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很長，很他媽的
一
李熬北大演講，說：“我們有什麼資格批評北洋？”讓不少國人云裡霧裡，難明其話深意。
這話往淺了聽，是說今天你我立足這塊北大的地方，卻也是北洋時期建起的呢，百年北大，最輝煌的卻還是北洋時蔡元培任校長那段兼容幷包的時期呢，百年往復，言論自由遑比當年？究得深了，涉及近現代史歷史的更多真面目，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所謂北洋，指的是以晚清發跡於湘軍、而後獨成淮軍系統而就北洋大臣李鴻章掌管的海陸軍體系，後稱北洋，這基本已經是晚清時中國國家軍隊的半壁“江山”了。所以說，真正的北洋軍人，是親身親歷了中國140年鴉片戰爭以來飽受列強欺侮的歷程，他們關於國家危亡民族大義的認識，是在飽嘗屈辱後，在血與火拼殺中親身體驗過、認識最深的。
其後以中日甲午海戰爲開端到八國聯軍有日本進京，再到後來日本一步步侵佔中國，從而種下了中日國家與民族間的世仇。可以說，北洋軍人個個都是親身經歷或耳濡目染日本對華的步步侵略，渾身下都張掖了對日的情仇，所以這個集團是後來歷世軍事政治集團里民族氣節最高、高級漢奸出得最少的軍政集團。
從19世紀末日本侵略中華起，日本學習中國“以夷制夷”政策，變通採取“以華制華”策略，北洋軍閥的頭面人物，因此成了他們首要爭取的對象。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歷史名聲都不大好的“粗魯中人”，多半讓日本人碰了個灰頭土臉。
一世梟雄的民國首任大總統袁世凱。
李鴻章身後北洋的頭面人物是袁世凱。不太爲人所知的是，早年的袁世凱曾是一個真正的抗日英雄，他12年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朝鮮，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縱的叛亂。之後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鮮監國的12年中，曾經練新軍以抗日本軍力進入，並果斷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縱的朝鮮叛亂，維護了國家主權與政治利益。這爲袁贏得了知兵的美譽，以至於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爲：朝鮮局勢非袁不能穩定，袁是當時中國抗日最前線的鎮國柱石。
袁身後的歷史罪狀主要被定性在“出賣維新”、“21條”和“復辟帝制”。無論出於什麼目的，比如仿英國虛君共和或仿日本實君共和，復辟帝制都視爲“逆歷史潮流的反動”，這也是革命黨人激烈攻擊甚至發動討袁運動和他的勢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退一步想，中國從舊中國封建幾千年，一步跨進現代社會是不是過激了？對當時的新政領導人要求一步到位，達到全新之新，是否要求不切實際？後來歷史驗證的效果好嗎？袁世凱當然摻雜了私心的君主立憲洪憲帝制漸進式社會變革，是否一定就比激烈的流血革命而後造就的黨國獨裁體制差？
袁“出賣維新”一說，史學界一直有爭論存疑；簽訂“21條”，屬弱國無外交的無奈之舉，也有今人解讀“21條”，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曲盡心力維護了不少國家主權。當時沒有辦法的“袁北洋”，只得偷偷讓副手趙秉鈞化裝進入西洋使館，將日本脅迫中國簽訂“21條”詳細內容公告天下，使得列強爲各自在華利益插手干預，更激起國際國內輿論大譁，從而爲中國爭回了不少國家利益。
簽約後他將這一天定爲國恥日，後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叫《中日交涉失敗史》的，印了五萬冊，密存於山東模範監獄中，稱洗雪國恥日就是此見天日時。他在死前自撰一輓聯：“爲日本去一大敵看中華再造共和”。可見從舊中國走出的共和英雄不無悔意。
而同時期的“國父”孫中山，卻在爲得日本資助謀國執政，甚至私下與日本簽訂了比“21條”更喪權辱國的“孫氏21條”，出賣東三省利益，種下了日後“九一八”東北淪陷而國府不敢公開應戰的惡因。
做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北洋之後閒居家中。
