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道德動員方式，《感動中國》顯然低效，不達標。作爲一檔電視節目，它包含價值誤區，但並不構成價值災害。你可以憐憫它，批評它，但也別欺負它，用不着討伐。
中國式的表彰文化，實屬無奈之舉。從1949年到現在，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榜和道德動員就是靠樹典型、頌英雄、學模範來維繫的，從王進喜、雷鋒到朱伯儒、張海迪，這是體制的習慣動作，也顯現了全部精神家當。你說起作用了嗎，起了點，只是日漸虛弱和式微，而現在更多是藥物性依賴，離不開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點辦法。
私下，我也和相關朋友說：《感動中國》可以搞，民間那些人性的閃光，值得被描述和傳播，尤其在這個道德冰河時代。但價值觀上要改一改，名稱、理念、邏輯、語境、姿態都要改，權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純淨、平實、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樣化，讓事物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問：插一句，您覺得好的表彰，或者說正常的表彰應是個什麼樣子？
答：就是我剛纔那句話：讓事物恢復它的本來面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來的位置上去。不要擡轎子，不要用“頌”體，老實一點，別浮飄，別用“中國”這樣的大詞。表彰本身沒有原罪，尤其我們這樣一個無神論國家，表彰有它的社會功能，關鍵看錶彰什麼、怎樣表彰。好的表彰，應是在表彰一個人的時候，所有的生命同類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傳遞這人性的光輝和美，像陽光靜靜照在每個人臉上……
其實，《感動中國》和大大小小的“事蹟教育”，給我們的啓示是：如何建立中國社會的信仰資源和深層的精神家園？也就是你前面問到的那個問題。這是值得幾代中國人去思考和建設的，應借用傳統文化、宗教倫理、道德哲學、心靈美學、現代理性等資源。其中，政府的表現尤爲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動員這樣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權力的清潔、制度和規則的完善，這對營造健康的社會空間最爲關鍵。土壤改良了，才能長出好莊稼，其形體才端莊，愛和善的顆粒才飽滿。
另外，從歷史和世界範圍看，道德危機，應負最大責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沒有奠定好的制度和空間環境，引發了既有道德資源的流失；二是它沒有起到好的示範，權力率先並引發了民心，制定規則卻破壞規則——沒有比這危害更大的了。
11、常識還活着，世間還有青春
問：前段時間我看又有一個榜樣出來了，武漢長江上救人的大學生，那種救人方式引起了很大爭議，很多人覺得是一種不理性，不該鼓勵這種做法。同時，媒體還披露了見死不救的旁觀者和利慾薰心、高價撈屍的船主。您怎麼看？
答：這條新聞我們欄目做了，所以我清楚此事。我的個人立場很明確：這是讓我感動的一羣孩子，我心裡向他們致敬，我看到了青春的美麗、未泯的常識。我很想讚美他們，但不會把他們當成英雄，他們是我心目中正常的青年，他們復活了一條“不能見死不救”的常識……這比英雄令我欣慰。
