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曇流緋，楓橡凝丹，藤籮菩紫，江天雨墨，是該濃則濃。
新量滴翠，柳絮飛白，煙籠寒水，疏影橫斜，是該淡則淡。
那春水秋鴻，那長亭短橋，那畫船風荷，那酒壚邊似月的人”
滬寧高速上，一支車隊飛馳而過，不緊不慢地駛入吳城城區，往三香路的吳城市委市政府駐地行去。
世元凹年４月２日，美國新瀾財團宣佈在華夏吳城工業園成立新瀾科技亞洲煉限公司，簡稱新瀾亞洲中心。設在亞洲中心的四，開發中心將擔負新瀾科技在東方、吳城、樑溪、長安、京城所有研發、生產、銷售資源的協調。
據新瀾集團公佈的消息，設在吳城工業園的新瀾科技亞洲中心由新瀾科技、華新吳城工業園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合資建立，整個項目計劃投資約側乙美元，其中新瀾持有口２鰓的股份，華新吳城工業園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化舊嗽比比比欣比持有７毖的股份，主要是以土地使用權的形式入股。
據悉，新瀾科技亞洲中心將包括各類軟件、冊硬件產品工廠和四，開發中心２個部分組成。據有關人士介紹新瀾此前曾在吳城建立過內存封裝工廠，按照新的規劃原吳城工廠的生產能力將分階段提高，完全竣工後新瀾財團旗下的思科等企業在吳城的生產廠將成爲旺口多名員工和全球最大的電腦芯片和網絡通訊產品生產規模。
除生產工廠外，新瀾亞洲中心還包括一個由魄。至陽名工程師組成的四，開發中心，該中心的任務包括承擔吳城工廠的自動化建設以及支持新瀾科技集團在亞太地區的盯活動，支持內容主要包括生產、開發、服務三方面。
據悉，在亞洲中心成立以前，新瀾科技在華夏已經有個分之機構：東方爲華夏總部，主要負責研發、營銷、客戶服務；原吳城的工廠主要負責存儲產品的封裝；樑溪工廠負責生產包括自由品牌以及邏輯公司的控制芯片產品；長安的研發中心負責產品的本地化研發而京城的辦事處則負責智能卡的研發以及銷售，據業內人士分析，新瀾近年來持續在華投資，至今已經形成了包括研發、生產、銷售在內的完整產業鏈，此次再度投資吳城是新瀾從佈局到進一步整合在華投資的開始，並形成其在整個亞洲範圍內的新的產銷佈局。
同時，亞洲中心的建立，使得其華夏總部的作用能力銳減，吳城亞洲總部將取代東方市的華夏總部小開始行使新瀾科技包括整個亞洲地區在內的大片地區的統籌權力。
新瀾集團宣佈，財團主席秦沁親自擔任亞洲中心董事長兼生”海因茨漢斯將出任亞們中心總裁，威廉海蓮娜出任亞洲中心副總裁，舒心擔任亞洲中心監事會主席。
新瀾集團旗下四，行業主力企業思科公司同時表示，在刃丘刃舊十年時間內，思科華夏將得到不低於兇乙美元的總投資算是史實，思科本來就有這個計劃，俺沒改動”，
消息傳回吳城，市委市政府大院以及吳城工業園瞬間沸騰，四年吳城的招商引資總任務是２引乙美元，結果蕭書記的招商團跑一趟美國，一次就拉回來新瀾集團美元巨資的投資！這不是高污染的化工企業，而是幾乎無污染的高新科技企業！這的億美金的投資砸下來，全吳城都有點發暈了！要知道，這刨乙美元的投資，要建多少工廠，吸收多少高科技人才，同時最重要的是”要多少配套廠商！要多少產銷運輸能力！這可都是帶動吳城經濟發展的巨大動力啊！
蕭震還沒有趕回，而吳城的慶功宴早已準備好了！不僅是吳城，連江東省委省政府都興奮起來，致電正在美國的蕭震，向他表示祝賀。另外，省委也同時表示。作爲省委常委小蕭震應該多來省委開會譬如如今就有一個重要會議，在新世紀到來的時候，回顧這力多年來改革開放的成績，當然更關鍵的是，要商議個勾勒出江東未來五年甚至十年亦或者更久的發展藍圖。這個會議，老實說蕭震知道自己插不上什麼嘴，別看自己已然是省委常委，算起來自然是江東省十三名巨頭之一，但他自己的位置自己知道擺正，這個省委常委的帽子丟給他，是爲了讓他鎮得住吳城工業園區這個等同於副省級權限的非特區的特區，吳城以外的事情，基本上輪不到自己插嘴。當然了，在這個會議中，如果遊靖書記需要他幫忙說兩句，或者幫忙表決什麼，那還是有點作用的，但不論怎麼說，這個會議蕭客並不怎麼看重。
蕭震看重的是另一個會議，也是省委常委會，不過是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蘇南工作。如今蕭客是正經的大忙人，從美國回來，在吳城只呆了一天，就驅車前往金寧開會了，他自己只覺得忙，只覺得累，吳城市委市政府大院裡的幹部們卻是羨慕得不得了，省委常委啊，這個帽子一戴上，效果頓時不同了。如果說蕭客剛來吳城的時候大家還只是出於習慣性的對書記保持敬畏，那麼現在他們就是真的再也不敢有別的想法了，省委常委兼市委書記，這官已經不是大一級了，至少兩級！官大一級壓死人，何況兩級？看看現在蕭書記去省委開會時的車隊，必然有警車開路，除了自己一輛車和隨行的市委辦一輛陪同以外，鐵定地前面一輛警車開路，後面一輛警車護駕，，這就是待遇，哪怕蕭震不喜歡，也不能拒絕，自外於其餘常委之外大家都這樣坐車，你一個例外？