“七七事變”後，漢奸王克敏以師生之誼前來拜會，他是受日本人授意來拖徐世昌下水的。徐當然清楚他的來意，表示“我沒有這樣的門生”，閉門不見。後來漢奸曹汝霖也來充當說客，稱徐如能出山和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可退兵，徐以老朽婉辭。曹告辭後徐對門房說:“以後曹若再來，就說我不在家。”
193年日軍師團長板垣和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約徐世昌定期會面。徐託病不見。日方不死心，派徐的兩個門生來遊說。一個姓金的學生勸老師“不要失掉千載難逢的機會”，徐以年老多病推辭，後煩了斥曰:“你太渾。”不想金反脣相譏說:“老師才渾啦。”徐見學生出言不遜，潸然淚下說:“不想到我這個年紀，又碰到這樣一場。”拂袖樓。
段祺瑞曾資助一個歲棋童東渡日本，造就了日後中日圍棋神話的大師吳清源。
段祺瑞因衛隊抗擊衝擊官邸也不無過激行爲的學生運動蘇俄暗中操控，實爲顛覆中國現政權的陰謀開槍，釀成實爲中了奸計陰謀。據說當時挑頭鬧事的人持有武器“三一八”慘案，而被舉國聲討學生的血成了一種另類政治鬥爭的武器，也是籌劃它的人最終的目的。所以我說劉和珍君們啊，你們單純而青春的熱血實在是白流了，雖長此吃齋懺悔而不能獲得國人原諒。但他的行爲實比後來的那些個屠夫強過百倍。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軍方將他列入“合作者”名冊，巴望曾任中國頭面人物的段執政出面組織華北的僞政權。爲了不讓一位有影響的前國家領導人爲敵寇所挾，蔣介石親筆寫信，懇請“芝泉老”南下。
當69歲的段祺瑞抵達南京浦口時，當時在京的少將以軍人集體過江迎接，蔣介石本人也親臨碼頭恭候。段即時對記者發表了對時局的講話:“當此共赴國難之際，政府既有整個禦侮方針和辦法，無論朝野，皆應一致起爲後援。瑞雖衰年，亦當勉從國人之後。”段從南京移居海，有記者登門採訪，他鏗鏘作答:“日本橫暴行爲，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國唯有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語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國積極備戰，合力應付，則雖有十個日本，何足畏哉？”
曹錕在北洋的歷史，是除了袁世凱外名聲最不好的一位，1922年6月和部下吳佩孚一起趕走了皖系的總統徐世昌。次年再演“趕走黎元洪逼宮奪印”、“1350萬元賄選總統”的惡名。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華北淪陷。曹錕的老部下紛紛落水，出任漢奸政權要職。日本侵略者還千方百計地拖曹錕出來當僞政權的首領，年邁的曹錕在劉夫人勸導下，立誓寧肯喝稀粥，也不出來給日本人辦事。
日本人碰壁後，派時任僞“華北治安軍”總司令的齊燮元前來，曹錕夫婦讓家人把他關在門外。接着河北省省長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來訪，曹錕一見，臉色大變，吼道:“你給我滾出去，以後不許你登曹家的門！”高凌蔚只得由幾個侍從架着溜走。
吳佩孚登了1924年9月日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他是舊式中人的道德諧模，也是首位登時代週刊封面的中國人。
另一個北洋人物吳佩孚，因“二-七慘案”中殺了人施洋、林祥謙，從此教科對他一概否定之，斥爲“反動軍閥”。
但就是這樣一個“反動軍閥”，據前蘇聯解密的國家檔案證實，蘇聯在決定幫助孫中山和國共兩黨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學測繪的軍校畢業生吳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個完全受他們控制的中國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視俄人，“二七慘案”的發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與路線分道揚鑣的表示。後來北洋政府查抄蘇聯使館，抓捕李大釗等人，起獲了蘇俄龐大的扶植親蘇意識形態勢力、顛覆中國現政權建立儡政權的密件計劃，並公諸於衆，一時輿論大譁。
