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我們的話語系統，有多少是爲價值級別、價值傾斜和價值對立服務的呢？漢語是形容詞最多的語種，又以“等級形容詞”爲勝。我們的頒獎詞中，充斥最多的即“傑出”“優異”“出色”“重大”“先進”“拔尖”這些泡沫形容詞。以圖書評獎爲例，哪個參評項目不是滔滔長卷、巍巍鉅製？據說，很多出版社專門組織人馬研究評獎細則，不惜工本鑄造“長城書”，沒法子，誰讓你的表彰語彙里老有“分量”“厚重”“恢宏”“史詩”“波瀾壯闊”“鴻篇鉅製”這些形體大詞呢……進入當代，我們更是肆意地揮霍“表彰”，甚至讓之擔負起了維持工作和生活日常運轉、安撫和平衡社會心理的義務，隨便走進哪家單位，哪怕一個貪官剛留下的辦公室，也是鋪天蓋地的錦旗、獎狀、金盃、證書……若不出意外，中國的錦標製造業應是全球最發達的。榮譽雖氾濫成災，但用途不容小覷，因爲一個得不到表彰的單位或官員是不可思議的，既然人人有份，那比拼的即榮譽的等級和體量了，於是，在“級”的標準、層次、密度的設計和賽事上，國人可謂煞費了苦心，不僅有價值的東西等級森嚴，連最沒價值的東西也級別重重。
可以說，級別製造、級別生存、級別博弈，乃當代社會生活的核心特徵之一。舉個國人熟悉的例子：評職稱。參評要有論文，論文不僅看篇數，還要看字數和規範化程度（字數不足，題材和格式不符，不配叫“論文”），更要看載體級別（所謂核心期刊，國家級、省級、市級、內刊級、會議交流級——會議再定級別），此外，還要圈定刊物的範圍和名錄（逾出則不予承認）……林林總總的級，造就了一道道彎和檻，接下來，便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學術剽竊、買賣書號、出租版面、僱傭槍手、論文定製……不足怪矣。
小小職稱尚如此，那針對城市、部門、行業、單位的一環環一層層一級級的“評”“審”“考”“驗”，又會消耗多少人力物力心力和時間成本？引發了多少生命焦慮和價值混亂？損壞了多少人際情懷和人格尊嚴？又將腐蝕多少權力職能和社會環節、招來多少道德自殘和醜聞事件？
誰制定和頒佈級別，誰即權力者。誰控制其利益，誰即控制其靈魂。主和僕的關係，受賄和行賄的格局，也就定型了。
此即典型的級別化管理和級別化生存，至於真正的“價值”“素質”“才績”，早被級別文化這張格子網給濾掉了。同時，級別化生存又極易衍生行政化生存，爲何國內大學的氣質、形態、構造都酷似一級“政府”（有句諷刺大學官僚化的順口溜：“校級領導一走廊，處級領導一禮堂，科級領導一操場”）？原因即於此，學術生態竟是按行政的級別構成和象棋模式來羅織的！前不久，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陳丹青憤然辭職，辭別的正是這種最不藝術、最不學術的模式。
寫到這，我突然想起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教授：一位是安德魯·懷爾斯，據說，在長達9年的時間裡，他沒發表一篇論文，但他幹成了一件事——破解困擾全球數學界360餘年的難題——費馬大定理，我想，就憑他9年不出一點“成果”而不受考評折磨，該大學就值得尊敬。另一位是電影《美麗心靈》的主人公原型，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納什，這個精神病患者在普林斯頓美麗的校園裡幾乎“毫無作爲”地從容生活了30年，卻從未遭遇過問責式的考覈和勸退。我的感動在於：顯然，普林斯頓校方絕無想到他能創造什麼奇蹟，它這樣做，僅僅是例行了一種寬容和優雅的傳統，僅此而已。試想一下，假如這兩位在中國任一所大學裡，面對那些論文、專著的緊逼和成果、專利之勒索，他們該如何是好？不會給逼瘋了吧？