升官是爲了提高待遇。職務級別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質的種種待遇一應水漲船高。但是，華夏官員的待遇如果僅僅按照政府規定恐怕也未的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誘惑力的，自然是職務背後那些有形無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種利益。
做官到底有沒有秘訣？好象是有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對此有精彩的描述：
“投桃、報李、拍馬、捧場，此手腕也；標榜、拉攏、結拜、連襟，亦手腕也；排擠、造謠、掠功、嫁禍，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對付、如何吹牛、如何裝病，形形色色，無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態，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話，說假也。做官樣文章，寫假也。
官場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場的事務，假公濟私的勾當也。”
《三國演義》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孫策在臨終時對孫權說：“內事不決問張昭，外事不決問周瑜但奇怪的是，孫權並沒有讓張昭當承相。而是讓比張昭口飛的顧雍當了承相。而且達十九年他最大的優點是沉礬牙口六
張昭做不成承相的原因之一是胸無城府、口無遮攔。一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見也急於發表，本意是想供主子決策時參考，然而言多必失。
張昭做不成承相的原因之二是對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顧雍則能處處注意維護主子的形象和尊嚴。這樣識趣省事的部下，做領導的誰不喜歡。
張昭做不成承相的原因之三是爲人矜持、過於清高，不能和羣衆打成一片。於是。老大不喜，他這個宰相就幹不了。孫權後來是稱帝了的，就算不稱帝，實際上也是一方國君，自然有他的駐臣之術。
華夏古代的駐臣之術，主要是指君主駕駐和控制臣屬的詭詐手段。同時，駐臣之術的基本原則和手法，也運用在官僚階層內部的各種上下級關係之中。作爲一種政治鬥爭手段，馭臣之術受到了華夏古代統治者的高度重視。
駐臣之術的運用，無非有着兩個方面的用意，一是驅使臣屬爲君主效力；二是防止臣屬犯上作亂。其主要手法有以下幾種：
一是籠絡賞賜之術。君主控制臣屬的基本手段，不外乎利誘和威脅再種。籠絡賞賜是華夏古代最常用、最基本的馭臣手段，主要作用在於誘臣、用臣。統治者在實際運用籠絡賞賜之術的過程中，一般具有如下原則：選擇施慧的內容、分割施慧的過程、掌握施慧的時機、注重施慧的姿態。
在華夏古代官僚政治制度下，官職即代表着一定的權力、地位、名望和財富。對於沉浮在宦海之中的臣屬來說，追逐官職無疑是效忠君主的最主要動力。所以，華夏古代的君主們通常選擇官職作爲施慧的主要內容。但是，臣屬升遷的慾望是沒有止境的，而官職的晉升卻不能沒有限制。在這個難題面前，狡詐的君主奉行“分割”恩惠的原則，就是把官職分割得越來越細，種類儘可能地繁，等級儘可能地多。只有讓臣屬們在衆多的仕途臺階上一步一步地逐級攀登，就等於增添了他們不斷升遷的希望和心理滿足的次數。正是出於這種目的，華夏古代官職制度的發展呈現出種類越來越繁多細密的趨勢。
二是防範懲罰之術。防範懲罰與籠絡賞賜一樣，也是華夏古代統治者最基本的駐臣手段，它的作用小主要在於防臣、制臣。古代君主防範懲罰臣屬的基本手段有罰重而必、刑于將過、心理震懾等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需要防範的重點，當然是那些重臣、功臣、能臣。專制君主無法容忍權勢聲威超過或者才幹能力超過自己的臣屬。當重臣的權勢足以與君主相抗衡時，他們的末日也就爲期不遠了。那些持才自傲、鋒芒畢露的能臣，則是君主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
