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性在人的所有天性中，最難以意志來控制、用律令來約束，猶如大自然無處不在的水，水無形，又最恣肆，可蓄養成池，可氾濫成獸……無論何時，對性的態度都應像對水一樣：激勵與調控。前者意在澎湃，後者旨在有序。無水之壤是乾涸的，必致生命的皴裂，性氾濫同樣有害，它使人性陷入不堪的積澇和泥潭。
猶如治水，重要的是給性一個規則和路徑。什麼樣的規則和路徑呢？靠人自身的文化屬性和鄰近的精神手段來疏導，還是憑道德威權和政治閘門來圍堵？是借大壩強行截止洪水猛獸，還是靠天然湖塘以分澇泄洪，乃至灌溉利津、滋潤田畝？是意識形態的牢籠更管用，還是大自然的“保險櫃”更保險？
對生息在岸邊的農人來說，這已是常識。
迄今，人類雖發明了許多“治水”辦法，諸如倫理、法律、婚姻、一夫一妻制……但遺憾的是，這似乎並不能讓生命完全滿意和知足，尤其這些舉措更強調社會契約的抑制性，更傾向於對水的瓶裝和催眠——對性的安置與安撫。有那種完美無缺的終極方法嗎？或許沒有。性之隱深和永恆也就在這兒。
對“性”起決定性平衡與調諧的，恐怕仍在於它內部的力量。
性本身就充滿天然的矛盾。做個借比，魯迅說：“當我沉默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這是辯證法，也是上帝創造的“雙刃”原理。否則，一件事做起來對當事人百利而無一弊，那就可怕了。性也一樣，它本身混含着溫柔和粗暴、緊實和空洞、興奮和沮喪、和疲憊、和落魄、狂妄和自卑等諸多背反，而且，疾病、死亡、犯罪、折磨、頹廢、墮落等陰影始終不離左右。它猩紅、妖嬈、灼熱，又灰色、沉悶、壓抑。這些矛盾並非後天的道德和政治設定，而源於先天的生物定律和自然法。這也印證了希臘神話中神愛洛斯的形象：總是手持一盞燈步入黑暗的臥室——信心和恐懼、誘惑與陷阱、生命召喚和死亡氣息，一併散發着……也就是說，“性自由”包含天然的“不自由”，“快感”潛伏着本能的“不快”。正是這種無法克服、欲罷不能的內在背反和原始設置，給了性以最大的天然保護，使其不致因單極而崩潰，不致因潰瘍而腐爛。
即使沒有倫理這層後天的審視關係，在人的主體內部，性與羞恥感從來就是孿生的。即使聖奧古斯丁是個僞君子，但他有句話沒錯：“無論在何處起作用，它本身就感到羞恥。”羞恥心，正是造物主在亞當夏娃體內種下的最有力的精神疫苗，或稱理性牛痘。即使再目中無物之人，也沒荒唐到在大街上隨便的地步——這就有救了。另外，還有真正的上帝——大自然的生物秩序在發威，那些天然的威懾力和性殺手，比如性病、艾滋病等，不都像“達摩克利斯劍”那樣逢時地一次次亮刃嗎？20世紀60年代風靡美國的“性解放”沒撐多久即偃旗息鼓，不就是駭於這種自然威力嗎？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有能量守恆定律，或許人類的性能量運動也有這樣一道制衡程序，“縱”亦是對生命力的一種破壞，其後果是意志的沮喪、機能的枯萎和文明的衰落。
4
或許有人問：不是有過像古希臘古羅馬那樣坦蕩的“性沸騰”期嗎？它們爲何不成爲榜樣呢？
