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警方倒是說過，有些人聯繫不到家屬，但也被遣送，只能根據他們說的家的方位遣送，沒有專人護送到家，就地遣散。這就涉及到一個字面上的理解，“遣送”這兩個字的概念是什麼。他確實不知道有沒有規定，怎麼樣算遣送，較真的話就變成一個文字概念，可能沒有統一的答案。但是在被解救或者是被遣送的人中，有一個羣體更值得關注，也就是殘障人士去哪兒了？他們怎麼回家？
必須關注，包括這些黑心磚廠會不會死灰復燃，包括這些黑包工頭，包括這些殘障人士、兒童還沒有回當地的，會不會有人又重新把他們組織起來，這些事情都要關注。這涉及到一個大的問題，這個鏈條會不會再被鏈接起來，形成一個新的循環？這需要政府的打擊力度和後面的長效機制，以前因爲有黑包工頭也說過，以前也打擊過，這並不是第一次。曾家輝相信這不是第一次，可他但願這是最後一次。在調查中，當地官員認爲這個磚窯廠暫時停產了，他們的意思是不會消失的，因爲市場需求量太大。如果空心黏土磚窯廠不會消失，那就意味着黑心磚窯廠存在，現在取締是逐步取締，打擊也是很有難度的，在當地有非常大的需求，現在讓農民買那些新型環保一點的建築材料，可能成本比較高，對於收入不高的農民來講難以承受，這樣的情況下就去買這些紅磚，而生產這些紅磚大多是一些非常小的小磚窯。還有一個習慣問題，大家比較習慣於用紅磚。他在調查中找當地人瞭解過，當地人用來建一個簡易房或者蓋豬圈，用其他磚一個是覺得貴，另一個是習慣於用紅磚。
這樣的情況和問題，不僅新聞記者敏感到了，各級各層面都應該重視，“這個問題我們調查組一定會協調處理。”
他知道這樣的線索是可以查清楚的，也是可以處理好的。
記者圍繞後續反應或者說是期待處理的相關問題也道出了觀點，“從報道的信息分析，當地存在着類似於官商勾結的因素。比如發案的黑窯後來查出來，當地工商所和派出所裡有關人員，都被調查過。那個姓蔣的黑窯老闆，還包括他父親也是村支書。也就是說在黑磚廠存在的這幾年間，當地的派出所連看都沒有去看過，甚至自己的辦案經費還要磚廠承擔，當然這個案子發生之後，錢被退還回來了。某種程度上，當地存在着官商勾結，可能對打擊也存在着一定的難度。對於記者調查，可能同樣會存在着一些難度，曾書記能給我們指點迷津麼？”
曾家輝對這個問題沒有推三阻四，點頭道：“我理解記者朋友們的心情，你們希望通過深度報道來爲社會做一點事情，可你們似乎又遇到了一些阻力，對吧？”
“正是如此。”
“指點迷津談不上，但解決辦法肯定有，我想一個最好的辦法就是靠記者隨機應變能力，這一點對你們的要求較高。我看了前面的很多報道，很多的媒體沒有采訪到真正的黑包工頭，也就是說，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在組織黑工，他們爲什麼要組織。這個過程當中，你們應該聯繫到相關當事人，最好做一個黑包工頭的對話，讓他講清如何對待工人，以及背後的黑幕。而且我也可以提供一點線索，據我的調查瞭解，這些包工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因爲當地磚窯的操作模式就是老闆出資、出錢建一個磚廠，只負責銷售，但不負責生產，生產完全承包給包工頭的。後來的調查情況來看，包括虐民工、童工，主要就是包工頭的行爲。所以包工頭應該是你們新聞調查裡獲取信息的一個人羣。”
“這些人怎麼能見着？”
“這不是我們調查組能協調的，我說了靠你們自己的隨機應變能力。有的包工頭逮住了，可有的包工頭不見了，他們是跑了，還是仍然在工作着？這些需要大家去………”
