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翻愛因斯坦年表，立即會發現，這位科學史上最繁忙的人，竟參與了那麼多與“人類事務”“生命事務”“良心事務”緊密相連的事：1914年，爲反對德國文化界爲戰爭辯護，在《告歐洲人書》上簽名，並參與反戰團體“新祖國同盟”。1915年，寫信給羅曼·羅蘭，聲援其反戰立場。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簽名，參加國際反帝大同盟，當選名譽主席。1928年，當選“德國人權同盟”理事。1932年，與弗洛伊德通信，討論戰爭心理問題，全力反對法西斯。1933年，撰文指出科學家對重大政治問題不應沉默，文集《反戰鬥爭》出版。1950年，發表電視講話，反對美國製造氫彈。1954年，通過“爭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員會”，號召國人同麥卡錫勢力作鬥爭，抗議對奧本海默的迫害，爲此他被污衊爲“美國最大的敵人”。1955年去世前，同羅素通信討論“和平宣言”問題，並在宣言上簽名……
科學家通過其內心自由、通過其思想和工作的獨立性所喚醒的那個時代，那個曾使科學家有機會對同胞進行啓蒙並豐富他們生活的年代，真的一去不返了嗎？（愛因斯坦《科學家的道義責任》）
若知識帶給知識者的信仰與人格保險不足以成爲他們關心“人類事務”最有力的武器和驅動，那麼，科學和藝術究竟有何用呢？她用什麼來答謝人間寄予的期冀和偉大讚譽？僅僅是產品、技術和娛樂嗎？僅僅是在細節上豐富大家的業餘生活嗎？
若真這樣，若知識者以爲自由地算出“2加2等於4”就算有自由的話，那就太可怕了，也將意味着哈維爾斥責的那個“自由時代”的降臨：“一種自由地選擇何種型號的洗衣機和電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從“蔬菜”到人，宇宙耗費了多少億年光陰，可如今，仍有多少人被當蔬菜一樣來栽培和管理？當然，並非他們自願留在那種水平上，而是權力者絞盡腦汁使之匍匐在那條紅線上，稍有掙扎，便是呵斥和棍棒。
4
“你可以不做一個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涅克拉索夫說。
費希特在論述學者的職責時稱：“基督教創始人對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於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都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文學、藝術、理性精神……絕非插花一樣的裝飾，它包含着人類文明系統中最寶貴的元素：自由、夢想、人道、平等、秩序……它應保持對一切靈魂事務和生命原理髮言的習慣，這是專業外更大的責任。連自然科學也不例外，它的起點是理性精神，即力求公正、客觀、邏輯、不捏造、不撒謊的真相精神。這同屬人道精神，科學與藝術一樣，同是呵護生命、服務公共的事業。
而在我們的地盤上，尤其半個多世紀以來，爲何少有甚至沒有誕生和世界文明同步的大師級人物？
何爲“大師級”？這是個專項成就問題，更是個生命業績和精神體量的綜合考覈問題。二者從來即膠和、共生的。在大師級人物那兒，無論哲學家、科學家，還是藝術家，你都會發現一共徵：他們的生命關懷力、精神能量大得驚人！除學術成就或藝術貢獻，其身上總有衆多的“外延”，比如反極權、反恐怖、反戰爭、反迫害、反種族歧視、反言論限制……總之，凡涉及人類生存的根本性、日常性問題，他們很少缺席。其精神之浩瀚、視野之遼闊、生命行爲之豐富、人格之璀璨與專業成就是成正比的。榮格說：“學術的最終成就是人格成就。”大概也是這意思。
而我們，早已養成處處缺席的習慣、僅僅服務於單項的習慣。
我們的眼皮底下，從不乏學富五車的學者、著作等身的作家，可著作之外呢？他們參與了什麼？是怎樣的生命格局和靈魂狀態？