三是樹威立尊之術。威嚴是有效行使權力的重要條件之一。君主只有保持一種威嚴的形象，才能夠服臣和威臣。爲了樹立自己的威勢和尊嚴，促使臣屬產生尊敬、信賴、服從、畏懼之感，華夏古代的君主們經常使用這些手段。
顯示才能和政績、剖意製造神秘感、利用法律維護尊嚴、運用權力增加威嚴等。權力與威嚴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威嚴有助於權力的有效行使，權力的詭詐運用同樣有助於增加威嚴。
四是平衡牽制之術。平衡牽制之術是華夏古代君主駕駐羣臣的重要手段之一。這種手段的基本原則是：在君主高度集權的前提下，尋求權力分年的某種平衡，形成便於君主所操縱的權力結構；利用臣屬中不同集團和派系之間的矛盾，實行“以臣制臣”以便於君主處於超然的位置。
主要手段有抑制相權、以微臣制重臣、以近臣制權臣、以酷吏制重臣、利用臣屬之間的矛盾等。臣屬中總是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集團和派系，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是華夏古代君主經常玩弄的政治平衡術之一。只要不影響到君主的利益，君主不僅不會努力去消除臣屬之間的矛盾，反而會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製造和保持臣屬對立的狀況。羣臣互鬥，只會造成君主居上操縱、分而制之的有利態勢。
所謂駐臣之術，實際上就是處理君主專制與官僚政治之間相互關係的政治鬥爭手段，應該說它是華夏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產物。在華夏古代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結格中，官僚集團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君主的絕對專制，必須通過官僚階層的中介才能得以實現。因而，對於君主來說，駕駐和控制官僚比直接統治民衆更顯得重要。華夏古代的所謂“政治之術”實際上主要內容就是“人君南面之術”即馭臣之術。“君主治吏比治民更重要，術的作用則在於治吏。”君主和官僚雖然同屬統治集團，但在具體利益方面則難免存在種種矛盾衝突之處。
駐臣之術的高度發達，對於華夏古代政治的發展產生着多方面的深刻影響。
在政治制度方面，駐臣之術的影響最爲明顯。駐臣之術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表現形式的制度化。制定政治制度的出發點，僅僅建築在如何便於君主駕駐控制臣屬的基礎上，這種狀況勢必會造成既定製度的不合理，並會在實際運作中產生種種弊端。
在政治道德方面，一切權術都是重“術”不重“德”爲了達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君主駐臣之術儘管常常披着“制度化道德化”的外衣，但卻無法完全掩飾陰險毒辣、按猾詭詐的本質。
在政治關係方面，馭臣之術的影響更爲直接。君臣關係是華夏古代最重要的政治關係之一。這種關係處理得妥善與否，常常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安危興亡和某個特定政權的生死存亡。實際運作中的駐臣之術，或者可以起到“潤滑劑”的作用，調節輪旋君臣之間的關係，維繫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或者可以起到“腐蝕劑”的作用，激化君臣之間的矛盾和對立，造賊政局的動盪不安。除了君臣關係之外，在官際關係中同樣可以看到駐臣之術的影響。在等級分明的官僚制度下。上司對下級無異於一個個小小“君主”君主駐臣之術難免上行下效、推而廣之，成爲廣泛意義上的以“上”取“下”的手段。
駐臣之術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自身的對立面，即臣屬的弄君之術的產生。其具體手法有：抗君之術、欺君之術、避君之術、諛君之術等。
貪官張二江的《下級學》一書中就有：在上級面前要裝糊塗、裝孫小子的“高見”
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官場的“潛規則”４升官不是看誰有德才，而是看誰擅長“裝糊塗裝孫子”
在官場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裝功”該裝正經的時候裝正經，該裝孫子的時候裝孫子，該亦鞏的時候就裝傻子。比如領導找你談話。他說的明明是你也要裝出心悅誠服、有所領悟的樣子，如果你不會裝，流露出了不以爲然的態度，那你就不會有好果子吃。
