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學，其實是被解放了
問：您有作家身份，那就先從文學聊起吧。什麼是文學？文學的社會位置在哪兒？
答：文學？先拋掉定義。在我看來，世界上的表達不外乎兩種：一是新聞性表達，一是修飾性表達。前者好理解，無論報道還是評論，都要求客觀、理性、邏輯嚴密、推論合理，對現場和真相負責，其最大特點就是“去修飾”。而後者相反，它推崇修飾性，追求想象力、生產力和虛構成分，它創作的前提是認爲僅有現實是不夠的，它要介入，要精神干預並創造一個“新事實”。蒙田說：“強勁的想象產生事實。”文學非常信任這句話。藝術也如此。
我自己的感受是：30年來，文學的“意義”負擔在減輕。減輕的原因並非它放棄、逃避或推卸掉了什麼，是因爲它的這部分功能被分擔了，被更好地承擔了，尤其被媒體分擔了。仔細看你會發現，幾千年裡，尤其上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中國語境下的文學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媒體的角色和功能，背景是我們沒有媒體，缺少真正的媒體，所以就由文學兼職了。那時，主要的社會信息（政治、民生、歷史、文化、輿論）都搭乘“文學”這隻船來運輸。古代，歷史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文學史，在大的政治筋骨和朝代框架下，往裡填的血肉和細節多是文學作品提供的，多爲文學性描述。古代官僚系統和言說的主角全部是文人，政治家都是詩人、畫家、書法家和鑑藏家，皇帝也是，他們不僅負責描敘歷史，還直接變革歷史。所以在古代，文學真是太顯赫、太風光了。
晚清至大陸民國時期，雖有《申報》《大公報》《觀察》等知識人報刊，但整體上重言論、偏文藝，突出“聲音”功能（早期媒體偏於“喉結”特徵，重發聲；當代媒體傾向“眼睛”特徵，重事實），新聞事實的涉面和體量並不大，這是由交通聯絡等工具條件決定的。文學的媒體屬性直到上世紀80年代前還未根本改變。比如說，過去要想聽鍼砭時弊的言論和政見，馬上會想到雜文，尤其魯迅式的雜文，匕首型投槍式的雜文；想了解民生世相、風土人情，就去看小說和見聞隨筆。民國時期的報紙推崇“文學副刊”“文藝副刊”，即反映了這點，作家某種程度上扮演了記者和輿論家的角色。後來有個術語，叫“批判現實文學”，所指即有媒體屬性的文人作品。現在情勢大不同了，在信息和輿論流通上，已徹底擺脫對傳統文學的依賴，比如，你可能瀏覽各網站的新聞時訊，看《南方週末》《南都週刊》《新京報》等的採訪和時評，看《三聯生活週刊》《財經》等的深度專題，看鳳凰衛視的即興言論，看各種網絡論壇和批評家博客，包括央視的《新聞調查》《社會記錄》《經濟半小時》《新聞1+1》節目，甚至百姓曾信任的《焦點訪談》。還有電視政論片，早年的《河殤》、後來的《大國崛起》等。
甚至到80年代初，即我念中學的時候，一個人若想了解這個社會是怎麼回事、已發生和正發生什麼，從大的體制變革到小的家庭生活，主要途徑也是文學作品。像“傷痕文學”和“改革小說”，如《班主任》《第二次握手》《喬廠長上任記》《人生》《故土》《平凡的世界》《便衣警察》及張賢亮和柯雲路的系列小說等。現在完全不同啊，除文字小說，你儘可以看影視劇、紀錄片、生活雜誌、電視節目、舞臺劇等。實際上，這些新路徑已悄悄轉移和釋放了大部分的傳統文學能量。像最近很火的電視劇《蝸居》，我看了，真不錯，它扣住了當代最大的民生話題和社會情緒，即使它以純小說面孔出現，仍不失爲好小說，這就是典型的文學能量在傳媒時代的“變臉”。像過去央視的《百姓故事》《紀事》《社會記錄》（因爲我熟悉，故順便舉例），都是故事體、人生感很強的社會類新聞，“大時代、小人物”的立意很明顯，都在積極尋找個體在大格局大空間中的位置。還有《見證》欄目，史料性和進程感很強，我很喜歡，不僅僅是記憶，它在反向地拉動這個時代，位置在後，但姿態向前。從前的文字——尤其文字文學，成績確實好，也堪稱時代的指南針和晴雨表，因爲全社會的人文力量和精神願望都壓在了上面、齊涌了過去、擠在了一起啊，人多力量大啊，只有一個出口嘛。而現在，該局面消失了，職業媒體凸現了，尤其網絡的登場，讓傳媒的意義和能量有了質的飛躍，無論工具上還是實體上，都獲得了空前的解放和鬆綁。