193年侵華日軍席捲了華北、華中、華南，日本人看好了兩個和當時的抗日領袖蔣介石不對勁的人，一個是中國當朝的二號人物汪精衛，另一個便是曾統兵百萬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僞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吳合作”。最終汪精衛落水，並從重慶逃到了河內通電與重慶政府決裂，後來在南京成立汪僞政權，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吳佩孚卻冷對說客盈門，開出的出山條件是：請日本撤出包括東北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
日本派出的第一位說客是大伯通貞，他受命進入北平，邀見吳佩孚，請吳出山擔負“興亞”大任。吳佩孚沒有答應。隨後日方又派更厲害的號稱“東方勞倫斯”的中國通、日本著名特務頭子土肥原，決心要把吳佩孚拉下水。土肥原三次登門拉攏吳佩孚，都被吳佩孚用巧妙的語言擋開了。
在與日本人虛與委蛇中，他也曾令舊部於河南開封一帶集結，甚至還派人在山東境內招兵，改編成所謂的“皇協軍”，只是後來該部“全部潛逃”，“成建制迴歸重慶軍”日本人語。
恨怒交加的日寇終於下手了，借主動幫他治療小小牙痛之機，讓他充滿疑竇地喪命在“治療”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們這才明白了吳氏救國愛國的初衷。國民政府追贈吳佩孚爲一級將，當時的報紙更譽吳爲“中人的典範”。
在東北，日本人謀算最早的，莫過於東北王張作霖。那時的東北，夾處在謀算甚急的日俄之間，二強哪個不是虎視眈眈想一口吞併中國的東北？因此可以說張作霖是內抗派系、外御強敵，處境異常險惡。
據說張作霖某次出席日本人的酒會，一位日本名流請出身綠林、識字有限，在北洋也當過幾天兵的張大帥賜字，張提筆寫了個大大的“虎”字，然後題“張作霖手黑”，據說隨從偷偷湊大帥耳邊提醒:“大帥寫的應該是‘手墨’，不是手黑，‘墨’字下面少寫了個‘土作霖藉機開罵:“媽了個巴子的！老子不知道‘墨’字怎寫麼？這叫‘寸土不讓’！日本人成天想佔我東北，對他們手不黑點行嗎？”
大帥府的電報處處長周大文曾撰文透露:192年5月17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求見張作霖，張將其晾在客廳，自己在另一間屋裡大聲嚷着說“日本人不講交情，來乘機要挾，豁出這個臭皮囊不要了，我也不能出賣國家的權利，讓人家罵我是賣國賊，叫後輩兒孫也都跟着捱罵，那辦不到。”
他對蘇俄的意識形態滲透並藉此插手中國很是警惕，所以纔有了後來進京執政時、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查抄蘇聯大使館等事發生。抄出來的證據證明他的判斷並沒有錯，可以說他的行爲是建立在維護民族利益的。
面對這樣一個又臭又硬偏偏民族大義認真得很的鬍子大帥，日本人最後不得不在皇姑屯埋設炸藥炸死了他另有一說是蘇俄謀算設伏放炸藥炸死的，卻讓日本人背了黑鍋……他的糊塗透頂的膿包兒子張學良，身總算殘存着點北洋軍人的血性，火併了東北軍親日派後，迅速宣佈東北易幟，加入國民政府，維護了國家統一。
二
我們有一個酷愛偉大的愛國主義教育史觀的方老師。年近五旬、乾乾瘦瘦的她，是我們歷史課的科任老師，戴着一副黑框深度眼鏡，面色蒼白如玉，頭髮也半花白了，但顯得很精幹的樣子，平時挺有老知識女性的風範。只是對歷史角落裡的陳年宿事，充滿了“恨不能以今人的眼光重新把歷史顛倒來過”的批判精神，充滿了偏執的掘墓鞭屍勁頭。
在近現代史中，她老人家第一恨的就是李鴻章。每每課講到晚清多次的喪權辱國時，就會恨恨不平地罵道：“你看，你看，又是這個賣國專家去簽訂的賣國條約。次賠了幾千萬兩，這次又要賠四萬萬兩白銀哪！幾億兩哪，中國哪能不窮？落後又怎能不捱打？”
然後教育我們說：“同學們，庚子賠款日本人將其中的一半用來投在了本國的教育，幾億兩白銀哪！這爲日本培養了大量的人才，間接爲幾十年後日本全方位侵華戰爭打下了人才、物材的儲備基礎。要是沒有這個賣國專家，中國後來何至於此？”