權是什麼？權是財富，是尊嚴，是慾望的滿足，是爲所欲爲，是一切。因而，在縱觀華夏曆史之後”“人爲財死，鳥爲食亡。應該改成，“人爲權死，鳥爲食亡”。老百姓因爲很難得權，就把財富當作人生的目的了，其實，有財並不一定能有權，有權則可以有財。所以，，“人爲權死”纔是最貼切的。怎樣抓權、怎樣保權，一直是華夏帝王的永久課題。
華夏古代出現了這樣的奇異現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開國皇帝，開國皇帝往往屬於這樣兩種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強，因爲流氓無顧忌，而豪強有勢力。
東方智慧的標準是計謀權術。西方智慧的標準是發明創造。所以，華夏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往往是諸葛亮等權術家、城府家、世故家和識時務者；而西方人心目中的智慧人物則是克列孟梭等理論家、思想家或者愛迪生等發明家和創造家。人家與物鬥其樂無窮，我們是與人鬥其樂無窮。
我國自古以來，最精密、最深刻的學問是什麼學問？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經；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醫，是文學。是祖沖之和張衡、郭守敬、沈括一類的科學家們的東東。
其實，這些都不是最精華的。一部華夏曆史，說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證的三千來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從皇帝到小民，從學者到窮酸的話語中心，是什麼？都是做官。讀書是爲了做官，“學而優責仕。；獲得獎勵是提拔，連升三級；人生最大的價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極品、朝野震懾，小之威嚴。
何況一個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經世之學。什麼是經世？其實就是做官。不過是打着爲民的旗號來說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難以爲民服務的，所以要”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爲民服務了麼？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麼來保障官韌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不能化身千萬，就需要官吏，如此，如何應對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學問。這是制度性的問題，並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聰明的選擇。不靠皇帝，難道靠你老百姓？這不是扯淡麼？
當然，萬千官吏中，終究還是會出些願意爲老百姓謀福利的人，另外還有一些因爲要維持統治而不得不爲老百姓謀福利的人，這些官在發現天下大局不妙的時候，就會推行改革。
蕭客這幾年身處基層，對華夏改革的理解，已經逐漸由當年的理論理解，開始深入下去，同時也看到了更多的方面，更多的問題。
改革的需要，是根植於華夏社會的現實進程之中，無論是內部現實問題層出不窮，還是外部制度競爭的壓力。都使政治改革成爲一種迫切需要。迫切需要被強行壓制，是因爲存在另一種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種更嚴重的隱性危機：保持基本穩定的需要，對於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極端化後果的擔憂。
社會的大轉型，成功的要決在於整個過程中保持穩定。
改革的最大難點就在於利益的重新分配，從上到下莫不如此。
在華夏，任何一項改草，都必須得到最高掌權者的支持，都要得到儘可能大的權力，否則，你將一事無成。
古今中外，任何改革必然是對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受益者自然拍手稱快，而受害者必然竭力抗拒。