盡是些單向度的專業戶，盡是些領門戶**的圈內練家、把式藝人、文化操盤手，連高大點的人影也難尋，連古代清流的“風聲雨聲讀書聲”也只剩下了“研究生”……
我們的生命關懷力、精神爆發力、信仰執行力遠遠不夠，不夠高亢，不夠遼闊，不夠硬朗和健正。我們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徹底性，缺乏“必須”的責任和義務，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動，精神鬆散、靈魂懈怠、氣力不濟，對什麼都睜隻眼閉隻眼……說到底，病竈仍出在信仰文化和生命習慣上，我們習慣了坐壁式的旁觀、蒲團式的打坐、倒立式的修身，在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國民精神中，對“自珍”“清虛”“無擾”的標榜與消費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協性、附庸性稍有掙扎和反叛，即視爲越位和另類。人類的普世價值從未正式指導過我們的生活。現代公民意識和自由理念，除了流螢般的照面（這要感謝胡適、儲安平們的引入和傳播），幾乎從未在我們的文化卵巢中着牀過。缺少普世價值觀和公共信念支撐的中國文人，能爲自己確立的對立面小得可憐，他們很少樹敵，很少被真正的文明之敵所重視、所忌憚。
到處是缺席、失語、噤聲，自宮自閹，根淨葉除。其狀況正像托爾斯泰當年憤怒的那樣：“只是一些散發着懶散氣息的作品，其目的是取悅同類的懶散……它什麼也沒有告訴人們，因爲它漠視人們的幸福。”在無數涉關人權、自由、公正的問題上，聽不見表態，看不見表情，似乎那已真的和科學、藝術無關，遠在他們的優雅的學術和“德高望重”之外。
總之，一個精神乾癟、靈魂舞弊的人，是儘可以借藝術“內外”和學術“內外”，爲自己找到一間舒適的隱蔽所的。較之域外和歷史上的大師，我們對生命的投入、使用和付諸程度遠遠不夠，良心份額遠遠不夠。
在這樣的背景下，精神受孕的機會自然極低，也就無法分娩出真正的大師級藝術和思想。
五四後的自由知識分子運動是個例外，是個驚喜，它本是最有“新紀元”“新中國”氣象的一支精神急流，但生不逢時，很快被戰亂腰斬、被政治攔截了，剩下個孤零零的上游，供歲月追溯。
2002年
(第十一節詩人與公民
你可以不做一個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
——涅克拉索夫
人生的兩個地點
五四前夕，陳獨秀髮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
“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纔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纔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1919年6月9日，作爲五四運動的領袖、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他親自在樓頂拋散傳單，結果入獄。青年在湖南振臂高呼：“陳君萬歲！”“我祝君至高至堅的精神萬歲！”在各界營救下，陳獨秀於9月16日獲釋。此後，他又分別於1921、1922、1932年三次被捕，最後以“文字爲叛國之宣傳”被判刑13年。1929年，這位5屆總書記被他親手締造的政黨除名。抗戰爆發後，獲釋的他拒絕出任國民政府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的資助，拒絕胡適的赴美邀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用他的話就是：“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爲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爲任何黨派所拘束。”