19世紀德國柏林大學的創始人洪堡曾說：“大學的真正成績在於它使學生有可能在其一生中有一段時間完全獻身於不含任何目的的科學，從而獻身於他個人道德和思想上的完善。”顯然，這種“不含目的”追求的是思想的純粹、自由、寬容與靈魂的舒適，而其敵人，除了政治，更包括一切有壓迫感的等級價值觀和功利性競爭。
很多時候，我們推崇“非凡”，並非推崇能力和業績的突出，真實意圖在於追求“有別”，一種“凸”的優越。比如對孩子常用的一句訓斥：沒出息！何謂出息？說穿了，即領先，即超出別人一截來，這是靠攀比得到的快感，靠“淘汰平凡”收穫的滿足。直至當下，翻開中小學作文，在“我的理想”標題下，隨處可見的仍是吾輩熟悉的英雄情結（充其量是將歷史名人換成了今日之星），要麼一些抽象的稱謂，諸如“宇航員”“科學家”等，要麼一些具體的明星：劉翔、楊立偉、姚明、比爾·蓋茨……這種形象上的“大志”，總能換來教師和父母的欣慰。爲何孩子不敢使用自己的趣味，哪怕“天天睡懶覺”“天天玩遊戲”這樣的衝動？顯然，他們在採集成人的心思，在使用社會的尺度和價值等級。
孩子是塑造中的毛坯。在其稚嫩的精神皮膚下，我們完全摸得到成人社會的骨骼和腳手架。孩子的“理想”其實暗合着成人的願望——做“異常人物”、過“非凡人生”的奢想。
從政治上看，等級社會的源頭在權力，而從文化上講，等級社會的淵藪卻在於價值霸權——對價值話語和價值遊戲的操控。社會的不和諧和震盪，一定與價值的不和睦、價值環境的不寬容有關。每一時代，人們的生存格局，皆可歸於一種價值格局，參與設計和維持該格局的，有政治權力、宗教權力、世俗權力、話語權力和資本權力……所以，呼喚價值的自由、多元與平等，最終服務的將是我們的生存本身，是對權力的防範和對權利的保障。
一個僅有傳統諾貝爾獎的世界是不完整的，因爲在它那兒，只有一類價值被標榜，此即“伊諾”存在的最小理由，而最大理由或許是：消解價值等級和價值權威，推崇價值民主與價值和諧，鼓吹“我思故我在”的生命自治，揮灑“誰都可以說了算”的精神自信。
兩個“諾貝爾”，並非好孩子與壞孩子，而是一個孩子和另一個孩子。
自由轉體與精神舒適
顯然，“伊諾”在表彰那些成果時，採用的並非評價和鑑定，而是讚賞和致意的方式，同時，與其說是對“果實”，不如說是對“種子”的讚賞。它保護的是想象力之起點，是萌芽狀態的智力飛翔及其執行和嘗試的勇氣，至於實效，它根本不打算較真。
鑑於此，我寧願把“伊諾”及類似的文化事件（比如“吉尼斯紀錄”“金草莓獎”等）視爲人們對自身日常生活的一種獎勵、一種犒賞、一種釋放才情和添加節日的行爲。就像奧運會是對身體的獎勵，狂歡節是對嚴肅身心的獎勵，愚人節是對誠實話語的獎勵。“伊諾”呢？是對生命才思和生活智性的獎勵！它把自己視若民間想象力的保護神，猶如雅典娜之於智慧、繆斯之於詩歌。
“伊諾”給觀衆送去了一個小小的節日。在這個節日裡，我重新看清了“科學”在平凡生活中的模樣，“偉大”和“深奧”被還原了，還原成最初的、最本色的模樣。在這個節日裡，我看到了牛頓怎樣被一隻掉落的蘋果擊中靈感，伽利略怎樣在比薩斜塔上放飛鐵球，瓦特怎樣盯着蒸氣吹舞的壺蓋發呆，雷奈克大夫（聽診器發明者）怎樣啄木鳥般貼在木棒上聽擊打聲……