底下聽了，大多爲她的話語霸權所引導，自然覺得李鴻章其人屬“殺無赦”的可恨。獨獨我怎麼聽了，卻覺得她對於歷史的強解有些歪理，過於僵化，想着我在一本什麼“閒”裡看到過的敘述和記載，說李鴻章是當時中國唯一一個可以在戰敗後的談判桌與列強講條件討價還價的人，而且他通曉八國外語，是八國聯軍攻佔了大清國首都後，這個沒落帝國惟一能派出的、能在屈辱的談判桌保持那個虛幻中的天朝大國的最後顏面的人，這個生前被激進黨人視爲簽署賣國條約而遭刺殺受傷的權臣、死後揹負百載罵名的清朝大員，也是當時世界惟一能以戰敗國談判官員身份、前往天津塘沽求和過程中享受21響國賓級禮炮待遇的人，人家敬重的是他一人可以對八國聯軍同時以八國母語辯論的個人魅力，而非垂朽的滿清朝庭，換種思維與眼光看：他也算是爲中國保省了不少庫銀的國家功臣哪。有本里說“李鴻章較之盛世的忠臣烈士，其獨力支撐國家危亡之功尤殊也！”想想也是這個理，若不是情非得已，哪有天生願意出賣自己家國的首輔大臣？於是心裡很不以方先生立論以爲然。
見方先生在講臺說得那個激昂憤世的樣，突然冒出一句異見：“只怕並不是他個人一定想送銀子去賠的？弱國無外交，可是這麼說的。再說，如果不是他，清朝還派得出哪個去談判、和列強討價還價？要不是他出馬，中國會不會賠得更多？事實割地賠款這樣的事，沒有最高當局的首肯，李能做這個主嗎？有哪個願意承擔這種註定要背千秋萬世罵名的背時工作？賠得再多，對他個人有什麼好處？甲午戰爭前，不是李鴻章出馬與日本談判，談成南琉球羣島歸大清國，北琉球歸日本的？那至於在琉球羣島更近中國的釣魚島，就更不在所爭之列了。他賣國得到的唯一好處，就是後來在日本訪問時被愛國憤青刺殺，挨的那一槍？”
方先生不意教學教了幾十年，還從來沒見過敢在課堂公然站出來質疑並當堂與她辯論的學生。那一瞬，臉竟有對反動分子活躍猖獗的那種義憤填膺的表情出來，她剜肉似地盯了我一眼，以掌握着絕對真理的話語霸權口吻定論說：“這是民族大義，春秋史，是不容質疑的！”頓頓，她覺得言猶未盡，補充了句：“象他這樣的大賣國賊，是絕不會有翻案和充許有人爲他翻案的那一天的！”
我坐那瞭然無趣，頗不服氣搖着頭，想和她辯論我在其他“閒”看到的李鴻章的另一種面貌與評價，完全不象我們歷史描述的那樣是“除了熱心於賣國之外，沒有做什麼好事”。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第一位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在洋務維新期間建礦山，搞航運，設工廠，辦電報，修鐵路，開銀行，忙得不亦樂乎。而且建起了中國現在都沒有達到的排名世界前的強大現代海軍。《馬關條約》簽訂後，李成了清政府的替罪羊，被革職奪爵，待罪於北京的賢良寺，從此遠離了大清帝國的政治中樞，隨着李的失勢，他和同仁們苦心經營想改良中國的洋務運動也就悄悄謝了幕。
回首這段帝國往事，可以從一些歷史軌跡，印證這一觀點。甲午戰爭之後，以榮祿爲首的滿蒙貴族進入了帝國中樞，清政府的現代化進程似乎就停止了，甚至出現歷史倒退和反動。修好的鐵路被拆，礦山被封，傳教士被驅逐，進而排斥洋人和外來的一切文明，最終爆發了義和團這樣波及直隸、山東、山西等地的嚴重盲目排外事件。這種倒退使得大清帝國再次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直至垮臺。可以這樣說，甲午戰爭，不僅使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破滅，也促使一個朝代的滅亡。梁啓超在《李鴻章傳》中“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慨嘆李鴻章最終無法成就改革大業，實乃因爲其被“數千年之思想習俗義理所困，而不能自拔也”，梁啓超在甲午海戰兵敗後也評論說：“李鴻章是以一人之力敵一國”。
但想想這課堂本不是講理的地方，也不是辯論的場所，我們的威權教育也沒這個傳統，只好忍忍算了。方老師教訓完了學生，晃了晃滿頭花白的包菜頭髮，又沉浸到她偏執的歷史觀中講授教學中去了。
因爲歷史教科對北洋軍閥是一概否定的，過了沒幾堂課就講到袁世凱這一章了。對他的前生半世的事蹟幾乎沒有介紹，袁的歷史痕跡和罪狀，主要被定在“出賣維新”、“21條”和“復辟帝制”。無論出於什麼目的，復辟帝制都是歷史潮流的反動，這也是革命黨人激烈攻擊甚至發動討袁運動和他的勢力迅速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但“出賣維新”一說，史學界一直有爭論存疑；簽訂“21條”，屬弱國無外交的無奈之舉，也有今人解讀“21條”，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曲盡心力維護了不少國家主權。
