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掙扎正是人類的掙扎。當然，這種掙扎一點不痛苦，用不着擔心。不掙扎就沒意思了。
顯然，人類對人性的態度是矛盾的，既甘爲奴婢又想反抗，既高度服帖又不願放縱，既想不作爲又想大有作爲，總是“階段性需要”。像鞋帶一會兒盼緊一會兒盼鬆，被壓制久了，便要反抗，便嚮往絕對自由；待鬆弛得一塌糊塗，自由得沒了邊，又懷念起禮數和舊章程。這是一場難分伯仲的拉鋸，又總矯枉過正，很少能在均衡點上停留。比如20世紀初新文化麾下“解放人性”“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不僅流行起無政府主義，連張競生這樣的“性博士”都很迷人，在每個領域，政治、文化、習俗、生理，絕對自由觀都大有人緣和號召力，都讓聽衆熱血沸騰。過了百年，忽又興起了“儒家熱”“國學熱”“禪機熱”（相伴還有“中醫熱”“養生熱”），這不是偶然的，大家似乎猛然意識到，“克己復禮”自有其深意：己代表的是純嬰兒天性，即私慾和衝動，如今不正是私慾混戰的年代嗎？而復禮就是規劃集體人格、完善社會倫理，就是對秩序和格局的籲求。尤其當人們痛感人心不古、禮崩樂壞時，當道德、情感、信仰遭遇大危機時，最渴望的就是不折騰，就是寧靜感、迴歸感和復位感。再比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文革”、法國“紅五月”、美國的“性解放”轟然而鳴，拋開政治動員令不講，在這些狂飆運動中，暴力本能、破壞慾、性宣泄、無政府快感——人性的天然能量都從潘朵拉盒子裡越獄成功，政治和身體一起手舞足蹈，昏天黑地。而在其背後，都有“人性大解放”（把本能當正義，把人性當神性）的強大邏輯在支持，否則是沒底氣的。所謂“鬥爭”“革命”“批判”“造反”，有時也是一種，或叫政治。
這樣的循環能避免嗎？難，也無必要。就像潮汐、洋流、颱風，如何避？人能做的，就是風潮來時，降低它的社會損耗和破壞力。但該發生的終要發生，凡事物都有周期率，“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社會變遷如此，人性風尚如此，思想運動如此，皆爲候鳥式的來去。比如有時我們更需要魯迅，有時更需要胡適，有時覺得他們真該好好打一架，有時又覺打不到一塊去。無論他們是敵是友還是陌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需要和自己打架。我們在成長，時代在變化，我們的敵人在變，對立面在變，都是移動靶，是游擊戰。
再兜回人性吧。
對人性的表達，我覺得也有兩種：體內表達和體外表達。
體內表達即我們的，這根本用不着語言表達，讓身體自行表達就夠了，它想分泌什麼就分泌什麼。體外表達，就像一個人出門前要穿戴好，照照鏡子，像我坐在這兒說的所有話，都屬思量之後的發言，是一個負責的發言。人性的體外表達，並非對人性本身負責，而是對人性的交流負責，對暗暗追求的“真理”負責。其實，表達有時候很虛僞，並非你清醒地選擇了虛僞，而是每個言說者都情不自禁美化自己的智力，都追求話語成績和服人的效果，都忍不住向“真理”獻媚！所以，很多時候，我覺得有些“學術”顯得不學無術，很多煞有介事的爭鳴、商榷和研討，意義多在於儀式，討論之事多莫須有，屬詞語之爭，沒有核，爲言說而言說，爲蹊徑而蹊徑，爲論文和職稱而忙活，很多教授天天干這個。
