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大的開支從哪兒來呢？自然是實業。1922年，張謇70歲時，大生集團有4個紡織廠，資產達900萬兩白銀、紗錠16萬枚，同時還擁有近20家鹽墾公司，這些都充當了他那些偉大構想、高尚事業的提款機和孵化器。
在接受海門電視臺採訪時，我忍不住感慨：“就生命能量、精神魅力和社會擔當而言，張謇太讓人驚歎，那簡直不像一個人做的事，而該由一羣人、由時代最優秀的精英羣體來實施，可又的的確確發生在一個人身上，太不可思議了！自古以來，中國人往往不是太實就是太虛，要麼只顧坐而論道，要麼忙於低頭走路。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強，行動力太弱……而張謇不，他知道怎麼賺錢，知道爲什麼賺錢，知道怎樣把錢花得精彩……他是窮人的榜樣，是富人的榜樣；他是文人的榜樣，是商人的榜樣，更是理想主義者的榜樣！”
有人說過，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最需要三種人：改革派、實幹家、夢幻者。這幾種生命身份，竟一併在張謇身上匯合了，他兼任並出色完成了所有角色。
可惜，只有一個張謇。
9
那晚，當地朋友陪我乘船夜遊南通城，一路槳聲，導遊不斷指指點點，每過一個橋孔，每逢一處舊式建築，她都會輕輕說出那個人的名字……
不錯，這座城市，是一個人的作品。
深夜，回到下榻的賓館，打開央視新聞頻道，看我工作的欄目《24小時》，看時代的今天又上演了什麼，不出所料，依然是詭異的股市、瘋長的房價、城市拆遷和釘子戶、城管商販衝突、民工討薪跳樓秀、和高考有關的爭吵……
關掉電視，當世界的喧譁變回一面安靜的黑屏，我突然特別懷念那個人，張謇。
有些人不該在光陰中消逝，有些歌不該在空氣裡失蹤。
打開窗，海風特有的清涼襲來，樓下是萬家燈火，是被張謇叫作“新新世界的雛形”的後來。
離開海門前，當地報紙採訪：您對海門有什麼建議？
我笑笑說，希望海門的每棟中小學都有一支自己的校歌，好一點的校歌。那種在風雨操場上天天唱的校歌，那種當成精神功課、晨鐘暮鼓的校歌……
13、向2008最後的陽光致敬
上午，被明晃晃的陽光驚醒。
最後一天了嗎？客廳的植物異口同聲：是。
那麼，向2008最後一天的光線致敬吧。
生命的來意，也許即爲了曬曬太陽。
蜉蝣上午點鐘出生，下午三四點鐘去世，一生沒有黑暗。它的歷程很完整、很漫長，細節和密度一點不亞於人生。
瞥見樓下院裡一隻黃犬，正幸福地曬太陽。
它是我今天的同伴。
作爲兩個動物，我和它都感覺今天的陽光很特別，格外值得珍惜。
想起30年前，隨父母呆在北方一個“人民公社”，印象最深的是一到冬天，老人們就倚在朝南的柴垛下曬太陽，眯着眼，雙手袖在棉襖裡，一動不動……似乎整個冬天，從早到晚，他們都牢牢保持這個姿勢。
年輕的時候，迷戀夜色，辜負了很多白天。
從今往後，我要向每天的陽光注目，致敬。
明年，我要在有限的客廳內種更多的草卉，吊蘭、文竹、鳶尾、車前草、牽牛花……還有向日葵。
向植物學習，我要做一個向陽的動物。
爭分奪秒，光合作用，我要做個渾身長滿葉子的人，一個鬱鬱蔥蔥的人。
其實，最想說的就是：人生，好好曬太陽。
2008年12月31日下午
14、青春之死·懷念陳虻
我的手機裡一直留着兩條短信，一條是朋友李倫發來的，4個字：“陳虻走了。”時間是2008年12月23日凌晨。一條是原《社會記錄》編導張亮亮在看了我紀念陳虻的博文後發來的，用的是《約翰·克里斯朵夫》裡的一句話：“若你繼續沿着朋友的足跡與理想前進，那麼，你將見到活生生的故人。”
陳虻，生於1961年，原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副主任，中國電視紀錄片領軍人物，《東方時空》創始人之一，並提出“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凡理想主義者，都是青年，時代之青年。所以在我眼裡，陳虻永遠是個青年，這是一個青年的死。他被青春永遠收藏了。