因爲真實歷史教育的缺失，很多年以後，人們才知道了袁世凱的複雜多面，早年袁曾做過很多益國益民的好事。如他在12年隨吳長慶的慶軍東渡朝鮮，敉平了日本人暗中操縱的叛亂，之後在出任清政府派往朝鮮監國的12年中，曾經練新軍以抗日本軍力進入，並果斷平息了二次由日人操縱的朝鮮叛亂，維護了國家主權與政治利益。這爲袁贏得了知兵的美譽，以至於當時的北洋大臣李鴻章認爲：朝鮮局勢非袁不能穩定。
後195年李舉薦袁到小站練兵。1905年7月，他和張之洞等人聯名向清廷奏請逐步改良政治體制，以便12年後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是年9月，袁世凱又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奏請改革教育體制，請求清廷立即廢止陳腐不堪的科舉八股，廣設新式學堂，學習有用之科學。科舉制度廢止後，各類新式學堂如雨後春筍，驟然涌現。據清末學部在1907年統計，僅袁世凱治下的直隸省，各類新式學校多達723所。
曾經成美國《時代》週刊封面人物的吳佩孚，是一箇舊式道德的典範。
另一個北洋人物吳佩孚，因“二-七慘案”中殺了人施洋、林祥謙，從此在1949年後執政的“官方歷史”中，被塗抹得“臭名昭著”，教科對他一概否定之，斥爲“反動軍閥”。但就是這樣一個“反動軍閥”，據前蘇聯解密的國家檔案證實，蘇聯在決定幫助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之前，最先看好的竟也是他！早年學測繪的軍校畢業生吳佩孚，看出俄人想成立一個完全受他們控制的中國政府，因此很警惕和仇視俄人，“二七慘案”的發生，便是其在政治思想與路線分道揚鑣的表示。這種民族獨立不願受外人控制的反抗，後來在身也出現過，並最終導致中蘇關係全面惡化乃至局部開戰。
在直皖大戰中，吳佩孚只用了四天的閃擊戰，便擊潰遠比他強大的皖軍，結果被奉迎進京逼迫段祺瑞下野，總統黎元洪想讓他當陸軍總長，大有希望執掌全國兵權，但他卻來了個“事了拂衣去”，卸權領兵回了河南。
一個在中國多年的日本軍部間諜鈴木貞一因此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個日本大特務在他的記事裡寫道：“我認爲吳佩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因爲在一般情況下，獲勝的中國將軍都是進入北京大逞威風，但吳佩孚卻不聲不響徑自領兵回到河南洛陽。”一箇舊式的軍人，能在衆望所歸之際舍名利而不就，在北洋時代，這樣的人絕無僅有；就是到了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也不多見，除了粟裕讓元帥銜外，多少人爲了肩頭多一顆星少一顆星吵得天翻地覆？放眼數千年中國歷史，又有幾位勝利者能捨棄近在眼前的權力巔峰而不登？
北京故宮得以保全，竟也與這個“反動軍閥”有關。那時，擠在宣武門內象房橋國會廳現爲新華社內部小會場，是近代中國議會政治的肇始之地裡爭吵不休的參議員和衆議員們，昏頭昏腦中居然想出要“拆除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其中的太和殿就是民間俗稱的金鑾寶殿，在其廢墟另建議會大廈”的荒謬主意。傳開後一時舉國譁然。這時已經被尊爲“吳大帥”的他從洛陽發來電文說：“……何忍以數百年之故宮供數人中飽之資乎？務希毅力惟一保存此大地百國之瑰寶。無任欣幸。盼禱之至！”報刊登載了吳氏通電後，頌揚吳帥之聲鵲起，抨擊國會之議潮涌，故宮三大殿這才倖免於難。吳電中的“大地百國之瑰寶”詞，與現今“世界文化遺產”的流行名詞，實爲同一個意思。
193年侵華日軍席捲了華北、華中、華南，日本人看好了兩個和當時的抗日領袖蔣介石不對勁的人，一個是中國當朝的二號人物汪精衛，另一個便是曾統兵百萬的北洋軍閥吳佩孚。日本人希望成立僞政府，搞南北一文一武的“汪吳合作”。最終汪精衛落水，並從重慶逃到了河內通電與重慶政府決裂，後來在南京成立汪僞政權，但一直呆在日本人手底下的吳佩孚卻冷對說客盈門，開出的出山條件是：請日本撤出包括東北在內的所有中國領土。在與日本人虛與委蛇中，他也曾令舊部於河南開封一帶集結，甚至還派人在山東境內招兵，改編成所謂的“皇協軍”，只是後來該部“全部潛逃”，“成建制迴歸重慶軍”日本人語。