比如，你要是問我“人性是善還是惡”，我怎麼回答？這是個僞問題，沒法說，不知怎麼說才真實，不知說多久才完整。正應了魯迅的表白：“當我沉默着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說到這兒，你可能會反駁，古代聖賢不是就人性說過許多嗎？是，只有天真時代的人才敢說，而且我承認，迄今爲止，最優秀的話都是古人說的，比如孔孟墨莊諸子百家，都捐獻了一筆詮釋不盡的話語資源，精神上看去也是一望無際、蔚爲大觀。爲什麼？因爲說得簡、說得少、說得隱晦而曲折，有彈性有張力有潛力，一句頂一萬句，任後人各取所需、各盡其用，全看你的生產力了。與其說那是真知，不如說是天書、仙書。後人是喪失了這種天賦的，只能高山仰止。
人性的內涵沒法說，人性的外延和衍生話題倒可以說，也有的說。像我前面說的一堆，都是。若你非要問，我只能說抓鬮吧，就像大學生辯論賽，抓到哪個就辯護哪個，沒有立場只有屁股，靠辯論本身生成意義，演練口才和邏輯。所以，我的建議是，別把人性當學問和課題，把它當生活、當素材就可以了。別把它搞成政治、科學和硬道理，它面對的應是文學和藝術，是一些更有機、更活潑的表現方式。所以，你後面接的那個問題是對的，你打量文學中的人性，取的是它的外延部分。
前面我說人對人性有周期性訴求，一會兒想絕對解放它，一會兒又懷念禮法和規制，忽冷忽熱，陰晴變幻。我覺得，中國現當代文學很順拐地照應了這種氣候：像當年郁達夫、張愛玲等人的小說，穆丹的詩，《青春之歌》《雷雨》等“進步文學”，都及時對應了新文化新政治下人性對“解放”的飢渴和迷茫的**。最明顯的例子要屬七八十年代，當年的地下文學、手抄本文學，甚至像《曼娜回憶錄》這種生理手抄本，都是缺什麼補什麼的人性反彈。“文革”結束後，人們從習慣了迷信和獻身到開始說“我不相信”，在一堆傷痕文學背後，最值得注意的是張賢亮的人性小說，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綠化樹》等，用一種很悲壯的方式把中國人沉寂了幾十年的肉慾重撿了回來，我覺得很了不起，有女媧補天之感，且沒有假氣。但中國當代文學少有專注的時候，也許爲了補課和倒時差吧，接下來有點眼花繚亂了，但核心是大解放。再一個叛逆是王朔，改革帶來的新理想、新浪漫和新崇高還立足未穩，王朔的“頑主”價值觀即呈掃蕩之勢，收買了人心和市場，有人說這是典型的人性化勝利，我覺得不是，是“人性氣候綜合症”給的機會，是崇高後遺症和消極人性的擴張。當“崇高”統治太久和“僞崇高”氾濫成災，人就開始搜索人性中消極和負面的東西——甚至對露骨的私慾和粗魯的邪惡也倍覺親切，它們由於逼真、久違和陌生而讓人敬畏，這時候，流氓都可能成偶像。黑格爾有句名言：“當你說人性是善時，你說出了一種偉大思想；但當你說出人性是惡時，你說出了一種更偉大的思想。”這話非常有力量，但僅僅有力量而已，與真理無關，它代表了黑格爾的階段意向和時代症狀，屬選擇性發言。王朔小說也難逃“氣候”的週期，幾年下來，加上跟風者繁殖的空氣，人們受不了那種“我是流氓我怕誰”的空虛、那種殘酷的人性“真實”，人們必須逃走，投奔一些閃閃發光的東西，一些溫暖積極的東西，於是連汪國真的甜點都被搶去果腹了。
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每一波時尚，都是人性輪迴的週期產物。人總試圖表達人性，可最終表達的都是文化氣候調控的人性，是政治季節薰染的人性，是自己選擇或時代替你選擇的人性。另外，我覺得在人性描繪上，中國文學“秀”的成分太多，刻意迎合“時尚”的東西太多，定力不夠，坦白的勇氣不夠，像雨果《悲慘世界》、盧梭《懺悔錄》裡的人性，像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人性，都在表達一種複雜的糾結和深刻的不確定性，也就是說，它表達的人性不是一個穩定的狀態，是複合的、動盪的，但同時又顯示了人性的救贖和積極。我非常重視並熱愛這種積極，我認爲文學和藝術的最高使命就是不讓人絕望，這正是我喜愛加繆大於薩特、熱愛尼采勝過凡·高的原因……優秀的文學和藝術，不單是刻畫人性的成績，更在於它幫助人性的願望。它並不是要改造體內的人性，而是要幫助體外的人性！