1938年，他流落四川江津，繼續自己的社會政治學研究，終於得出“深思熟慮六七年”的結論（即後來《陳獨秀的最後見解》一書的內容），被胡適嘆爲“大覺大悟”之洞見。尤其他提出的把民主作爲衡量一個國家進步或反動的標尺，而民主的關鍵又在於反對黨之自由等觀點，已遠遠領先了他的同志和同胞。“‘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一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這些聲音，可謂中國20世紀上半葉最深刻最卓越的思想之一。大陸知識分子再次遇到並思考同類問題，已是半個世紀以後的事了。
1942年5月，陳獨秀在貧病和孤獨中死去。他的一生，正應了自己的話：“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
這是時代對一個自由理想者的命定。他“終身反對派”的角色，他超前的清醒和決絕的獨立，使之失去了所有可依傍的政治勢力。這純粹是一個人的戰鬥，他有的是敵人，有的是朋友，唯獨沒有同志。讀他、懂他的人，要待半個世紀後才稀稀拉拉來到他的墓前。
整個20世紀，論對烏托邦政治的反思和先見，論生涯命運的跌宕與悲愴，這都是個絕無僅有的個案，也正應了他的名字：一枝獨秀。
在坐牢一事上，五四前後的知識分子，可謂熙熙攘攘。國學大師章太炎一生7次被追捕，3次入獄。最轟動的兩次“逆舉”是：1903年發表《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和爲鄒容的《革命軍》吶喊；1913年宋教仁遇刺後北上痛罵袁世凱，且攜被袱宿其門下。魯迅感嘆：“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亦無二人……這纔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
一個人的生命走向，取決於時代大勢對他的召喚和錄用，即便像陳獨秀這樣對語言學和教育大業情有獨鍾者、像章太炎這樣精湛於國學經史和中醫者，不也把生命的大部能量傾注於了社會變革嗎？
前一方面是個人的事業，後一方面是人的事業。
世界歷史上，如此往返於監獄和書房的例子比比皆是。托馬斯·莫爾、雨果、左拉、陀思妥耶夫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左琴科、茨維塔耶娃、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托馬斯·曼、伯爾、黑塞、何塞·馬蒂……
陳獨秀的性情和命運，常讓我想起另一個人：托馬斯·潘恩。這個被譽爲“世界公民”和“兩個世界的英雄”的人，不僅投身美國獨立戰爭，以《常識》點燃了新大陸的自由浪潮，還參與了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的擬定。但其身世卻多舛，正像有人感嘆的：“他有《常識》，反抗那時的政治傳統；他有《人權論》，反抗社會傳統；他有《土地正義論》，反抗的是經濟傳統；他有《理性時代》，反抗的是宗教傳統……這樣一來，他就把那個年頭能得罪的權勢都得罪了。”（朱學勤）故其一生，除了寫作，就是坐牢和流亡。
而俄羅斯，更是支持陳獨秀的人生公式。從19世紀到20世紀，它的赤子，一個高尚而勇敢的人，不是在地牢裡，就是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葉夫圖申科在《提前撰寫的自傳》中說：“在俄國，所有暴君都把詩人看作死敵。他們恐懼普希金，在萊蒙托夫面前發抖，害怕涅克拉索夫——正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你可以不做詩人，但必須做一個公民！’……我在斯大林死前一直躲在抒情詩領域，但現在我要離開這個避難所了。我覺得沒有權利再去開墾內心詩這種日本式的園地。當週圍的人都擡不起頭來時，談論自然、女人和內心的呻吟，在我看來這不道德。”