恨怒交加的日寇終於下手了，借主動幫他治療小小牙痛之機，讓他充滿疑竇地喪命在“治療”的第10天1939年12月4日。人們這才明白了吳氏救國愛國的初衷。國民政府追贈吳佩孚爲一級將，當時的報紙更譽吳爲“中人的典範”。元老董必武也評論說：“吳佩孚雖然也是一個軍閥，但有兩點卻和其他的軍閥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國曆史偉大的人物是關、嶽，他在失敗時，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勢時還能自踐前言，這是許多人都稱道他的事實。第二，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有清廉名，比較他同時的那些軍閥腰纏千百萬，總算難能可貴。”
評論歷史人物，我們是否該堅持歷史的真實性與全面呢？這本是中國人傳承了幾千年的“太史公”精神，爲什麼到了今天，反而弱化甚至罕見了呢？這些鮮活真實的歷史，在我們的教科裡幾乎看不到。
教材裡被大大美化了義和團運動，甚至成爲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神話，文革時期甚至提出了“在什麼場合對義和團採取什麼態度，如何評價其在中國歷史的地位，不僅成了衡量人們是否堅持黨的路線的唯一標準，而且更廣泛的意義，成了估量人們是否忠於革命，是否信奉馬列主義、思想，甚至成了評估人們是否對祖國忠誠的唯一標準。”《文匯報》1967年4月14日發表的《贊“紅燈照”》《人民日報》4月17日轉載是當時評‘紅燈照‘的第一篇文章，主要的觀點就是要保衛文革及其化身紅衛兵，而反對頭號敵人。這篇文章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對義和團和紅燈照持甚麼態度，是衡量一個人是真革命還是假革命的試金石。在這一年的4月份，《文匯報》和《光明日報》分別整版刊載紅衛兵頌揚紅燈照的文章和歷史學者整理的義和團史料。當然其中不包括關於義和團“降神附體、呼風喚雨、撒豆成兵、把板凳當馬騎、高粱葉當刀”等利川神兵多少年前就試驗惡搞過的東西。
在中國近現代史，論愚昧、偏激的程度能夠與義和團相提並論的，也只有文革。在這場破壞性更甚義和團的十年動亂中，義和團運動被戴了“反帝”、“人動”等光環，更成爲“造反有理”的佐證。連王蒙寫於五十年代初的小說《青春萬歲》中就有中學裡全面肯定義和團、妖魔化基督教的生動記載。文革中，只是把義和團的口號“扶清滅洋”改成“除清滅洋”而已。到我們那時的教材裡改變不大，基本延續了文革時的史觀定性，最近也成爲媒體質疑和引發“冰點事件”的引子，中山大學歷史教授袁時，以近現代史的錯誤教育使我們的孩子的成長是“喝狼奶長大”，他一一列舉了義和團盲目仇外暴力排外引發外事糾紛和由之而的戰爭爲例，引發了重新解讀真實的近代史和現當代史熱潮。
後來到了高二，方老師分配來帶文科班的歷史課，還是我的歷史先生。按照本宣科來說，方老師肯定是個好老師，按政治口徑和課本教材大綱要求，凡是講到農民起義，從陳勝、吳廣，到漢末黃巾大起義，從黃巢起義到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獻忠造反，一直講到近代史的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了。中學的歷史教科講到張獻忠時，是提高到與領導農民革命軍打天下的李自成相提並論的。方老師反覆強調這是農民革命起義的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動力。農民起義總是高大全，代表正義和正確歷史發展方向的，從來不會涉獵一點負面的史實記錄和評價。
都是看閒惹的禍，一說到農民起義，聽她講到“沖天大將軍”黃巢的歷史進步性時，我就想起其它裡記載的黃巢的好殺與吃人肉，特別喜歡吃嬰兒肉，他的軍隊吃人和殺人如麻據說殺人達00萬就不見正史半點記載當然是指以階級鬥爲綱年月的載史；如唐僖宗乾符六年公元79年九月，黃巢攻陷廣州，開始大屠殺，據阿拉伯人無名氏著《中國印度見聞錄》載：“據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12萬人被他殺害了。這4類宗教徒的死亡人數之所以能知道得這樣確鑿，那是因中國人按他們的人頭數課稅的緣故。”如果說這也許流於孤證和浮誇，那同時期到過中國的阿拉伯旅行家、歷史學者馬斯歐迪l-di?-956在其著的《編年史》中載：“謀反人黃巢急忙進犯廣府，連連發起猛攻……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猶太人以及波斯拜火教徒，在逃避刀兵中死於水火般的劫難者，計有二十萬之衆。”那數字就更大了。
