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六）四教合一？！
1870年5月，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案件（拐賣‘婦’‘女’兒童是孫綱在原來那個時代最爲痛恨的事情之一，認爲凡是宰了人販子的人國家應該“罪減一等，概此輩人販無有不可殺者”），而恰恰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因爲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教會育嬰堂中收養的多名孤兒患病而死，一時間謠言四起，可更巧的是，有個偷拐兒童的歹徒武蘭珍被一名被當地人扭送到官府，他在口供中捏造教民王三及教堂是合作伙伴，這下更是‘弄’得民情‘激’憤，士紳譁然，書院停課，給官府和教堂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天津知縣劉傑將人犯武蘭珍帶到望海樓天主教堂對質，卻發現教堂根本就沒有王三其人，教堂內也沒有人認識這個武蘭珍。
可是，不明真相的羣衆得知後大批趕來，數千人將教堂圍了個水泄不通，長時間不肯散去，大有不查個明白誓不罷休之勢，以至於引起了很大的‘混’‘亂’。好鬥的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得知後，在要求總督崇厚派兵解救教堂沒有得到滿意答覆的情況下便親自帶人前往教堂，不料見到知縣劉傑根本無力解散羣衆的時候竟然怒而開槍，結果將知縣的隨從“一槍爆頭”，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圍觀的羣衆羣情‘激’憤之下，當場將豐大業及其秘書“‘亂’拳打死”，連帶天主教堂裡的10名修‘女’，2名神父，還有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教徒都死於非命，法國領事館，望海樓天主教堂，慈善堂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4座基督教堂全部被焚燬。由於這些參與者中尚有不少心懷鬼胎的秘密會社成員，這就使得這個事件更加的撲朔‘迷’離。
“天津教案”發生後，以法國爲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聯合提出抗議，大批外國軍艦也前來天津海面巡弋示威，局勢極爲緊張。當時德高望重但年邁多病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受命處理這事，不料卻發現形勢遠比他所預期的更爲棘手，法國方面要求將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將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全部處死，而保守的中國官員和士大夫文人則吵嚷着反對作出任何讓步或安撫。在這種緊急情況之下，曾國藩表現出了非凡的正直和膽略，他沒有迎合公衆憤怒的情緒，也沒有屈從於外國的壓力，而是決定先‘弄’清楚案件的是非再說，他勸說朝廷先對英，美，俄三國進行賠償，使他們不致被捲入到法國人的案件當中去，旋即親赴育嬰堂直接向兒童進行了解，結果‘弄’清楚了他們並非是拐騙而來，事情真相大白了，他隨即請求朝廷發佈聲明“闢謠”，爲外國教堂“恢復名譽”，然後開始對案件做出處理，他建議將十五名元兇處死，天津知府和知縣撤職，另外二十一人流放，可這一下卻惹惱了守舊頑固派，他們迎合羣衆的不滿情緒，當即指責曾國藩賣國，北京的湖南會館將裝飾在牆壁上的曾國藩手書對聯付之一炬，曾文正公就此“晚節不保”，落下罵名，成爲他晚年的一件恨事。
由於事態出人意料的惡化，局勢有一觸即發之勢，李鴻章被調來接辦此案，幸運的是，此時歐洲發生了普法戰爭，法國國內局勢動‘蕩’，騰不出手來對付中國，李鴻章迅速藉此機會將此事予以解決，事情最後的處理結果是，中國賠償法國損失四十萬兩白銀，處死八人，充軍流放二十五人，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北洋通商大臣崇厚還親自前往法國道歉。1871年11月23日，剛剛鎮壓掉“巴黎公社”的法國臨時總統梯也爾對崇厚說，“法國對處決幾名肇事者不感興趣，而是期望取得持久的和平和秩序。”隨後接受了中國方面的道歉信，“天津教案”引起的危機就此結束。