在這個節日裡，我倏然醒悟了很多，我從未像現在這樣用肉眼就能看清“生活、夢想、發現”之間的關係。在該關係史上，有過一個樸素而迷人的古典時代：那時，科學並非職業，只是一種興趣，一種生活行走的方式，類似康德對星空的迷戀，類似愛因斯坦那種深厚的宗教感……那時，科學與生活是那般和諧、融洽，科學家大都有一副快樂表情，不受約束，不被指令，不聽信非議和嘲笑，我行我素，就像古希臘學者泰勒斯因沉醉星辰而跌落井中的情態……那時，科學活動是一幅生活場景、自由精神場景，不像現在成了枯燥工程，有了一副基金、資金和獎金的物質面孔，並由一羣不怎麼熱愛它的人來壟斷……那時，科學家（沒人稱其“科學家”）大都有一副兒童的模樣，天真、好奇、衝動，臉上洋溢着“迷信”的幸福，對世界充滿新鮮之感、敬畏之心、感恩之情。牛頓是典型的天真到老，也正是在他晚年的所謂“失足”上，我看到了一種孩子的偉大品質，所謂的科學或神學、唯物和唯心，所謂的真理與謬誤、正果或澀果，於之而言，都是一種“僞”，他只是牛頓，一個生活者，一個上帝的孩子。
在我的心目中，以上角色和情景恰乃科學與生活最正常和最健康的關係。這種關係，既古老又年輕，既歷史又未來，既還原科學本色，又迴歸生活原點。我想，這也是“伊諾”試圖修復的那種關係吧，透過哈佛禮堂那撞擊玻璃的笑聲，我看到了牛頓、瓦特、愛迪生的影子在復活。
我常耽於這樣的冥想：生活本是什麼樣子的呢？或者說，正常而健全的生活應是什麼樣子呢？
我想，應是一種童年狀態——
它充滿夢想，並具備實現夢想的可能；它充滿樂趣，併爲樂趣提供最大的保護；它充滿好奇，並確保所有好奇不被嘲笑；它充滿個性，併爲個性預備好了掌聲……它對所有孩子說：你的想法是對的！這世上，只要不危及別人，就沒什麼“不應該”！我想起了康德的一句話：“若一個人除了法律，無須再遵循別的什麼人，那他就是自由的。”無疑，這是對“自由”最好的詮釋了，也是一個人最美麗最舒適的生存狀態。
其實，“伊諾”並不孤獨——
如果說“伊諾”豐富了科學殿堂的表情，那麼西方現代生態中還有諸多斑斕的文化嬉戲，它們從不同角度，以富含幽默和侵略性的“表彰”，地裝飾着大衆的精神表情，挑逗和愉悅着社會神經：“金草莓獎”，1980年創立，專門與“奧斯卡”唱對臺戲，每年評出好萊塢“最差影片”和“最差演員”，並趕在奧斯卡頒獎前夜公佈，獲獎者可謂羣星璀璨，布魯斯·威利斯、黛米·摩爾、帕梅拉·安德森、凱文·科斯特納、麥當娜……2004年7月，在蒙特利爾舉行的“世界愚蠢獎”頒獎典禮上，布什總統戰勝衆多競爭者，當選當年“世界最愚蠢的人”，因那句“伊拉克戰鬥行動已結束”的豪言，他還得了“最愚蠢言論獎”。
事實上，這些灰色表彰（算不上黑色，因爲它並無惡意）從未受到過當事人的激烈抗議，爲什麼呢？我想，除了言論自由的護駕，它們更多地被理解爲了一種精神卡通，一種價值表情的“變臉”戲法——可謂西方人對自身生活的一種獎勵。像一羣酵母和活性菌，它們給生活面團注入了一種靈動、一種肆意、一種快活和蓬鬆的因子，把日常程序中那些嚴謹的邏輯、黏稠的理性給稀釋了。這樣的“獎勵”是需要天真的，是需要相應的文化和權利背景的，說到底，此乃精神舒展和價值寬容的結果。
何爲幽默？它是一種生活才情，是一種價值魔方的自由轉體。不僅取決於智力，更源於內心的活躍和鬆弛，源於思維的彈性和張力。它代表着精神的舒適度。
相比之下，我們對生活的獎勵太少了。我們的價值文化缺少這種斑斕和色彩，精神拘謹，表情刻板，生活正襟危坐，缺少對趣味的追求和營造……在我們這兒，除了“紅色表彰”，幾乎找不出別的顏色。像“金草莓”那樣的灰色既不符合我們的出擊習慣，更超出了防禦者的心理承受能力。兩年前，國內有媒體模仿“金草莓”搞了次“最醜明星”排行榜，旋即有歌手惱羞成怒，一紙訴狀將對方送上法庭，說實話，那年頭還恰值“醜星”吃香，人們普遍以“實力派”相稱，可這也不行，末了，主辦方乖乖爲“不敬”道了歉。