前不久，我和張潔去燕山腳下看陳虻，那是一塊青石。
陽光很溫煦，山間有飛鳥，石下散落着菸頭，有人來過。
我們擺了兩束花，一束白，一束黃。
陳虻兄，常回來看看
冬至剛過，北京迎來它最冷的一個凌晨。
一羣人卻等來了震驚和悲慟。
雖然那份痛早就在路上，但我們還是沒做好準備。它讓我們措手不及，讓我們感到被冷落、被遺棄，甚至被傷害。你走得太快，來不及告別，來不及囑託。你太英年，英年得讓人懷疑命運的公正。要知道，除了胃，你的每個器官都強健於我們。要知道，你是個有無數人生打算和強烈“未來感”的人。
打開窗，大口大口吸冷風，我知你靈魂未遠，你還在北京，還要再去一次南院。遠行前，你還有許多事要做，這一夜，你會很忙、很累……
“陳虻”，一個圈內人公認的精神名詞。對於外界，你並不知名，儘管你的才華和勤奮舉起了很多名人。
我想我不能再吝嗇讚美了，否則再沒機會。
一個性情溫美的兄長，一個純真的理想主義者，一個在紀錄片理念和美學體系上創下個人標籤的人，一個以額頭、長髮、閃光的語言招來崇拜的智者，一個以才情和風度提升了男人品質的紳士，一個多愁善感、常因一段鏡頭而流淚的審片人，一個廢寢忘食、生活簡陋終致身體報復的人……
因你要遠行，今天，那個隱蔽在羊坊店路的小院顯得蕭瑟而虛弱，它丟失了最有分量的一股體息。一夜大風，將最灼熱的一縷靈魂颳走了。我知道，在很長的時間裡，它將失去重心。同時，也將流行起關於你的種種傳說。不錯，你將成爲傳說，尤其新人們中間。傳說只要你在機房審片，周圍即會攏起一圈人牆，他們被磁場召喚而來，捨不得錯過你的隻言片語，哪怕斥責和挖苦。比如某次審片，你突然問人家年齡，然後嘟囔“嗯，改行還來得及”；比如你瞅着瞅着片子，突然打量人家衣着，冒出一句“看你怎麼穿衣服，就知道怎麼編片子”……奇怪的是，這些並未讓人家惱怒或羞愧，慢慢，它們成了獎賞，成了窖藏。而那一天，也成了他們的節日，當被別人問起時，無不驕傲地點點頭。
陳虻，你將成爲一個傳說。你的種種“劣跡”將成爲美談。大夥以曾與你近在咫尺、受你精神“侵略”之深爲驕傲，爲炫耀的資本，甚至捱罵都將成榮譽。
一句話，大夥爭着佔有你、分享你。你是大夥的營養品、戰利品。
無論何時，這夥人都將感謝命運的饋贈，感謝將你安置在他們中間，與之爲伍，與之稱兄道弟。
陳虻，知道嗎？你的遠行將掠奪多少懷念？你的缺席將劫持多少孤獨？
陳虻兄，在天在地，我們永不相忘！
我們將在抱怨命運的不公之後繼續信賴它。
我們將在痛恨人生的無常之後繼續摯愛它。
陳虻兄，常回來看看！看看南院，看看兄弟……
我們替你活在你撇下的時空裡。一個更復雜也更充滿希望的時代在你身後展開。
你的兒子將成爲那時的觀衆，他將慢慢知道自己的父親，因你驕傲併成爲你的驕傲。
2008年12月23日夜
平安夜思緒，與陳虻有關
一個院落、一個團隊，失去精神領袖的後果是：它和成員之間不再有心靈契約和精神歸屬關係，只剩下僱傭與管轄；它不再是一個人生共同體和精神共同體，只是一個生產隊和純粹的生計公司。這份僱傭在合同上也許公平，也許不公平，不管怎樣，都只是一種交易，一種物理的淺薄關係。陳虻走後，就會閃現這樣一片廢墟。未來，或許會再生以欄目爲單元、以製片人爲首領的袖珍型精神團隊，但以院落爲輪廓的精神羣體的的確確隕落了。孫玉勝《十年》中描繪的那片理想主義者嘯聚揮幟的精神風光，將不復存在。
鉚釘沒有了，船體解散了，每一片板料都浮在水面上。
“南院”，將變成南邊的一個院子。
週六，當向陳虻最後告別的時候，一個時代即宣告結束。
被宣告結束。