別忘了，那早已是童年舊事。那時候，人的情感和精神歸屬，都沒有指向自己的同類，而是像祭品一樣獻給了主宰萬物的宇宙、自然神和它們在世間的代理者（比如圖騰或寺院住持們。古巴比倫、印度和羅馬都有讓少女把貞操獻給神的“聖妓”風俗），對神的膜拜與超級專注，導致了對同類的懈怠和漠然，導致塵世價值被忽略，也導致了性行爲的自由與隨意——也就是說，尚未被文明所真正器重，精神尚未對它提出鄭重而深刻的要求。而隨着文明的遞進、人本位的甦醒，人越來越強烈地要爲生命選擇塵世歸屬，要從異性處獲得意義，生活的幸福感也愈發寄託在與異性的關係質量和豐富內容上……人類性史和生物史一樣，隨着童年結束，也完成了從野生到家飼、從曠野到室內的轉場。歷史和時間是單向、一維的，人類沒有理由重返矇昧，正如一個長大了的人無法再學嬰兒不穿褲子。
文明皆“後天”，價值、道義、倫理、法律……皆後天所爲。其實，這種後天的合理性一點也不比先天遜色，你儘可懷疑它的內容和細節，並試圖重新編撰和修訂，但這無損“後天”的價值和業績。只要這世上有第二個人存在，只要有“他”，秩序和規則就有必要，契約和文明即顯可貴。
另外，之上，還有更飽滿的東西：。一種基於愛意而生得更誘人、更容易被放行和認同的東西。的本質是“佔領”，其快感也主要是由“深入地佔領”來獲得，它可以毫不顧及對方的利益和感受，某種程度上說，它更物理。而不同，它是由一縷叫愛慕的虛線來牽引的，即由情而欲，“佔領”僅是它的衝動之一，它還有別的願望，比如讓對方快樂，使之因被佔領而獲幸福和滿足，或者說，它更追求一種交換價值，其中包含愛惜和體恤，它不會做對方厭惡的事，一旦對方反對，會立即終止並道歉。對比物理之性，它有了“化學”的浪漫意味。
而愛情，則純粹是一種精神感受了。它的誘因當然也是性，但其內涵和表現皆超越了單純的性，它甚至可完全放棄“佔領”——並不是說它反對“佔領”，而是說它可以接受“不佔領”，在“不佔領”情勢下，亦可以保全和生長愛。羅曼·羅蘭說：“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埋葬愛人的墳墓。”也就是說，即使你永遠得不到對方的實體和精神，也沒有離之遠去。較之前面的“物理”和“化學”，它更趨向於“藝術”和“審美”。
事實上，、和愛情，正是這三位一體，組成了人類對異性所有的態度。稱之爲生命最基本的能量庫和基因圖譜，亦不爲過。
5
中國古典有一個詞叫“剪水爲衣”，很詩意，也很哲理，用在性上也很傳神。性和水一樣，都需要審美的支持和擁有一副精神形體，唯此，它才獲得真正的從容和自由，才符合愉悅生命的本質。
墨西哥詩人帕斯，80歲時推出了一部著作：《雙重火焰：情愛與》。他把比作熾熱的紅火焰，將情愛喻爲爐火純青的藍火焰。雖承認二者都根植於原始的生命野火——性，但他認爲不同於原始之慾，基本上是一種想象活動，就像詩歌把日常語言變成韻律和隱喻一樣。在他眼裡，是“之詩”，是一個人爲克服疏離感和匱乏感而與他者融合的。
重要的是，帕斯認爲，只有當被提升到情愛時，只有被注入了愛的能量，只有男女在彼此中找到靈魂時，生命的短暫才能得到永恆的呵護，才能抵禦對死的恐懼，人才可進入自由之境。他打了一個比方：愛是一株花木，“性”即根系，“”即枝莖，“情愛”即花朵……花木是否開花，靈魂是否如願綻放，取決於生長的耐性和心力充沛與否。
帕斯還指出，現代人的危機在於採取了情感上節省、上放縱的態度，雜亂的性最終導致了靈魂的普遍失落——這並非道德問題，而是一種缺乏愛能力的症狀——對靈魂的無視使人喪失了對愛的基本瞭解和運用能力，而喪失了愛能力，即喪失了自我。
爲此，帕斯崇尚歐洲“騎士文學”中的那種高貴之愛：求愛的騎士把美麗的貴婦仰慕成女神，不惜以百般堅忍和萬千衷腸來表達堅定，無論相愛之路多麼漫長，多麼荊棘兇險，也無怨無悔……