再如一講到明末農民起義，就列舉李自成、張獻忠爲代表，但隻字不提張獻忠號稱“張屠夫”，其幾乎殺淨蜀人的惡行。張獻忠於崇禎十七年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自立爲大西國皇帝，民間稱之爲“八大王”，可能能列入中國第一超級大殺手名冊，天性殘忍好殺，並刻石立後人稱爲的“七殺碑”，碑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見《中文大辭典》載。據清人彭遵泗寫的《蜀碧》和《蜀警錄》、《蜀難敘略》等史記載，“八大王”屠川幾乎殺光了大半川人，張獻忠有次患了瘧疾，對天許願說如果病好了，就以“朝天蠟燭兩盤”貢奉給天，這就是以砍下來的女人小腳堆成塔獻祭，最後竟砍下自己小老婆的小腳放去作塔尖……沒有軍糧，就殺女人醃肉充軍糧……
後來考古發掘出來的七殺碑，後句並不是七個殺字，而是“神鬼明明，自思自量”八字。從這看來，還是可能存在“反動封建地主階級的污衊代表歷史進步性的農民起義”情況的。前面的這些記載都是國人所著，但同時期的歐洲傳教士利類斯和安文思二人所著《聖教入川記》也記載：張獻忠進成都先大殺十日，然後開始小殺每日，每日殺一二百，爲時一年又五個月，累計殺人十萬，亦不算多。記載張獻忠屠川的籍還有《平寇志》、《時變紀略》、《荒》、《蜀亂》、《寄園寄所寄》、《明史》、《灩預囊》、《綏寇紀略》等。這就不能都說是污衊了。
兵災過後千里蜀境幾無人煙。據《成都府志》記載：守成都的官兵在城牆，一天內看見有13只老虎從城牆下的府南河邊掠過。那都是下山來吃人肉的猛獸啊！1700年前的蜀漢時期就號稱“錦繡成都”的錦官城內，只剩下十幾戶人家。當然，蜀中人口凋零與同樣殘暴好殺的滿清兵有關。平定亂局後，直至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第一次清理戶籍時，發現整個四川省只剩八萬人左右。而明末崇禎以前，蜀中人口一直在三百萬以。以致後來的一百多年中，從清初一直到史稱“康乾盛世”的時期，都不得不進行“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行動。近幾年成都城市建設，多次發現白骨萬人坑，經考古專家測定，這些白骨遇害的時間恰好就是張獻忠據川的時段。
張獻忠式的農民起義，除了想改朝換代，爭搶坐那把代表坐天下的龍椅外，給百姓帶來什麼好處了？根本代表不了什麼社會發展的動力和歷史發展的方向，和黃巢起義、太平天國一樣，是以人民的大殺戮、大災難，帶來生產力的大破壞，歷史的大倒退。魯迅也曾批判過張獻忠是“專在‘爲殺人而殺人’”。但多年來，我們的歷史教科總是對歷代農民起義不分青紅皁白的歌之贊之，誇大其歷史作用；而對他們血腥殺戮對社會的極大破壞，隻字不提，甚至出於政治需要對農民起義進行階級讚揚而遮醜掩惡之。這絕不會是正確的史觀。
在教科裡我們也看不到太平天國層荒淫無恥的一面：洪秀全在金田起義不久即有妻妾15人。一年後至永安，據後來天京城破時突圍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於女色，有36個女人。”到164年天京淪陷後，16歲的幼天王洪福瑱被俘後的口供中說：“我有個母后，我是第二個賴氏所生，我九歲時就給我四個妻子”。天王的個后妃已超過了歷代封建帝王的三宮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數了，後宮更有一萬多名蒐羅進來的秀女，荒淫程度超過歷史任何一位封建帝王。而其治下的“天朝”，男女強分男營女營，連正當合法的夫妻行房都被禁止、被取消，規定除非獎賞充許，私行男女之事要處死或點天燈。裹挾精壯男丁加入太平軍，以其全家老幼爲人質，但凡男丁在前線表現略有不好，或逃跑或作戰不力等，即全家連坐甚至處死。任人唯親，封王竟達2700多個，歷史聞所未聞。洪秀全初創拜帝教時倡導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羣”的平等思想全無蹤影。