可是事情還沒完，“天津教案”表明，受外國勢力保護的傳教士及外國教會甚至可以凌駕與地方官府之上，一些教民在和普通民衆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常常通過傳教士介入訴訟，傳教士又向官府施加壓力，這樣一來的結果，往往是教民一方獲得勝利。因爲如果地方官不肯屈服的話，傳教士則有可能通過上級主教借北京的外國公使們之手向總理衙‘門’施壓，總理衙‘門’稍有抗拒，這些公使們便動輒恫嚇要自行保護教會的利益。由此，總理衙‘門’不勝其煩，只得責令地方官府儘可能的就地解決這些民教爭端，不要捅到上面來，地方官因而不得不“袒教而抑民”，以求快速解決。這樣民衆在民教衝突中便失去了國家公權力的保護，而只能在赤手空拳，毫無防護的狀態下與教會和一些無賴教民進行抗爭，而民衆的這種冤抑情緒一旦爆發出來，後果則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情況，連自以爲“瞭解歷史”的孫綱以前都根本不知道。
現在的情形是，總理衙‘門’和地方官員一聽到和教會有關的案子就“哆嗦”，他們也深知目前處理這種問題的“危險‘性’”，一個不小心就得丟官罷職，還得冒着被人罵得狗血淋頭的危險，而目前，他們可能還不知道，孫綱就是要藉着這種形勢，和那些保守派文人們開一個“灰‘色’”的大玩笑。
在他的“授意”下，北洋軍情處“駐京辦”立刻開始了秘密活動。
不久，一個叫安維俊的御史上奏朝廷，說“現各地民教相仇，勢同水火，而朝廷處置失當，地方官畏於外人之勢，抑民過甚，民怨不得申，因而‘私’相報復，輿情鼎沸，每有殺教民毀教堂之舉，遂遺他國以口實，”若不設法處理好這個問題，會形成惡‘性’循環，“長此以往，恐成燎原之勢”，他建議“仿理藩院舊制”，設立一個專‘門’機構來處理這類問題，“使彼傳教士及教民知我聖人之教誨，我亦明彼耶穌之言行，”這樣不但起到一個文化‘交’流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朝廷重視西方宗教的態度，讓外國人挑不出刺來，他還指出，“我中土向有儒釋道三教合一之說，況西洋教自唐時至今百數十年存於中土，多此一教，免遺他國口實，未嘗不可”又說，“聞彼尊崇之耶穌生於阿剌伯之耶路撒冷城，該地屬東方亞細亞洲之範疇，耶穌即生於東方，而西人尊之爲聖，而我之至聖先師孔子生於曲阜，爲萬世師表，世之聖人皆出東方，豈非天意乎？”言下之意，是說不如中國乾脆來他個“四教合一”，這樣就不會產生什麼“宗教文化”方面的矛盾了，也就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民教相仇”的問題了。
這篇文章也不知是不是這位御史安大人自己寫的，反正孫綱看明白了他那個“四教合一”的意思，人就已經在桌子底下了。
笑歸笑，仔細想想，這位安御史提出的這個辦法還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這幫言官清流其實也不全都是笨蛋。
可沒想到一石‘激’起千層‘浪’，問題是他這個“四教合一”的提議立刻惹翻了一條街的同讀“聖賢書”的同行，事涉“聖人”臉面，豈不‘摸’了老虎屁股，罵他的奏摺頓時如同雪片般地飛往都察院，一時間“洛陽紙貴”，連光緒皇帝都有些‘蒙’了。
頑固派們是這麼說的，西方教會“‘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爲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持國命，悖‘亂’綱常，莫此爲甚，豈可行於中國哉！”又說“以耶穌比之孔聖，狂悖之至”，還說“天主教男‘女’雜處，不顧禮教之大防，是導天下以濫‘交’矣”（“濫‘交’”這個詞用的可真夠有意思的！也許是孫綱“思想複雜”，自己先想歪了。）
孫綱這時候其實是很同情這位御史大人的，這位御史大人只是想提出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但卻沒想到掉進了“雷區”，孫綱知道這是他對軍情處的那句“找幾個過不去年的御史，最好硬氣一點的上奏”的“指示”起了“副作用”，但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由此引發了一場遍及朝野的“意識形態大討論”。
他後來才知道，這位安大御史一貫以敢於直言聞名，甲午開戰之初就曾‘激’烈上奏指責李鴻章處置失當，甚至連慈禧太后寵信的太監總管李蓮英都敢罵，是個有名的倔骨頭，這時面對“千夫所指”，他沒有象中堂大人那樣“笑罵由你笑罵，好官我自爲之”，“受盡天下百官氣，養就‘胸’中一段‘春’”，而是拿起了犀利的筆，來了個“我自巋然不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面對衆多的指責，他猛烈地進行了反擊，說“孔孟曰仁，耶穌講愛，仁愛本爲一體，不分東西，全球皆然”（有些上升到理論高度了，暈），“無愛何所謂仁？無仁何以談愛？我天朝有三綱五常，泰西諸國獨無君臣父子夫妻耶？中學西學，本有相通之處，子曰：學而時習之，我孔聖遂有周遊列國之行，又曾問學於老子，今不過爲解民教之爭，略窺西教之學，便喧議紛紛，引爲大恥，豈是孔聖勸學之意？”
孫綱這時候真的有些佩服這位安大御史的風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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