應該說，帕斯這種“花——木”式的訴說，反映了人類基本的性現實和性理想，不失爲一條理性和詩意的正途。
我本人擁戴這個觀點。
2001年
(第九節一個守墓家族的背影——紀念一部綿延三百年的遺訓和一個瀕臨失傳的詞
一個蒼涼的詞：忠義
如果有問：你目睹過“忠義”嗎？貨真價實、恆久不渝的忠義？你可能猶疑：難道它是罕見的？它有被逐出現實之虞嗎？
是。無論“忠”或“義”，都越來越顯蒼涼，古意越來越濃。
在“忠”這點上，宗教信徒是最深沉的實踐者，對上帝、佛祖、真主等神靈的忠誠和篤信，乃其日常的精神操守。所以，談論宗教情懷的忠並無意義，我們只有將目光投向世俗生活。在世俗領域，政治和權力堪稱“忠”之最踊躍的招募者、最激烈的競爭者，比如君王、黨魁、主義。
如果說極權政治下的“忠”確屬愚忠，棄之不惜的話，那其餘情形呢？日常生活中，對婚姻、友誼、承諾、託付、信念、職守，當代人有多大底氣信奉和實踐“忠”？我們的精神行囊裡還能檢索出這個古老的字嗎？
撇開儒家倫理，單從生命類型和精神美學上看，“忠”，象徵着一種人格的超穩定狀態和高鈣特質，顯示着一種執著、敦厚、倔強、不疑的秉性和契約意識。就像一株大樹，透過茂盛枝葉，你會感受到它有一股垂直、飽滿、沉實的定力，由此奠基了不動盪、不易撼的品格。人亦如此，凡忠誠者，無不在精神上底盤重、根鬚深，有着強烈的守護意識和穩固能力。
現代人的精神輪廓，越來越不像樹，基本上呈顆粒或粉末狀，日日夜夜處於失重、懈散和懸浮狀態，隨遇而安、隨波逐流、隨物賦形、隨行就市……靈魂難以成形、成器。現代人的一大特點，即腦子活泛，沒有邊界、紀律和敬畏，難以和自我發生契約，變通、搖擺、伸縮、進退，無不優遊自如，如橡皮筋。
“義”，更是個越來越像古董的字。隨着鄉土和江湖時代的結束，隨着鄉紳倫理、士子文化和俠客精神的消隱，它正漸漸退出世俗生活。按現代人的價值眼光，諸如“季布一諾”“屈原沉湘”“不食周粟”“趙氏託孤”“岳母刺字”“士爲知己者死”“寧玉碎不瓦全”等古義，不僅在是非和理性上不嚴謹，還意味着道德上的魯莽和黴陳，有迂腐、刻板、僵化之嫌。
世上沒有哪塊土地像華夏這樣盛產“忠義”。在古代，凡偶像，其精神底座上都刻着“忠義”二字。叔齊、伯夷、屈原、季布、聶政、荊軻、蘇武、岳飛、文天祥、史可法……《三國演義》中的“桃園結義”，《水滸傳》裡的“忠義堂”，更把這一道德臉譜渲染到極致。尤其關羽，因義薄雲天被推上道德聖殿的頭把交椅，由之衍生的關帝崇拜催生了鄉土中國最大的世俗宗教，除了關公廟，他還是儒、釋、道三家廟堂共邀的客座神。
“忠義”，乃中國傳統文化和古典人生的關鍵詞。
某日，和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工作的朋友聊天，我半開玩笑地說：忠義精神應進入國家“非遺”保護名錄纔是。朋友當真，急切問：那傳承人呢？誰是它的標誌性載體？總不能是全體國人吧？他問得很專業，按世界“非遺”確認章程，該項目除了珍貴和瀕危，還要有當世傳承人才行。我怔住，是啊，哪兒找這樣一個活在當下且古意十足的人生標本呢？但很快，我眼前一亮：北京崇文區的佘家，袁崇煥的守墓人！
2004年夏，我參與指導的央視《社會記錄》播出了4集紀錄片《佘家故事》。這是個深深感動和震撼我的故事，一個家族和一座古墓默默廝守370年，只爲一記祖訓、一句承諾。這個家族的精神基因，即“忠義”。