事後，有人揮舞着理性質疑，有人大聲呼籲表彰。我願意質疑，但我不質疑青春的“魯莽”，我質疑的是前者的質疑，是這條江的安全防護和救助系統，是政府的職能。我同意表彰，但更關注表彰的內容和方向，是表彰他們的“非凡”還是“正常”？是召喚“常識”還是召喚“英雄”？是表彰“烈士”還是表彰“健康的生命”？是權力的表彰還是民意的表彰？我不僅同意表彰，我還支持隆重的表彰，因爲在備受質疑和不公正評價後，再讓它無聲無息地過去，我覺得不妥，要追加一份榮譽，這樣才公允。
他們很優秀，那份不假思索的“衝動”很優秀。他們不魯莽，他們已顯示了瞬間的機智，考慮到了救人的技術。
這羣孩子，我特別留意其年齡和身份。他們是從校園來到江邊的，接受的還是一種理想主義教育，身上還流淌着青春和青澀，之所以不猶豫地跳下去——這個動作的發生，我覺得就是那股青春和青澀在起作用，若再過10年我料想他不會做，因爲對此事的風險他會做很多評估，評估到最後就是不做，別人去做我也會鼓掌，也會感動，也會流淚，但都是寄望於別人或更有力量的人，而自己不做。
當年全國上下反思“賴寧”並一致同意不支持未成年人“見義勇爲”的時候，我也同意，我也加入了理性陣營。但過了些年，我突然覺得社會正從一個極端跳向另一極端，我們用聰明剝奪了常識，用理性掩埋冷漠和麻木，良心變成一碗堅硬的稀粥，我難以下嚥。何況，此事在主體和細節上都遠離“賴寧”。
我覺得這羣孩子之所以去做，並非受了什麼精神的驅動，很可能就是一股衝動、一種本能，一條從書本中得來尚未丟掉的常識：見危不能不救！不能袖手旁觀！大凡危急下的勇敢，少有深思熟慮的，都是激情和血性使然，這恰是人身上最有希望的東西，若連這個都沒了，人性就麻煩了。我前面話題中說人性是複雜的，充滿多元成分和對立元素，有自私也有慷慨，有恐懼也有無畏，我希望這兩樣都有，配齊了才叫健全，若只剩下一項單極，那一定是惡性的。如今的知識人和批評家，往往思想力很強，但行動力太弱。包括我在內，都有這個問題。我們溺於思想，行爲上很少付出，更不做“出格”和“危險”之事。
珍惜生命，反思救人失敗的原因，很有必要，我一點不反對。但有個時機問題，有個技術問題。你要把兩件事剝離開：一是奮不顧身地救人，一是如何降低風險和成本。若把兩件事綁在一起評價，那就褻瀆了高尚，誤讀了青春，辜負了常識。當理性用力過猛，或時機不對，就成了失明的理性。
需要理性，更要回到常識。尤其看到冷漠的撈屍隊出現在同一條長江上時，我真覺得船上的纔是殭屍，水下的纔是生命。我也再次感受到那個跳下去的動作——它的分量和價值，它毋庸置疑的正確！
一羣生命，用身體告訴了我一個事實：常識還活着，這世間還有青春。
12、我們的工具箱被盜了
問：您前面提到了，重建精神家園，除了愛和道德資源，生活空間和社會環境尤其重要，我們通常認爲，法律是社會空間的支柱，您怎樣看待法律和制度於當下的意義？
答：對於當代，每個人都有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那是一種丟了貴重東西的表情。那麼，我們究竟缺失什麼？丟了什麼？最想找回什麼？
如果用一個詞，我想說是“秩序”。生活的安定、精神的舒適、人際的暖意、世間和諧，都來自這個秩序。痛心，痛的正是失序。
在我看來，有兩個秩序：一個是體內，一個是體外。體內秩序，就是心靈秩序，即精神家園的核心內容。體外秩序，即我們的生存空間和制度環境，法律乃其核心。如此，我們面前就擺着兩樣最醒目的東西：道德和法律。大家痛心疾首，一定是這兩樣都有麻煩。
法律的意義不必說，現代國家的旗幟就是法。而且，我們當下對法的飢餓感和急迫感都是空前的，像一個乞丐，飢腸轆轆，兩眼發綠，恨不得一把全抓來、全吞下去。在民衆乃至權力看來，法似乎是最大甚至唯一的稻草，似乎有了它，其他即源源而來。