文學與媒體角色的揖別，這中間有個過渡，那就是80年代的報告文學，由《人妖之間》等掀起的報告文學潮。這是文學與其“媒體”角色的最後一次擁抱，衝刺式的，狂歡式的，是，也是訣別。此後，報告文學這種文體便銷聲匿跡了，不是說它的任務被放棄了，而是媒體出場了，作家對事件做深度調查的使命讓位於了真正的報刊和電視。比如，你若仔細看《新聞調查》節目，即發現它的追求類似當年最優秀的報告文學的理想，只不過它更重事實、輕議論。所以，我認爲報告文學是涅槃了，圓滿了。
問：有人說當代文學很落魄、很無力，也很尷尬，您怎麼看？
答：我認爲，新聞和文學、媒體和作家做的事，都是一個時代的精神成績。不必爲文學地盤和產量的萎縮而焦慮，你把媒體的成績加進去，你把網絡和博客的成績加進去，即發現時代的精神業績在總量上大大提高了。所以，我覺得要換一種眼光，換一個角度，不要老用個人署名的方式看時代的精神成就和能量釋放，要學會看總和，看集體創造力，看千萬個人共同署名下的精神業績。過去，我們習慣了被代言，習慣讓幾個人的大腦整合或代表整個時代的智慧和思考力，而一旦沒找到這些大腦、或數量不夠或有瑕疵，我們就會感到焦慮和不安。像上世紀上半葉，我們似乎只要有了魯迅和胡適兩個柱子，精神帳篷就搭起來了，現在這種依賴不會再有了。前幾年，我不急於寫自己的東西，也和這想法有關，我看到那麼多人寫得都不錯，在他們的聲音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大部分聲音，我就安心當起了讀者。即使偶爾寫點什麼，也注意甄別，儘量表達別人之未表達，如此也不辜負讀者。總之我想，若我們不計較個人署名的話，會對這個時代的集體創造力和精神業績得出一份公正而寬容的評價的。
同時，文學表達在某些領域的退出，我覺得也是明智和理性的。對一個時代的大幅思考和介入深度，純粹的作家未必比一個記者、學者、律師，甚至知識型官員掌握的信息更全面、思考更透徹，重要的還有理念、方法、閱歷和知識結構等問題。比如讓王蒙、劉心武等再直面當今民生中最重要的“三農”、房地產、金融股市、稅賦和物權、城市拆遷、醫療教育和分配改革等題材，他就很吃力，至少像過去那種深刻而全景式的表達，他很難再做起來。時代信息和社會矛盾是非常浩瀚與複雜的，傳統的書齋型作家很難完成貼身的思考，尤其經濟學、金融、法律、市場等問題，以他們的儲備和角色，既沒有體驗機會，也沒有思考能力。相比新聞媒體和網絡表達，主流文學對時代的追擊速度太慢了，反應太遲鈍，這不是它的強項，相反，表達個人體驗和時代對人性的新注入，表達文化和新的人生糾葛，反而乃其優勢。小說家馮驥才如今對民間文化、傳統習俗感興趣並做了大量保護和整理工作，就是很好的啓示。尤其作協身份的體制內作家，連一個真實的社會角色都沒有，這樣即失去了一個從職業領域和專業出發觀察和研究時代的平臺，於是很難表達社會性強的東西，經典的文學命題還是他們的注意力所在。其實，這沒什麼不好，不好的是文學身世引發的焦慮。你不焦慮、不過度自戀就好了。
這些年，我做新聞有個感受，媒體倉促釋放的一些信息匆匆被一些書齋雜文家拿去做了寫作起點，而很多時候，公開的信息部分僅是一個側面，事實的複雜和糾葛遠大於既有的新聞描述，所以我們做節目時恪守一個方法：大事實小評論或不評論，開放式而非閉合式收尾。而很多雜文往往循了一條從簡單事實到簡單結論的公式：隨便截取一點素材，然後對號入座，能支持自己的某種價值預判即可。其實，這是讓事實服務主觀的做法，看多了，會發現他所有的文章都是一篇文章，邏輯一樣，結論一樣，構造一樣。
文學的魅力和意義在於藝術性，在於它的精緻和張力，在於作者強大的精神介入。打個比方，作家做的是將一個東西表達得更好，設計得更好看，更有品質和美感，它把出苦力變成了藝術體操，而新聞就有點像幹農活和出苦力，很樸素，但苦力的價值在於基礎性，它是安身立命用的，解決衣食住行，服務於社會問題，它是用世之道。
