是葉賽寧的悲劇，也是許多藝術家的悲劇（自殺的藝術家實在太多了。曾對葉賽寧之死大肆批判、稱之“怯懦”的馬雅可夫斯基，5年後也走上了這條路。日本的川端康成，曾稱芥川龍之介的自殺爲“不開悟”，但最終也步其後塵）。
詩人的死令人震驚，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羅斯失去了一位多麼重要的成員！載着遺體的火車從列寧格勒開來時，成千上萬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頭，輓聯上寫着：“偉大的俄羅斯民族的哀痛”“光榮的普希金的繼承者”……
出殯那天，送葬隊伍望不到頭，靈柩被擡着來到普希金廣場，圍着那位前輩詩人的雕像繞行。
對於死，詩人沒作任何解釋。在其最後的詩稿裡，人們發現有一首血寫的詩：《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
再見吧，我的朋友，再見，
親愛的，你永在我心間。
命中註定的相互別離
許諾我們在前方相會。
再見，我的朋友，伸手，別開口，
別憂愁，別讓悲傷緊鎖眉頭，——
人世間，死不算什麼新鮮事，
活着，也並不更爲新鮮。
它是獻給誰的？濟娜伊達？加麗雅？鄧肯？……
或許，是她們的總和罷。這些愛過他和被他愛過、受之辜負並最終爲之哭泣的美麗女人們。
蒼涼的謝幕
詩人帕斯捷爾納克，曾用一段話勾勒出了葉賽寧的肖像——
“葉賽寧對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對待一個童話，他像王子伊萬騎着灰狼漂洋過海，一把抓住了伊莎朵拉·鄧肯，如同抓住了火鳥的尾巴。他的詩也是用童話的手法寫成的，忽而玩牌似的擺開文字陣，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記下。他詩中最珍貴的東西是家鄉的風光，那是俄羅斯中部的梁贊省，處處是森林，他像兒時那樣，用使人眩暈的清新把它描繪了出來。”
隨着葉賽寧的隕落，這場傳奇而動盪的雙人舞謝幕了。
遠在歐洲的鄧肯驚悉噩耗，立即給巴黎各通訊社發去電文：“詩人的死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哀慟，他的精神永遠活在俄羅斯人和所有詩歌愛好者心中……”
鄧肯再沒有回到莫斯科。詩人的墳塋埋葬了她用柔情和幻想編織的花環，她最後的寄託飄散了……她常常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終致1927年9月15日那場災難。或許在她眼裡，那飛轉的輪子並非死亡旋渦，而是詩人風車一樣的靈魂，在動情地訴說什麼……
她是旋轉而死的。對一個在舞臺上旋轉了一生的人來說，這頗具寓意。
她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熱烈的自由之舞——純真而瘋狂，劇烈的消耗，她太累了，終於精疲力竭。
送葬那天，世界許多地方都響起了巴赫的詠歎調。她不止一次地說過，她最喜愛這支曲子，願死後依然能聽到。
蘇聯教育委員會主席盧那察爾斯基發表了官方評價——
“鄧肯在我國的辛勤工作，她卓越的藝術思想和高尚品德，不僅對我國的基礎美學教育作出了傑出貢獻，而且也在我國的藝術體育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蘇聯政府和人民永遠感謝她……鄧肯在我們革命建設正處最困難的時期來到莫斯科，她一點也不計較生活條件的艱苦和照顧不周，任勞任怨，嘔心瀝血。我們給她提供的幫助實在微乎其微，她用以維持生活的，除了帶來的美元外，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從俄國領取過一個戈比……相反，她常常鼓勵和安慰我們，向我們證明，她將最終熬過那些艱苦的歲月，將藝術引向無限廣闊的新天地……”
這些話雖極具政治色彩，但其底蘊是真誠的、由衷的、浸含感情的。