華夏曆史上的歷次改革，從商鞍到張居正，多以經濟改革爲主，以吏治作爲改革的主要內容，范仲淹同學是第一次。從華夏的歷史看，任何一次改革，只要觸及到既得利益集團，便如同與虎謀皮，沒有一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的。將用人的權力，交給一兩個官員，勢必會造成，“用人惟親，用人唯我”的長官意志，造成託關係，走後門，巴結上司，獻媚權勢的歪風邪氣。沒有體制外的監督，休想觸動官場腐敗的一絲一毫。
當時的官場，不論有德無德、有才無才，有能無能，熬年頭，拼資格，只要沒有什麼過錯，不愁不能升遷。所以范仲淹的吏治改革從一開始就註定了必然失敗的命運。因爲這次改革觸及了龐大既得利益集團。
任何一個王朝、一個國家、一種制度。給它帶來災難甚至最終導致滅亡的“憂患”幾乎是同這個王朝、這個國家、這種制度與時俱生的。這如同一個人，在他誕生的冉時，導致他死亡的基因已經潛伏在體內了。蕭震深知，一個政權應該在它還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時候，在軟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對強大的時候，果敢地即時地向社會讓步，這樣掌握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主導權。軟力量一旦喪失，硬力量的強大也就沒有意義了。因爲一個政權的長久維持不可能單單憑藉硬力量。一個傳統政府能否成功轉型，根本上取決於能否留住人心；而能否留住人心，又取決於能否把握時機。在歷史轉折關頭，人心往往稍縱即逝。
坐在前往金寧開會的奧迫胎上，蕭震一邊看着林磊握着方向盤的手，一邊聯想起在美國時跟小姨的交流。蕭定深知改革不同於革命二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改革是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前提下進行的政治秩序改良。社會穩定的前提是社會結構的穩定，尤其是社會力量對比的穩定。這意味着改革是在原有力量對比基礎上進行的，一定的力量對比格局決定着一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改革的過程中，由於強勢羣體仍然強勢，他們掌握了各方面優勢資源，有能力左右改革走向。傷害強勢羣體根本利益的改革必然被阻止，只有由弱勢羣體承擔主要成本的改革纔可能比較順利推進，因爲後者無力保護自己的權益。
除非根本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否則改革不可能導致利益格局的天翻地覆。利益的來源、得益與受損的人羣可能有所不同，但強弱貧富的主要對象難以改變。一旦改變原來的力量對比格局，改革即突變爲革命。革命是通過對占人口多數的下層力量的動員，改變力量的對比關係，使弱者變爲強者。只有在這種力量對比格局發生根本改變的基礎上，利益格局纔可能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社會變革的成本纔可能主要由原來的強勢既得利益羣體承擔。
但是，革命以破壞秩序穩定爲標誌，一般需要付出耗費社會物質存量、使增量難以爲繼等代價。由於特殊的人口與自然資源約束，這種代價對華夏意味着大量人口喪失生存所必須的物質保障，這是華夏承受不起的代價；因此。避免革命是華夏社
社會演進是非線性的，人類在作出主動努力時應該保持足夠的謹慎。拒絕冒險，爲歷史的偶然性預留空間。在既定格局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政府必須贏得強勢羣體的支持才能推進改革，這也是強勢羣體被稱爲強勢的原因：強勢不僅僅是相對於社會而言，有時也相對於政府。
現階段能夠進行調整的主要力量是政府與公共輿論。政府雖然無力根本扭轉改革成本主要由弱勢羣體承擔這一定局，但它可以通過干預二次分配，運用轉移支付等手段對弱勢羣體進行一定的補償。
在強弱貧富的利益博弈中，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站在弱勢羣體一邊。通過公共輿論的介入，改變具體博弈點上的力量對比，改善弱勢羣體無力自保的境況，使他們擁有一定自保能力，減少所受侵害。知識分子與公共輿論的這種介入，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它可以使強勢羣體即所謂精英聯盟對弱勢羣體的傷害受到一定的限制，弱勢羣體在承擔改革成本的同時，其最基本的權益有望得到保障，社會矛盾不會過度激化，衝突不會走向極端。