我們的人生不舒適，尤其精神不舒適。在我們的精神譜系中，很少能找到快樂資源，從傳統到現代，我們的智力榜樣和文化英雄幾乎全是憤怒型、悲苦型、傷痕型的，你找不到西方臉上那種生動與光豔、明亮與充盈的氣質……這與價值土壤的板結和緊固有關，和價值環境的惡劣與封閉有關，也和一元論的鬥爭哲學有關。我們的價值土壤一向缺乏顆粒和氣孔，缺乏彈性和鬆弛；價值空間也過於狹小逼仄，各種價值元素根本就轉不開身，動輒越軌，動輒得咎。比如我們的價值系統中，埋伏了太多的對立與敵視：“義與利”“無私與自私”“科學與迷信”“唯物與唯心”“集體與個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劍拔弩張，非此即彼，毫無折中迴旋餘地。
其實，世間的大部分信仰衝突和精神對抗，根源皆在於價值分歧，皆與價值認定上的單向度和不兼容有關。
深受自由主義濡染的胡適，晚年對“價值和解”似有所悟，在《容忍與自由》中，他引用老師布爾的話說：“我年紀越大，越感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遺憾的是，這種容忍往往被簡單理解成政見和派別上的妥協，而沒有升至“價值寬容”“價值和解”的文化層面和生活意義上來。在我看來，胡適此語的重心並不在那個“更”字上，而在於它用強調的語氣吐露一個心聲：寬容（實乃“價值和解”）是通向自由的必經之路！只有真正寬容和釋懷了的人，只有精神上真正與外部達成了和解之人才能獲得自由。否則，壓迫別人的東西反過來會壓迫自己，所謂的“自由”也就成了一種統治，既支配別人，也奴役自我。
我相信，胡適晚年的這番話針對的不僅是當時雷震的《自由中國》風波，不僅是半個世紀的政見風雲和唾雨舌箭，它包含着一位老人對生活的徹悟、對終極意義的感懷。這是一種渴望生命和平的聲音，已不是簡單的“批判的武器”或“武器的批判”之事了，而是鼓勵放下所有的武器。包括“精神武器”在內的所有武器，都是“和平”“和解”“和諧”的敵人。
我越來越覺得，在人類創造的所有語彙中，“真理”乃危險係數最大、權力陰影最濃、也最暗含殺機的一個詞。“真理”，象徵着價值的最高席位，對它的爭奪和利用，也就是政客和辯論家最擅長的事了。它僅用於自然領域還好，一旦跳上政壇和意識形態舞臺，即會上演刀光劍影、批揪鬥狠的一幕。“真理”對政客而言，是權力出發和到達的地方；對文人來說，則是精神武鬥的擂臺。
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這詩意，必定和價值的自由與寬容有關，和人的精神通暢有關，和人類的童年狀態有關。在我看來，理性、科學、文化、藝術的最大意義，它們最該做的，即幫生命認識和實現這一自由，幫生活恢復這一天賦的詩意。
寫到這兒，我又忍不住走神了，突然想起了兩位前輩，兩個被謀殺者：金聖嘆和瞿秋白。有趣的是，他們臨死前都念起了“吃”，金聖嘆道：“把花生和豆腐一塊嚼，有火腿的味道。”瞿秋白說：“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彼此都是極富腦力的人，到頭來卻把吃看得如此要緊。
在我眼裡，這是典型的童年氣質，是真正領會了生活含義和生命真相、與世界講和了之後纔有的“嘴饞”。在我眼裡，這兩份普普通通的食物聯想，其價值一點不亞於什麼“主義”“真理”“氣節”。在我眼裡，這是個體和人性的甦醒，向着生命本位的迴歸，這是他們對人生做出的最後修復，也是最徹底、最完整的一次修復！唯有生命通透和自然至極的人，唯有精神徹底解放和釋懷、對命運不再做任何抱怨的人，纔會流露出這種童性來。只可惜，這童性與中國的生存醬缸太格格不入了，所以，結局只剩下速死一科。說實話，我倒很想爲金老先生的配方中請個“伊諾化學獎”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