總之，我認爲“體內人性”屬不動產，不好也不壞，有好也有壞。人和人的區別，不在於想的不同，而在於做的不同。一個好的時代，激發的通常是人性中健康而積極的元素，而壞的時代剛好相反。“文革”即最典型的例子，一個通俗意義的好人遇到那種氣候，也會搖身一變，面目猙獰，就像近來被抖落出的名人劣跡，一些著名的“歷史受害者”，如今都被懷疑或證實有過人性的不光彩。其實很正常，若把我們投進那個時代容器裡，未必不會從蝴蝶變成蟑螂。
汶川地震那幾個月，災難和痛苦讓人性噴射出了最明亮的岩漿，那種全民一致的慷慨、善良、英勇、無私……呈現出一個完美的生存共同體特徵，連犯罪率都大幅降低。可不久之後呢？該貪污還是貪污，該還是，該計較還是計較，怒目相向、睚眥必報，一如既往……一點沒變，原路返回。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打掃得乾乾淨淨。
7、歷史：近處失明和遠視症
問：我在2009年第5版《現代漢語詞典》裡查到對歷史的解釋，“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談談您對歷史的理解。還有，您覺得歷史對當代有什麼用處？
答：自然史，先放一放。
按我的理解，歷史就是我們的集體身世和生存記憶，它回答“我們從哪裡來、我們是誰”這一問題。我看身邊的年輕人，發現他們很少或從來不關心歷史，我很遺憾，就告訴說：一個人必須讀點歷史，你不能只生活在當代截面上，否則你就不立體，沒有“根”，精神上很薄，薄薄一層紙。這些孩子都20多歲，一睜眼即上世紀90年代了，在他們的印象裡，生活和世界從來都是這樣的，一直如此且天經地義，唯一變化就是每年流行的東西不一樣。當你告訴他30年前穿喇叭褲、唱鄧麗君的歌、聽國外電臺弄不好會坐牢時，他大睜着眼以爲你開玩笑……重大的時代拐點、社會變局、思潮爭鳴，他們都沒遇上，一路直行，沒有跌宕和起伏，連個岔口都沒有，甚至以爲父母也這麼過來的，只是更窮、更土一點，沒有肯德基和麥當勞罷了。所以我就說：不要只活在當代截面上，不要老跟着時尚和流行走，要知道你的身世，個人和民族都要有身世感，一個人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才清楚自己是誰、將來會怎樣。
現代醫學在輔助診斷上越來越注重基因，過去也重視，但用的是另一個詞——“家族病史”，人得什麼病，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悄悄決定的。那麼，從人類生存來講，歷史就相當於基因圖譜。今天的生存格局從何而來？今天的政治習性、文化人格和價值觀，從何而來？就是從基因譜系裡來。90年代一定是從80年代來的，80年代一定是從70年代來的。張志新在70年代因講真話被割喉管，同樣的話在80年代就無性命之憂了，或許會有警告或處分，而再往後，可能這些也沒了。所以今天的父母用不着再叮囑孩子“不要在日記裡亂講話”了。這就是進步，但進步是有成本的，若不牢記和珍惜成本，那利息就不可靠，不定哪天就縮水，大家又變回窮光蛋。我覺得每個時代都是這樣，前人付出成本，後世享受利息。我們認爲好的社會現況，每一點文明進步，都不是天上掉的餡餅，而是利息的結果，所以我們要感謝那些成本，要緬懷那些在成本中犧牲的人，比如當年的孫志剛事件（一個青年在廣州街頭因無暫住證被收容後遇毆身亡），它以最極致和慘烈的方式刺激了輿論，喚醒了法的良知和制度糾錯，《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由此被廢除。它潛在地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至少你今天走在大街上，不會因沒帶身份證而被羈押。