改革目標被提出並得到廣泛認同，是因爲它符合全社會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利益。但是改革在某種意義上又是利益關係的調整，調整需要空間，需要有人承擔利益調整的成本；在既定力量對比格局下，改革在推行中必然暫時損害弱勢羣體的利益。
沒有人有權力要求某些人爲全局或者長遠利益作出犧牲，因此這種犧牲實質上具有強迫性：弱勢羣體易於強迫，所以作出犧牲的往往是他們。
華夏的改革要有適合華夏國情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頭制度的標準，人民的標準。我們知道改革能解放生產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產力。如果改革將華夏生產力改到需要革命來進一步解放，那華夏的改革就失去了歷史進步作用。在蕭震看來，最簡單的說法就是：華夏改革的底線就是不能把共產黨改革到人民的對立面；國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罷工”。
規則決定價值，而規則卻是由有利益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經濟則是西方人定的。
所謂“效益”的立場，就是資本的立場，就是利潤掛帥的立場，而不是人民的立場。華夏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必須受到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駕御，效率脫離了公平，資本脫離了人民駕御，華夏的發展就不是可持續性的。
按照純經濟學的說法，社會公平也是生產力，也是良好投資環境的一部分。將國有企業市場化，利潤掛帥，這樣，城市兩極分化就是必然的結果。利潤掛了帥，企業競爭規則就變了。在利潤規則下，“國企。半定打不過“私企”因爲後者可以不擇手段，前者則有社會公平責任。國家企業有公平的責任，還有保密的責任；保密是無形成本，這是沒有辦法越過的。私企沒有這麼重的包袱，當然就靈活。
不管意識形態如何，最低的社會保障對任何社會都是必須的，這樣社會才能穩定。人民應當是華夏改革的核心價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這是我們改革的一個底線。目前華夏出現的大量社會問題已經涉及到華夏改革的道路問題。華夏的改革不能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就是以人民爲核心價值而不是以資本爲核心價值。
華夏在改革前的政治結構就是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從人類的歷史實踐看，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很少有例外地導致經濟利益分配的極端平等；然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確實出現了例外：居然做到了政治權力分配的極端不平等與經濟利益分配的相對平等。這主要是源自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然而，人類的歷史實踐又表明，這種超強的意識形態制約缺乏持續性，於是經濟利益的分配又回到了不平等的結構上去。所以，人們抱怨的今天的經濟利益分配的不平等，正是源於過去就已經設定的政治權力分配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從本質而言，就是要實現兩個目標：一是經濟上社會勞動成果相對平等的分配；二是政治上廣大人民當家作主，即政治民主化。
華夏２。多年的改革歷程，大體上可以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結束於吶年代中期，這是中央主導的普遍優惠的放權讓利的改革。社會各階層普遍得利；第二階段就是到現在，是行政部門主導的，“攬權推責。的改革。行政部門利益集團成爲改革的主要獲利者，社會其他階層成的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現在出臺的許多改革政策不再是普遍爲了全民的利益和社會的進步。而是爲了鞏固和擴大壟斷權力，以霸佔壟斷利潤；不再是爲了公民和國家的利益，而是爲了部門和個人的私利。例如，股市改革的目的不是爲了優化資源配置、保障股民利益，而是推卸政府責任，騙取千萬股民錢財來承擔國有企業的虧損。國有企業改革的目的不是爲了增加就業和稅收，而是爲了安僚們以權謀私，搶奪企業財產，使成羣的官商憑空致富。改革明顯走上了一條“權財攬進來，責任推出去”的嚴重失衡之路”“改革。成了一些政府部門對社會公衆利益進行合法錄奪的手段。蕭震在朗柳時特別關注的，也就是這個問題。