追悼會，本質上是對“死”和“終”的一種深化，一種印象的加固。在陳虻這個激情浩蕩、英氣飛揚的人身上，怎麼能隨便用“死”的標籤呢？而且，我還有一種不安，我不願看到一些政治符號和標籤（雖然那也是善意的撫卹）覆蓋在他身上。我不知道他的靈魂會不會抵制，要知道，這是個多麼追求純粹、渴望自由和纖塵不染的人啊！若是那樣，但願這個寬容的人會微笑着滿不在乎。昨天和李倫談話，我說，若真的必須有一個官方儀式，希望別過度用黑色，放的也不是哀樂，而是他的某段音容笑貌，然後是某首曲子，陽光些、唯美些、有力量些，比如馬勒的，比如巴赫的詠歎調，比如貝多芬的《田園》《歡樂頌》《英雄的葬禮》，或乾脆陳虻喜歡的某曲卡拉OK……
所以，我選擇了逃避。爲此，那一天，我將承受慘重的孤獨，我甚至想不出一個法子躲過哀樂響起的那個時刻，我送過父親，我骨子裡徘徊着哀樂，乃至住着哀樂。
但從此之後，我心裡是溫暖的，因爲我未見陳虻的“死”。對我來說，他只是在別處，沒來上班而已。這樣，說不定哪天即會在街頭撞到他，又見那頭藝術家的長髮……這是務虛的好處，也是軟弱者的光明。
把靈魂交給懷念者和繼承者，把軀殼返還大地，它本身就是大地喂出的。
我相信精神是種不死的能量，它是守恆的，不減不損，永遠棲息在空氣中、月光下和後人的行動中。
好好活着，紀念陳虻，做好他的同路人，做好他的生命同類，做好他的精神兄弟。唯此，“死”纔是個假象，活着的另一個他纔不孤獨，他的靈魂纔有枝可棲，有地方借宿。
要活得像陳虻那樣乾淨、堅定、燦爛，又要減少他的遺憾。相比他的優秀和才華，他是有巨大遺憾的，他甚至錯過了親自表達的機會。其實，正是那些遺憾最讓我疼痛，刻骨銘心。古往今來，在各個職場和沙場，在各類英才和人傑身上，都上演過“未酬”“恨晚”之憾。
我珍惜、敬重乃至熱愛這個人，並非僅因他的優秀，更由於他代表了一種生命類型、一種生存路線、一種精神命運。他的起落，他的舒暢和壓抑，他的飄逸和負重，他的弧度和筆直，都代表了時代一羣人的命和運。他像個標本，像塊碑，承載的是茫茫人海中的一組肖像。
沈從文的墓碑上刻着：“一個士兵，要麼戰死沙場，要麼回到故鄉。”陳虻的故鄉在哪兒呢？
蕭伯納說：“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時候，要比我出生的時候好。”
這句話可延伸出無數的祈願。或許陳虻會說——
我希望中國的媒體環境，在別人懷念你們的時候，要比你們懷念我的時候好。
2008年12月24日夜
時代的疾病
——精神訪談錄
時間：2009年12月18日。
地點：北京崇文門咖啡館。
緣起：應楊偉東先生之邀，接受其紀錄片《需要》的採訪。該片擬訪問當代中國諸領域的一批學者和藝術家，就文學、道德、人性、信仰、法律、科學、文化、秩序、精神家園、知識分子、世界觀等傳統概念和話題作答，旨在掃描幾十年來國人思想的激盪與變遷。本篇在現場基礎上作了梳理。
問：首先感謝王老師能接受我們的邀請。此前您已收到了採訪提綱，那些概念是非常普通而常規的，甚至頗顯過時，也許我們正是想通過這些“過時”的概念，來激發並觀察您的情緒，進而觸摸時代的變化和價值趨勢。我的提問將非常簡化，以您發言爲主，您隨意回答，也可以跳過。
答：首先，我得表達一個意思：那就是試圖對一個概念作出肯定性回答，不太符合我現在的習慣，尤其這類涉及事物內涵和命名的解釋。因爲面對這些問題時，每個人潛意識裡都有去追求“真理”的衝動，都不自覺地修飾個人的觀點，美化自己的智力，從而損失掉一些真實——也破壞了你的初衷。另外，確如你剛纔講的那樣，有些概念和設問，太刻板、太辭典化，除非面對審訊，我自己不會主動追求它們的。有些本身就是30年前教條主義、模具文化的產物，這些年來，沒人再執着於此，或者說，拋棄了它們。
但從另一角度講，我覺得你設計這些問題，也許有某種象徵或隱喻，說白一點，就是有“陷阱”的意思，即把被遺忘或不屑的問題重新拋出來，逼你面對，希望有意外發生。不出所料，你剛纔已亮了底牌。總之吧，我儘量不閃躲，但不求完整，不壓抑衝動，爭取說得飛快一點，這樣更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