其實，曾家輝知道有些包工頭應該是躲起來了。事發當時躲起來，包括很多受害的人。其實現在解救出來的人，應當不是受害人全部，很多人被轉移了。有的包工頭恐怕猜想可能與過去一樣，一陣風之後，再捲土重來。他所談的阻力，除了見不到想見的人之外，還有一些什麼阻力。因爲對於新聞記者來講，其實在當地磚老闆的身份並不高，很多都是當地村民。所以，外界採訪當地人這一塊，實際上沒有多少突破，因爲大家都是鄰里。這件事情公佈以後，磚廠全部停產了，工人也都不見了，還原現場也是比較難的。來自官方的幫助也不是很多。所以，一線記者感覺一開始有些茫然。還有就是這件事情，雖然最受關注的是石城縣，但是這個事情在整個三江省都存在的，並不是一個地方存在，所以面非常大，採訪起來比較困難，很多時候用在路上的時間比採訪的時間還要多，見不到人只是後話。
記者們也認同他的觀點，“我們進村，一看就是外地人，基本上見不到當地人。和當地人搭訕，他們有的因爲語言不通，有的根本不搭理。”
曾家輝調侃他們，道：“防火、防盜、防記者嘛！”
記者也笑了，“這要看什麼人，並不是全部的。有一些人比較善良，還是願意說一點，但是他們知之甚少，的確不知道黑磚窯，如果知道的話，可能黑磚窯就不可能存在這麼久。”
曾家輝認真談了一些思考性的問題：看待三江黑磚窯事件，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背後，爲什麼這個現象在當地這麼普遍？它是三江的一個個案，還是帶有普遍性？我覺得有個案的成分，也有普遍性。爲什麼這樣說？首先黑磚窯工藝可能就決定了這樣一些現象的存在。因爲黑磚窯的工藝是非常落後的，只要是童工和呆傻的人都可以做，也就是隻要有力氣都可以。它的生產條件上，應該是有土，有煤，有人幹活就可以了。人力成本成了磚窯生產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這些磚廠主只要把人力成本給降下來，就能換取最大的利潤，這樣就會拼命地降低人工。而這個活是髒累的，當地人不願意幹，也掙不到太多錢，於是滋生了磚廠主僱一些呆傻的人或者是去車站找這些人，不給或者給很少的報酬，讓他們做這樣一項工作。如此形成了類似於奴工的現象。凡事都是有源頭，這個鏈條上，缺少任何一環都不會持續這麼長時間。
記者贊同他的觀點，並提出了又一個棘手的問題，“有許多網民可能情緒也比較激動，質問黑磚窯事件怎麼不見有人出來辭職？我們知道這件事可能震動到中＊央、三江省省長也出來道歉了，但是怎麼不見有人辭職，兩位怎麼看這個問題？”
“對一些事件的問責是應該的，更重要的還應該建立一個長效機制。推出勞動合同法，如果從制度上對這個事情予以監管，可能會避免類似的事情發生。我覺得建立一些長效機制，可能比有些官員問責會更加重要一些。至於該對誰問責或者由哪一級的官員承擔責任，不是我們調查組說了算的，我們需要的是把情況弄清楚，把問題找出來，把解決的辦法建議提出來讓上層決策。”
記者點頭，“確實如此。”
曾家輝補充道：“事前監督遠勝於事後問責，悲劇發生了再做一些補救的措施總是很晚的。對於你們記者來講，有新聞素材了，有事可做，有事可報了。至於該不該問責，由誰問責，大家不必圍繞這個問題做無用功，我們大家共同努力，先把事實儘可能還原給大家，這纔是我們的當務之急。隨便提供一個好消息，全國人大已經強烈抨擊了三江黑磚窯事件，並提出儘快通過勞動合同法和其它相關法律政策實施，切實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如果按照一個法律的程序，按照一個正常制度來約束或者防止這件事情的發生，這纔是最重要的。”
調查的目的是爲了整治，杜絕此類非法用工的現象發生，這是最主要的。希望不再出現下一個類似奴工的現象，而且這不僅僅是在磚廠，比如說在一些煤窯或者是其它的一些行業。如果能做到這一點，不管是從新聞記者來講，還是從國家官員不說，意義都非常重大。而在曾家輝的眼中，不管是黑包工頭也好，是村幹部也好，是磚窯窯主也好，還是被非法使用的這些童工、殘障人士以及其他工人，爲什麼基本的人性在整個事件中看到的很少，他覺得很心寒，這些只能用規則、制度的完善和執行來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