改革的動力是利益誘導，這很重要。但這個動力在有些行業改革和基層改革中，是很可疑的。有些改革我們看到的是部門利益的膨脹。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現象在華夏已經非常普遍。各個部門紛紛通過“部門立法”來保護既得利益和權力，防範別人對自身進行改革。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表面上看來，是華夏法制化繁榮一時，其實完全是與法治化背道而馳的鞏固權力的“霸王條款”。華夏的國有企業改革在過去基本上由國企領導人說了算，頂多再加上地方安員，實際上是怎麼有利於內部人的瓜分就怎麼來。這樣的改革當然不會有普通員工的好處，當然不可能讓大多數人共同富裕起來。
這種“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實際上成爲華夏“權力資本化”的一個。過程。爲什麼改革改不動，就是沒有注意到公共改革的這個蛻變過程。“內部人主導型改革。導致改革參與度低。政府容易自我膨脹。
後來蕭震認識到，只有”社會參與型改革”纔能有效地解決“改革風險共擔”的問題，或者說是“改革壓力分擔”的問題。因爲可以讓許多部門、許多地方、許多機構、許多組織、許多利益主體都有一種改革的壓力，而不是所有的改革壓力最後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對知識分子來說，改革進入“深水區。後，利益和風險的權衡非常複雜，如果不能證明改革的收益將大於成本加風險，則不敢擅言此人對分權導致的建設性力量看到得比較少，而刷致的破壞性力量、掠奪性力量看到得比較多，甚至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企業家，或者說指向民營企業主階層。回顧華夏經濟改革。最成功的就是給地方分權，進而形成地方參與的改革競爭。但蕭震覺得這個分權做得很不夠，不僅應該把權力下放給地方，還應該把相當一部分權力下放到社會，下放到企業的員工，下放到工會這些組織，讓他們能夠在制度創新中扮演一個積極角己
在蕭震看來，改革的趨勢就是經濟體制改革拉動社會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改革越來越向高端走。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憲政是個水到渠成的結果。在這之前分權格局的形成，資源和力量的相對均衡、民衆憲政意識的形成等至關重要。如果沒有這種內在的力量和資源的均衡，沒有新的憲政意識，那就只能持續地出現“霸王條款。”而其他人手裡沒有任何資源去和人家對抗，只能認命，或者通過顛覆遊戲規則來個“魚死網破只有資源變得分散了、權力變得分化了，內部人主導改革的情況纔會相應地改變，真正的新制度纔有可能出現。而最關鍵的仍然是形成資源和力量的相對均衡。
市場經濟是一個道德要求不高的經濟，這種理想形態的市場經濟只有在法治完善和權力得到很好規範的環境裡才存在，而在轉型經濟中，這些條件並不存在。相反，在這樣的轉型經濟中。權力是最大的資源，同時權力還是最重要的市場主體，它深深地捲入了市場交易過程。一方面政府權力成爲各種市場主體爭奪的資源，權力面臨着被俘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缺乏法治約束的情況下，權力尋租收益的慾望變得非常強烈。設租、尋租、權力買賣的現象非常普遍；而這一切，都曾經被某些人稱爲“改革”。
年代後期，改革派聯盟出現了分化，局部地方出現了權力和資本的聯合。對他們來說，如何使未來利益最大化。如何維護既得利益，成了最高目標。他們也打着改革的旗號，但他們的改草越來越不具有公共性。
蕭震經過分析認爲：我國當前社會衝突的形成機制，由四個部分組成：首先是改革的收益沒有被公平分配；其次是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權力和資源的佔有，沒有得到及時的調整；三是某些地方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凹成爲政府追求的最高目標，而政府作爲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職能被置於次要地個；四是司法體系的權力導向常常被政府或者強勢羣體俘獲而有失公正。