總之，我覺得對文學的評價，不要過分看重個體署名，不要過分依賴個人的創造力和成就，這是個陳舊的習慣。要重視一個時代集體的精神成就，要養成閱讀集體作品和衡量總值的習慣，如此，就沒太多焦慮了。像大衆對餘秋雨、于丹們的常年依賴就是個誤會，無論其粉絲還是批評者，都太纏繞了，總難分難解、不願分手。其實，在某次講課和某本書後，他最大和最好的能量已釋放完了，可你還在向他要這要那，試圖讓他對天下事發言，結果，接下來他所有活動都涉嫌應酬了，是大衆的消費習慣和惰性逼其當起了精神交際花和文化藝人。他可能是很會講課並有鏡頭感的老師，也是某個文化單元備課較好的人，但遠非優秀的思想者和著作者，聽其課無妨，讀其書則不必了。但即便如此，需要生氣嗎？需要就時代精神消費的盲目性和快餐時尚而生氣嗎？似乎也沒必要。過度批評生成的也是娛樂，看這世上每天發生的事，比這需要生氣和干預的，太多太多了。
文學和媒體，同屬對時代的刻畫，都有思想和立場在裡面。但文學版本的描述往往更誘人，歲月和民間最喜歡收藏的，很可能是文學版本。在我眼裡，文學是讓人迷戀的東西，而新聞是可敬的事業，提供最有用的服務。打個比方，新聞像白天，文學（藝術）像夜晚。我常讓自己在回家路上將今日的新聞忘淨，且把一些和職業無關的書放置牀頭，比如小說、詩歌、哲學和民俗的書，我要爲自己建一種平衡，像晝與夜、實與虛、現實與夢幻……生活始終誘惑我做一個豐富的人。新聞表達的是當代截面上的事，是眼前事務，我想成爲一個立體的人，一個有內心時空和自由旅行的人。
我不爲文學焦慮，人類的優秀作品足夠一個人夜以繼日讀幾百年了。不用擔心匱乏。真的不用。
2、做新聞，就是和時代的疾病打交道
問：那麼，據您觀察，新聞的這份“苦力”做得怎麼樣？是否盡職盡責了呢？我很多朋友都說他們幾乎不看電視新聞，尤其央視。不喜歡，也不信任。
答：我理解這種反應。作爲新聞意義的媒體，中國電視太不盡人意，比紙媒遜色不少。若沒有電視劇和娛樂撐着，恐怕中國電視機賣不過收音機，更不用比電腦。
前幾天，在給《新聞調查》節目評片時，我說我們不應忘記一個常識：“新聞是有用的！要清楚每一個選題在當代生活中的位置，要清楚它的敵人是誰，它要改變什麼。”我的意思是，媒體的使命即推進社會進程（亦即其原製片人張潔說的那種“釐米推進”），不要只顧湊熱鬧、趕場子，它要有自己的“注意力”，且媒體間應有締結共識的默契和願望，形成規模效應和追擊力，進而實現“公共視線”和“時代注意力”，最最重要的，要追求效果，追求社會細節的實質性改變。我提到了三鹿奶粉事件，它雖轟動一時，但並沒因此而推動全社會的食品安全治理、權力問責和制度完善，這是非常遺憾的。一起如此惡性的事件，其生命代價和社會成本之高，若不換來更大的時代收益，實在愧對它的發生。新聞就像種莊稼，它不能顆粒無收。中國太需要一場食品保護戰了，中國人是怎麼死的？大多是毒死的，超標農藥、工業廢水、激素、瘦肉精、硫酸、甲醛、添加劑、地溝油、增白劑……凡是化學上有的，食物中全有，中國人的化學知識全用在了養殖和食品加工上，大家活得實在太頑強太不可思議了。每個人都是受害者，無人有豁免權，你害我我害你，同歸於盡。前幾天我還和同事說，我們現在天天關注醫療改革，覺得這很重要，是很重要，但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就是食品安全，因爲中國人的患病機率太高了，拋開個人的生命和健康損失不說，今後的就醫成本將吞噬掉多少社會財富？這是給自己挖了個多大的坑啊？國民的生命、健康、財富和倫理全都將填進去。就算你的醫療福利全世界一流，像陝西神木縣那樣全民免費醫療了，又能怎麼樣呢？所以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們生活在險境中》，太危險、太悲哀了。而現在很奇怪，治病似乎比不得病、少得病還重要！醫療制度改革可全民大討論，媒體可批評，學者可建議，代表可提案，但食品安全卻淺嘗輒止、諱莫如深，民間注意力和政府注意力都太渙散，甚至捂着、掖着、裝聾作啞，怕什麼呢？怕影響經濟秩序和地方利益、增添不穩定因素？怕有損國際形象嗎？人家批評你一下怎麼啦？你纔是你的受害者啊，你纔是你的掘墓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