在我看來，法其實不意味着糧食，它是掃帚，打掃庭院、清理垃圾、規整亂物，是建立和維繫地面秩序用的。而道德，纔是吃進去的糧食，纔是作用於心、滋養身體的能量。若一個人吃飽了，精神飽滿，手裡又握一把高效而有力的掃帚，那他的家園前景就樂觀了。
問：您的意思是法制不是全能的，必須和道德結合起來纔有威力？
答：我是主張法制、信仰道德的人。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把“信仰”二字給了道德。這也是我近年的一個轉變。
顯然，我們的制度和法律體系不完備，缺失項和漏洞很多，法制——這把鐵掃帚遠未鑄好。但你真以爲鑄好了就萬事大吉、芝麻開門了嗎？制度實踐和司法履行其實比文本的完善艱鉅得多、漫長得多。
比如說法律的出臺，我們現在每天都有新的法令、指導意見、辦法、條例、試行條例、地方法規出來，目不暇接，技術細節上也不斷追加補丁，但它們被嚴格、高效執行了嗎？百姓喊冤投訴怎麼先想到媒體？當公權力和職業操守不被信任的時候，當人情、利益、權力和關係資本充斥司法現場，甚至一些執法者即枉法者和舞弊者時，那這堆法律就是虛擬的，就是泡沫。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第一掩體，一個人只有信任法律纔會有安全感。我覺得人人自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何以法律的信用被消解到這地步？爲增添法庭的神聖感，我們效仿西方，增加了宣誓、法袍、法槌等符號和儀式，可這種裝修有效嗎？我們沒有上帝，沒有敬畏，即使你以手捂胸對天發誓也沒人信，你自己也不信。也就是說，我們靈魂的“內環境”並不支持這種“外環境”，飾物過多反顯滑稽，還不如過去“人民專政”的裝束更威嚴、更凜然，至少有莊重感罷。
康德說：“有兩樣東西，對它們的凝視愈深沉，在我內心喚起的敬畏和讚歎就愈強烈，它們是天上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我們的內心空空蕩蕩，既沒有康德的道德律，也沒有類似的東西。
當然，若投優先票，我還是投給制度和法律，因爲這是最硬的設施、最眼前的操作，而道德和精神家園，那是多少年的修行啊，遠水解不了近渴，急也沒用。道德失陷可以是短短十幾年的事，而修復至少要幾代人。
但面對這個時代，最讓我焦慮的，並非制度項的缺失和糟糕的司法實踐，我的注意力還在軟件上。這是個過分膜拜法律的時代，我們對工具理性過於依賴和迷信。法律是什麼？法律是守門員，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和堤壩，是矛盾激化後最後登場的一道程序，它是剛性的、硬質的、冰冷的，一是一，二是二，人常說“法律無情”“法律不相信眼淚”，它確是閃着寒光的利器，人不也常說“拿起法律武器”嗎？其實我們更應看到，在矛盾抵達這個程序之前，實際上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可用道德方式來緩衝、通融、消解。除了惡性暴力事件，一個日常矛盾，從發生到尖銳、膠着、激酣直至對簿公堂，其實是條很長的路，途中充滿種種可能，有很多彈性的、人性的、溫暖的解決辦法，但我們往往都拋開了，什麼謙和、友善、妥協、寬容、諒解、捨棄、許諾……統統不要，一下子直奔法律，撲向終點。你會發現，如今國人常掛嘴邊的話是“咱們法庭見”“有本事你告我去”，其實都是在揮霍對法律的熱情，似乎這個社會越來越法治了，你看大家法律意識多強，動不動就用法律保護自己，都決心把這事託付給法律。但在我看來，對法律熱情最高的時候，恰恰是道德最無能的時候；法律的強勢表現，恰證明了道德的虛弱和頹勢。