重要的是：這是來自詩人故土的聲音。
1995年
附記·死不瞑目的另一種死
以上文字，我是於1995年完成的。關於葉賽寧的死，近來俄羅斯又出現了新的解釋，出於對歷史的負責，我將在《北京文學》（1999年2期）上看到的其援引《南方週末》（作者爲閻春來）的一則消息摘錄如下——
1997年9月11日俄羅斯《共青團真理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被訪對象是聖彼得堡文化科學院的副教授維克多·庫茲涅佐夫。他一直爲揭開葉賽寧死亡之謎在作調查。他最終的結論是：葉賽寧並非自縊身亡，而是被國家政治局（克格勃前身）裡的托洛茨基分子毆打致死。
1925年9月，葉賽寧在由巴庫開往莫斯科的列車上，同一個叫羅加的外交信使和一名叫列維特的官員發生了爭執。這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被移交到了法庭。葉賽寧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爲避迫害，葉賽寧住進了自己的同鄉卡努力什金教授的精神病院……12月24日，葉賽寧在去列寧格勒的途中被捕。審訊在與“安格列傑爾”飯店鄰近的國家政治局刑偵監獄裡進行。對方本來就想教訓他一下，但一切進行得太過火了，他們大打出手，結果打在額頭上……就這樣，葉賽寧被意外打死了。僑居巴黎的巴維爾·盧柯尼茨基在其所著《與安娜·阿赫瑪託娃的會面》一書中這樣寫道：他們下手太狠，以至於葉賽寧的一個眼珠都被打出來了。罪魁禍首是雅可夫·勃留姆金，當時他是“托洛茨基列車”這一組織的警衛隊長。
葉賽寧的死與托洛茨基不無關係。托洛茨基與詩人之間有着很深的積怨，當一些人準備審判葉賽寧時，盧那察爾斯基出來替他說情。但有一個更強硬的人對此並不買賬。此人就是托洛茨基。
但葉賽寧是有極大社會影響的人，倘若真相大白於天下，弄不好會成爲政治鬥爭的藉口，因爲12月份曾召開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會上，以托洛茨基爲首的列寧格勒派曾激烈地反對斯大林……假如斯大林知道了詩人死因，會很容易利用這件事向托洛茨基分子發難。
於是，一個人的死變成了另外一種死！
官方報道葉賽寧死於“安格列傑爾”飯店，實際上，“安格列傑爾”根本就不是飯店，而是供出租的寓所。那時候還是新經濟政策施行時期，國家對稅務監察十分嚴格，每一個新到一個地方的居民立即會被登記在冊。而查閱1925年到1926年間“安格列傑爾”的居住名單，上面共有150多人，包括肅反人員、文學活動家、飯店職工。唯獨沒有葉賽寧！
一個叫烏斯金諾夫的記者，聲稱自己是詩人的朋友，他證明：12月27日，詩人在“安格列傑爾”的5號房間洗過了澡。可事實上，這個5號房根本就沒有浴室！
在詩人死亡調查表上簽字的“見證人”是從外面請來的。那麼爲什麼不請詩人隔壁的房客呢？原來，喊來的三個人都與刑偵處有着密切關係。
……
“安格列傑爾”5號房間的女清潔工臨死前曾透露，那一天，她看到幾個喝得醉醺醺的惡棍，將一具屍體拖進了5號房……
就這樣，詩人的死成了很多人合夥上演的一場騙局。
最初讀這則報道時，我大驚失色。我想起了自己的這篇文章，想起了鄧肯，想起了藝術在政治下的命運，想起了她對那個國家近乎迷信的熱愛和期許……我感到屈辱、悲憤，眼前的記憶也變得陰沉而模糊起來。
從情感上，我似乎更願接受詩人早前的那個死，爲了鄧肯，爲了她的安寧。假如其在天之靈獲悉此事：正是她信任和服務的那個政權殺死了自己的愛人！她眼前會怎樣的漆黑，那柔美的面容該怎樣的**，那昏厥的心會怎樣血流如注……這命運的捉弄實在太野蠻！太殘酷！我相信後一說法絕非空穴來風，隨着蘇聯檔案的解密，我們頭腦中無數的歷史面臨改寫的混亂和尷尬。
若真是那樣，若那個不幸的消息成立，就讓我們這些喜愛鄧肯和葉賽寧的生者，代替遙遠的亡靈——沉思或痛苦罷。
安息吧，永遠的雙人舞。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