在曲阜孔林，聖冢旁有處景點，叫“子貢廬墓處”。孔子死後，學生子貢守墓6年，後人立碑頌之。因子貢爲孔墓所植皆楷樹，世人便發明了“楷模”一詞，表彰這位聖徒。佘家守墓已過370個春秋，墓主非聖人可比，歷史亦不會予佘家如子貢那般的榮耀，但意義也就在這兒：這是一個樸素的百姓故事，這是一戶淡定的市井人家，它孤獨、安靜、隱蔽，它習以爲常地去做一件事，它把美德兌現爲常識和習性，演繹成一種碌碌無爲、朝朝暮暮的生活。
說真的，若爲忠義申請“非遺”，這是我迄今所知唯一有資格的傳承人了。當然，這足以令世人蒙羞，故可行性爲零。
那個被吃光的人
古英雄有兩類：一乃造反的綠林，以叛逆之志收拾天下，可謂梟雄；一乃棟樑之士，挽危局於欲墜，忠烈是也。比較兩廂，梟雄爲“攻”，忠烈爲“守”；前者的生命姿態若野馬之奔、決堤之涌，呈狂飆恣肆狀；後者則憂憤鬱悶，所吟乃悲竹之聲，所繪皆病梅之美。從大勢上看，後者的悲劇早就註定了：“攻”爲順，“守”爲逆，攻者所爲乃踐踏掃蕩，摧枯拉朽；守者則笨拙得很，他做的是託舉苦撐之事，力遜分毫，即覆頂殞命。
後者的險境在於，他腳踩的地面早已綿軟鬆陷，無基實供其運氣發力了。更要命的是：他孤立，光桿一個！既無依託，又無環繞，同僚早已暗暗做了白蟻，在梁木上蛀起了眼。接下來，他要承擔爲時代沉痾和積弊替罪頂過的厄運。史上的忠烈，如岳飛、于謙等，都出自該行列。如果說前者多亡於刀劍、裹屍馬背，那後者多死於心碎，窒息於沼池爛塘。
袁崇煥（1584—1630），字元素，祖籍廣東，明萬曆進士，初任福建邵武知縣，但他心繫天下，有拯世之志。此時的大明，綱紀廢弛，佞人當道，頹象畢露。而北方的後金，像一條粗獷而飢渴的巨蟒，在努爾哈赤的激情領舞下，血氣高漲，飛沙走石，大有吞象之勢。據史記，當時明將聞金膽顫，攤上出征詔命，竟號啕慟哭，哀己不幸。1622年，13萬明軍覆沒，崇煥主動請纓，以書生之軀擔武將之職，鎮守寧遠孤城。1626年，努爾哈赤猛攻寧遠，崇煥血書立誓，將老母妻兒遷至城中，奮戰3日，以萬卒破十倍之敵，努爾哈赤亦爲炮火所傷——此役乃其平生唯一敗仗，不久鬱終。皇太極爲報父仇，又率兵猛攻寧遠，均被擊潰。崇禎元年（1628），崇煥被授兵部尚書兼右副督御史，督師薊遼。
崇禎二年（1629），皇太極從內蒙繞道，偷襲京城。崇煥星夜馳援，風雪行軍3晝夜，於城南與敵激戰，崇煥身先士卒，“兩肋中劍如蝟，賴有重甲不透”，皇太極知難，悻悻退兵，自此未再犯京師。
此時的袁崇煥，已成大明殘局唯一有效的棋子。本來，這枚棋子若運籌得當，至少可讓敵我在戰略推手上多幾個來回。可惜，史上那令人吃驚的一幕又上演了：皇太極略施小計，一項“私下通敵”的暗網自天而降，縛住的不是別人，正是心無旁騖、一心抗金的袁崇煥。罪名輕易成立了，崇禎三年（1630）九月初七，崇煥被“寸磔”於西市。寸磔，即凌遲，即千刀萬剮。“皮肉已盡，而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方止。”（清·計六奇《明季北略》）
崇煥死了，死在崇禎上吊前的第14個年頭上，死在他拼命維護的社稷手裡。細究死因大概多餘，讒言、構陷、昏帝、個人清高與過度自信……這些元素在忠烈生涯裡皆可找到。“寧爲直折劍，猶勝曲全鉤。”原屬詠志的清風之嘆，竟與其後的命運有着驚人暗合。是歷史之巧，還是精英的宿命？
死因不究，死狀卻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