別忘了，在解決矛盾的工具和路徑中，道德的成本最低，而法律出場的成本最高。儘管大家法律衝動強，但沒人願意打官司，它繁瑣、周折、消耗大，耗不起又忍氣吞聲，又產生很多有毒情緒，該情緒又會釋放到生活中。更重要的，法律乃強制手段，它有殺傷力，即使判決再公正，它也無助於稀釋矛盾、化解敵意和仇視，只會加固和激化。一個社會若什麼事都求助法律，只信任法律，那人生的空氣就永遠是緊張的，充滿戾氣和火藥味……
那麼，爲何要捨近求遠、棄簡從繁呢？爲何選擇吃苦受累加敗壞心情的路徑呢？因爲對別的路徑沒信心，尤其對道德沒信心，對自己沒有，對別人更沒有。一個芝麻大的摩擦也搬上了法庭——不要以爲人們多麼信任法律，而是除了它沒別的抓手。舉個例子，兩臺車輕輕碰了一下，其輕微可用“吻”來形容：日本人拉開車門肯定先鞠躬；美國人可能大笑着說對不起，聳聳肩拜拜了；法國人或許幽默地倒下車，回你一個吻。而中國人呢？北京的路爲什麼那麼堵？都僵在那兒，呼警察找熟人，同時還沒忘先聲奪人、譴責對方，待警察趕到，又是一番脣槍舌劍、面紅耳赤。其實彼此心裡未必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都擔心被對方訛上，不敢讓步，擔心自己成爲先讓步的受害者。人和人的信任全腐壞掉了。
法律的無時無處不在、過濫出場，往往印證一點：道德失靈，道德失效，道德普遍被棄用。何況有些時候，法律只是在走穴，在假唱，它要的是出場費。
問：您剛說的那種情況我也熟悉，我在北京開車和在國外開車，心理反應完全不同，在國內一碰到事非常緊張、焦慮、脾氣壞，就是你說的那種擔心成爲“受害者”的反應，第一反應是這樣，接下來的反應就變形了。這幾天媒體說了件事，好像是南京吧，下雨天，兩個小夥子，在馬路邊看到一捆錢，全是100的，就落在水裡，兩個人連雨傘都沒打，就守在那個地方，也不敢彎腰撿。打110，過了個把小時，警察來了，人和錢都淋透了，後來數了一下大概1.5萬多元。警察納悶啊，你們把它交到派出所不就完了嗎？他們說不行，我們要保護現場，萬一人家說，這錢不是這個數，訛上我們怎麼辦？
答：你說的這個事我們節目報道了。小夥子很可愛，可謂當代版的拾金不昧。爲什麼說是“當代版”呢？因爲它不是一樁簡單的拾金不昧，它做了兩個動作：一個是道德動作，一個是法律動作。前者是軟的，後者是硬的。它把簡單搞複雜和深奧了，或者說，它被逼複雜了。這是兩個非常好的孩子，同樣的事，若在20或30年前，絕不會有人在那兒等，所以我說這是21世紀的“雷鋒”。現在學雷鋒可不容易，你要幫老大娘提包，沒人敢遞給你，你要送別人水喝，更沒人敢接，都以爲你不懷好意、你“不正常”……再說回南京的小夥子，這既不是交通事故現場，也不是暴力犯罪現場，保護它有多大意義呢？但反過來講，不能怪孩子想多了，這麼想是有理由的，時代給了他依據和經驗。同樣在南京，一個叫彭宇的青年不就因爲扶了把跌倒的老奶奶，結果官司纏身了嗎？這樣的官司無論輸贏，無論法律是否支持實體正義，都會讓社會在道德上輸光，這是個很惡劣的社會示範，不知兩位小夥子是否就接受了這種示範。
很多時候，我們不乏道德衝動，但多數情況下，衝動還是被制止了，就是因爲環境不支持、經驗不支持。前些年，我們路過乞討者，總會彎下腰去投放點什麼，現在多匆匆而過，因爲我們不想支持欺騙，連地鐵廣播都提醒旅客協助“禁止這種不文明行爲”。我覺得這個社會真是問題太大了，它鼓勵我們在一切事上都要“提高警惕”“高度戒備”，戶外空氣太緊張了。
做那條新聞時，我就說，小夥子的“怕”很值得研究，它讓時代汗顏。是什麼讓一件本該輕鬆愉快完成的事變得如臨大敵、戰戰兢兢？是什麼讓道德變得不再輕盈，被綁上了法律的鉛錠？道德爲何飛不起來？常識，常識邏輯被改變了，這很可怕。
小夥子的道德衝動讓人驚喜，小夥子的“法律意識”讓人反思。道德失陷的年代，人們只好押注給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