這樣一個類邪教團隊，卻因爲納入了“農民起義”陣營，被塗脂抹粉隱惡揚善冠予“歷史的正確發展方向”美譽，一些尊崇文藝爲政治服務的史學大家也悖離了“強項令”與“太史公”的唯史精神，范文瀾在《中國近代史》中罵平定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爲“漢奸”、“劊子手”，說：“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化封建文化的反動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於理想人物’，把他的漢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協的外交路線，當作統治人民與麻醉青年的經典……”中學歷史課本是嚴格按照范文瀾這一史觀修訂的，範公述這番說話，讓我真有些糊塗了。因爲“閒”讀得多了，知道蔣介石一生奉曾國藩爲師，其“慈不掌兵”堂訓也是語出曾國藩。“反動頭目”老蔣佩服曾不足憑，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定下“文藝是爲政治服務”大方向的領袖，對曾國藩也是深爲佩服的，一部《曾文正公全集》畢其一生批閱過多次，據說毛到逝世時放在枕邊的都有此著。年輕時與人通信也說：“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滿乎？”按范文瀾的說法，那博古通今的大政治家也可歸入範所說的“反動統治階級”嗎？
幾年以後，我在長沙讀到另一本“閒”，中引用了馬克思在《中國紀事》中對太平天國的評價：“除了改朝換代，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衆的驚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運動一開始就帶有宗教色彩，但這是一切東方運動的共同特徵。”
“顯然，太平軍就是中國人的幻想所描繪的那個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國纔能有這類魔鬼。這類魔鬼是停滯的社會生活的產物。”
這就更讓我一頭霧水了，這麼巨大的關於歷史評價的反差，現實的崇抑混亂，追溯源頭卻發現領袖和祖師爺級的人物都有與現實教材不一樣的定義時，這實在讓我稀裡糊塗到不知該信誰了！到底是教科錯了？還是領袖們錯了？該相信教科的說法呢？還是信奉一直被奉爲至高無的“知識淵博、博鑑羣”的領袖們呢？抑或根本就是我自己精神分裂了？
課堂我還沒來得及開腔呢，方老師見我又是一臉質疑的樣，嘴脣囁囁嚅嚅想說什麼，警惕地瞪了我一眼，提前警告說：“有的同學，不要滿腦袋的胡思亂想，歷史的誤會很多，也許你也是看了幾本雜的，但那不是真理，真正的歷史是寫在課本的內容。”她頓頓，見我終於好象不太想出聲與她質辯了，語氣放得和緩了些，說：“況且，高考是不會考到你們看那些閒內容的，要研究和質疑歷史，只有先把功課學好了，考大學了，將來才能憑你的興趣去發展。”她停停，怪異地看看我，說：“現在你只能按照教科的定論，認認真真地聽、學、記，有些雜閒籍是經不起歷史推敲的，本的纔是經過千錘百煉的真理，我們只需跟着學就好了。”前面幾個才女也轉頭向我投來怪異的目光，好象我是爲出個風頭什麼的，我苦笑笑，聽課的興趣一下蕩然無存，想想我要學這麼些個東西幹嘛？充滿了牴觸情緒中，腦袋裡亂糟糟的，方老師後半程講的什麼，一句也沒聽進去。這樣的教學，這樣的教材，怎麼能讓我學得進信得服？沒有學得進信得服，又怎麼會有應試教育下的高分？
直到現在，雖然總算在紀念抗戰勝利60週年時，承認了國民黨抗日的事實和承認國民黨正面抗戰的作用，但近現代歷史被篡改的情況並沒有得到太多改進、例如，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國歷史教科第四冊當中，中國近代史現代使大事年表當中，沒有列出1957年把50多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間接使400多萬人受牽連，導致其中許多人家破人亡的重要史實，也沒有列出195年-1961年因連年搞政治運動執政失誤造成人爲大饑荒導致幾千萬人餓死的史實。在相應的課文正文當中，對這些令人顫慄的實事的描述，也是輕描淡寫，只有幾段文字，而且都隻字不提受害者的驚人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