這正是偉大的俄羅斯傳統。自“十二月黨人”以來開創的知識分子傳統。“十二月黨人”起義時，普希金正在外地，一接到通知，立刻奔赴彼得堡，但還是遲了。他的朋友遭絞殺後，尼古拉一世故意試探：“假如十二月你在彼得堡，會在哪裡？”詩人嚴肅道：“在造反者行列中，陛下。”
沒有責任，藝術即無法受孕
1885年6月1日，巴黎凱旋門，一輛黑柩車緩緩行駛，街道上涌動着近百萬法國人，大家自發追隨它，拱衛着它。城市上空飄着一面面旗幡，上面赫然題着“悲慘世界”“九三年”“海上勞工”“秋葉集”等一部部書名，路燈全部點燃，即使在白天，燈上罩着黑紗……整個法國在爲一個人送葬。
維克多·雨果！
羅曼·羅蘭說：“在所有作家和藝術家當中，雨果是唯一得到永遠活在法國人民心中這種榮譽的人。”
在雨果的遺產裡，除享譽世界的著作外，更有廣泛的生命行爲，即知識分子良知與責任的外化，對權力的反抗和爲弱者的辯護。“詩人是暴君的裁判者。”“人生便是白晝與黑夜的鬥爭。”“我恨壓迫，恨得刻骨銘心。”他說。
1839年8月，共和黨人的巴黎暴動失敗，起義組織者巴斯貝斯將被處死，雨果連夜致函國王，請求赦免，終於挽救了對方。23年後，雨果突然收到巴斯貝斯的親筆信，感謝他的救命之恩。而此時的雨果，已被自己的祖國流放了。
1859年，美國廢奴運動領袖約翰·布朗被捕，地方法院以叛亂罪判其死刑，擬於12月2日執行。雨果聞訊時，已是執行當日，但有消息說，死刑將推遲至26日，雨果立即發表《致美利堅合衆國書》，警告美國政府：“如果12月26日豎起絞架，今後，在無法更改的歷史面前，新大陸莊嚴的聯邦就將在它所有的神聖責任上添加一項血腥的責任，共和國之耀眼的集體就將由約翰·布朗的絞索捆紮。”
此外，英國、比利時、瑞士、土耳其、愛爾蘭、俄羅斯等地的受害者，都得到過這位素不相識的法國人無私而慷慨的援手。這是一位真正巨人的手，之所以巨大，是因爲他的慈悲、信仰、精神視野、同情心和關懷力之大，他爲自己確認的責任和義務之大。
臨終前，他在遺囑中寫道：“將我的5萬法郎留給窮人。用窮人的柩車把我送進公墓。”
是啊，誰會嫉妒雨果享有的這份舉國擁戴呢？誰會不記得他因反對路易·波拿巴獨裁而流亡19年呢？誰會忘記他以70歲高齡投身巴黎保衛戰呢？
雨果的文論中，我最喜愛的即那篇《伏爾泰百年忌辰講話》，儘管其使用了世上最華麗的辭藻和暴雨般的激情（對一般寫作來說這是顯矯情的），但我每次讀它總忍不住隱隱動容，這種盛讚放在伏爾泰身上，非但不爲過，反成了一種準確，一種曠世的傳神——
“一百年前的今天，有一個人死了。他雖然辭世，卻是不朽的。他走的時候滿載着歲月，滿載着最赫赫有名、最令人生畏的責任感！”爲了解釋“責任”一詞，雨果幫衆人回憶了兩件事：一是1762年3月9日，一位叫讓·卡拉斯的無辜老人被當局粗暴處死；一是1765年6月5日，一個19歲的年輕人被宗教法庭割下手臂、舌頭和腦袋，扔進燃燒的柴堆裡。“那時，伏爾泰，你發出憤慨的喊聲，這是你永恆的光榮……先生們，讓我們向這段回憶致敬吧！伏爾泰獲勝了，伏爾泰進行了輝煌的戰鬥，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戰鬥，也就是說，偉大的戰鬥！精神對物質的戰鬥。理性對偏見的戰鬥。正義對非正義的戰鬥……仁慈的戰鬥，溫柔的戰鬥。他有着一個女人的溫柔和一個英雄的憤怒。”“向正義法庭揭露法官，向天主揭露教士，這正是伏爾泰做的事……盧梭代表人民，伏爾泰還要寬廣，代表大寫的人。”
“耶穌與伏爾泰相隔1800年，但在人道主義上，兩人不謀而合。”“實施自己的權利，就是說要做一個人。履行自己的職責，就是說要做一個公民。伏爾泰這個詞的含義就在這裡。”“只有一種偉力，那就是爲正義服務的良心，只有一種光榮，那就是爲真理服務的天才。”
說到底，伏爾泰之所以讓雨果敬仰，在於他高舉的責任，比學術、藝術、體系和鉅著更重要的是“人”的聲音，是一個大寫的人的日常責任、生活責任、良心責任。
那些讓雨果讚美的特徵，在他自己身上一樣不少。他熱愛這些東西，說明他本人即屬於這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