許多事例表明，改革中出現的問題，甚至比較嚴重的危機，都與權力的存在以及市場、司法體系失靈有關。從權力和權力平衡的角度講，這些失衡和衝突的背後，乃是權利缺位和權力沒有進入法治軌道所致。
由於階層之間形成了權利的分割，彼此之間無法溝通，改革的紅利分享自然是不公正的。對那些被排斥在場外的人而言，經濟增長是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
蕭客很清楚，要完成社會改革，僅僅依靠政府和司法部門自身是無法完成的。只有通過公民運動才能推動它們改革，只有公民權利才能平衡和制約政府的權力和司法部門的權力，也只有公民權利才能迫使既得利益者改變自身貪婪的性格，與民衆分享改革的成果。因此，這樣的改革，就是以權利爲本個的改革，以既得利益者爲對象的改革，以公民權利爲核心價值的改革，共同反對被某些既得利益者劫持了的市場經濟。
但問題是，在當前政治權力已經滲透到經濟社會各個角落的情形下，每一步改革，都不可能不牽涉政治。
從喲年代開始，華夏的每一個經濟改革措施，同時也就是政治改革的措施。當然，這裡說的政治改革是廣義上的。許多人之所以認定改革只是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爲他們是從狹義上來界定政治體制改革的。
這些年來華夏改革前進的每一步，就是上都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性，因爲改革從經濟角度看，是一個經濟逐漸市懈七的過程；從政治角度看，是一個黨和政府逐漸退出經濟領域的過程，是一個黨逐步改變其執政方式的過程。
當然，母庸諱言，華夏人的權益保障還不充分，華夏需要建設具有華夏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概括地說，我們對以往的華夏改革是不是可以這樣認識：這是一場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性改革。只是其間的政治改革是以放權讓利的方式逐步把自由和權利還給市場和個人。這場改革的主軸是政治權力逐步退出經濟社會活動，而非如何約束政治權力和保障民衆權利。改革直接導致了執政黨的執政方式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漸變。
力多年的華夏改革的確存在許多問題，最值得警慢的是絕不能讓權力扭曲改革。具體而言，國有資產被腐敗分子和國有企業單位的無良主管蛀蝕得千瘡百孔，私人合法所得的財產缺乏保護，社會不公的加劇和腐敗滋生，是行政權力濫用的集中表現。一些官員盜用黨和政府的名義，通過種種違憲的行政法規和文件，在黑暗中吞噬着憲法和法律本來已經明文規定的公民權利；一些部門和地方規章的制定嚴重缺乏公衆參與和監督。
權力的濫用到吶年代中後期，導致了陣營的分化。局部變形的改革對許多普通民衆而言，意味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和生活負擔的加重。而局部地方和部門則出現了權力和資本的聯合，這就是上次蕭震遞給蕭老的，那位經濟學家所說的權貴資本主義。
而權力之所以能夠使改革扭曲變形，從觀念層面上說，是因爲在以往的改革中陷入了”對於權力的信任高於對法治的信任”的誤區。而在實際操作中，以往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放權讓利、開放搞活”上，沒有注重對權力的約束和規範，而且對公民的權利和自由考慮得不夠，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權力捉弄權利”的情況。總結起來就是這樣一每話：政治權力從經濟社會領域退出的程度還遠遠不夠，對政治權力的約束和規範尚未破題。
華夏當前最大的風險是拖延必要的改革。要想保持經濟的健康穩定持續增長，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唯一的選擇就是繼續堅持改革、深化改革。
然但改革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蘇南模式，雖然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仍然遭到許多詬病。這一次蕭震來省委開會，雖然有刨乙美金的外資投資打底，卻也不見得能逃脫某些質疑。
送啪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