不瞭解歷史，即等於不清楚“成本”。猶如一個人花着錢卻不知錢怎麼來的，以爲自己天生就有錢、就該有錢似的，這不是敗家子嗎？如此下去，離身無分文即不遠了。所以，要了解歷史，就像坐在一列車上，要清楚自己哪兒上的車、上一站是什麼。不知上一站，就不知下一站。
歷史關乎成本，關乎記憶，更關乎身份。一個沒有歷史感的人，是拿不到生命身份證的。還有，歷史並不僅僅是“過去時”，很大程度上，它可能還保留着“現在時”和“進行時”的姿態，比如幾十年前的“極左”“大批判”“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真的被連根拔起，不再打擾今天了嗎？它往往一隻腳留在過去，一隻腳踩住當下。它只是新聞意義上的史，並非意識形態的史。
所有當下，都是歷史分娩的，身體裡住着歷史的血脈、基因和染色體。當我們以爲與某段歷史永別時，它又冷不丁攔在了前面，頂多換個面具。尤其於中國這樣一個變革不徹底、文化積習太深、體制更新太慢的環境，很多事都會一遍遍地來、改編後重演或排續集。所以有人說：魯迅不被遺忘是民族的悲哀。是啊，曾有那麼一陣，覺得魯迅過時了，可又過了一陣，發現魯迅還站在前面，老人的話一點不老，他依然偉大，像個時代先鋒。
我這些年做媒體有個感受：很多“新聞”都似曾相識，仔細一看，本質上都是舊聞——舊聞的內核和邏輯，除人物地點和相關數字變一下，事件性質、發生原理、進程和結局都大同小異，餡還是那個包了多年的餡。不說別的，單就一個礦難，別說做媒體的，哪個中國人還好意思把它當新聞？都一個模子出來的。誰鑄了那個模子？誰有粉碎模子的決心和力量？
中國的問題往往就是模子問題。
問：我採訪一個電影評論家時，他說真實的歷史是相對的，歷史往往由勝利者來寫，如果這段歷史對勝利者有利，往往會寫得很清晰，反之往往很模糊。您怎麼看？
答：中國歷史有一個現象（他國也有，程度不同），越遠的搞得越清楚（越被允許且鼓勵搞清楚），越近的反而越糊塗。你問現在的孩子80年代發生了什麼、70年代發生了什麼、“文革”怎麼回事、“反右”怎麼回事、胡風是誰，他不知道。再問他“延安整風”怎麼回事、“土改”怎麼回事、瞿秋白和陳獨秀怎麼回事，更搖頭。但你若問他明清宋唐的事兒、三國乃至秦漢的事兒，他或許如數家珍，娓娓道來。就像《百家講壇》那些陳谷爛麻的事，你怎麼忽悠都成。清朝人未必知道清朝那些事，明朝人未必知道明朝那些事，而那些事，今天的專家和孩子都門兒清。
我覺得這和權力對歷史書寫的極度重視有關。長期以來，歷史一直是權力歷史，權力親自寫，寫的也是權力，即政治編年史。像古代，自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後，只能寫隔代史了，本朝的事不許說，想臧否人物、指點江山，你得衝前朝和上世去。爲何這麼做？顯然，這涉及一個大利害：權力合法性！這是權力最敏感和擔心的東西。所以就出現了“近處失明”現象，或叫“燈下黑”“遠視症”。越近的歷史，越是一筆糊塗賬，越願意做成糊塗賬。於史學家來說，是一種選擇性失明。《百家講壇》是這路數，古裝影視劇也這路數。
在歷史一事上，公衆最擔心什麼？是被欺騙、被矇蔽。所以從古到今，人們都把“真相”當成歷史的最高價值標準。尤其中國人，“被失明”“被聾啞”得太深太久了，該訴求更強烈。凡冠以“內幕”“秘聞”的書，無論真假優劣，都暢銷。
問：我採訪的一位哲學家是這樣理解歷史的：一個國家、民族，如果沒有歷史的記憶，也不會有行動和辨別方向的能力，相反，若對於過去的記憶太仔細、太瑣碎，同樣也會使我們癱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