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於古希臘羅馬，也不同於維多利亞時代，更不同於現代西方社會，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西。
在我看來，福柯是性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福柯提出過一個重要的思想，即藝術和性科學的區分。他把藝術歸於現代西方以外的社會；把性科學歸於西方社會。福柯說：一方面，每個社會一一數不勝數的社會，中國社會、日本社會、印度社會、羅馬社會、阿拉伯一穆斯林社會一一無不有自己的藝術。另一方面，我們的文明，至少從表面上看，根本沒有什麼藝術可言，相反，它卻毫無疑問是唯一進行性科學實踐的文明，或者可以說，它是唯一在過去幾個世紀之中發展出講述性的真相的種種程序的文明。
在我做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的研究的過程中，一個基本的估計始終困惑着我：一方面，我感到中國的情況像福柯所說的古希臘羅馬社會，在那個社會中，藝術最關心的不是對性行爲作正確與錯誤的劃分，而是視性活動爲一個整體，更關注於快感的享用和節制；另一方面，我又感到，中國的現狀像弗洛伊德心目中的維多利亞時代，禁慾主義是每一個人爲文明所付出的代價。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現代中國的性狀況同現代西方的性狀況是很不同的。換言之，我所觀察的這個社會同福柯所觀察的那個社會差異非常之大。
這種差異僅從表面上看就十分明顯：在西方，人人都在談性，而中國的人們還有點“談性色變”；在西方，性科學（包括各種調查研究、心理分析治療）鋪天蓋地，而在中國，性還基本上囿於私人的臥室之中；西方的女人會因爲達不到快感去看醫生，中國的女人卻對同樣的問題處之泰然；在西方，同性戀經歷了從被視爲刑事犯罪（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要判死刑）到“走出櫃櫥”的解放運動，在中國，同性戀從未被定爲非法但是默默地忍受着“正常人”的歧視和嘲笑；在西方，性成爲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哲學最爲關注的話題之一，在中國，它卻仍舊躲在陰暗的角落，被人們認爲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話題。
經過反覆思索比較，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性的地位在中國既不同於古希臘羅馬（但有像處），也不同於維多利亞時代（也有像處），更不同於現代西方社會（最不像），而是一個在獨特文化的時間和空間之中形成的東兩。作爲分析對象，它是一個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和福柯都未曾面對過的對象。至少在地域上，那三位面對的都是西方社會，而我面對的是處於東方文化地域當中的中國社會。高度概括地說，這兩個對象最大的區別在於：在西方，與性有關的論爭常常圍繞着正確與錯誤、正常與反常、善行與罪惡而展開；在中國，與性的地位有關的卻是重大與渺小、崇高與羞恥、上流與下流的問題。在西方社會中，性處於對抗之中一一壓制與反抗、正常與病態、罪與非罪的對抗；在中聞社會中，性被忽視，性在重要與不重要、崇高與低下、浩然正氣與鬼魅邪氣之間屬於後者。早有不少學苦論述過西方是罪感社會，中聞
是恥感社會的觀點，很有道理。在性的問題上，西方的宗教或意識形態會告誡人們，什麼樣的性行爲方式是罪惡的，不要去做。而中國的傳統倫理或意識形態會宣稱，性是可恥的，要把它節制到最低限度；要揹着人悄悄去做，不要把它掛在嘴上；這種獸望雖然人人都有，但是比較高尚的人比較能夠剋制它，最高尚的人最能剋制它。
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至少爲雙方分別造成了兩類後果：在西方，反面的後果是，人們受到判定行爲的正確與錯誤的規範的“凝視”，要擔心的事情很多擔心沒有性
，擔心沒有正確的體形，擔心性傾向不對頭等等，動不動要去求助於心理醫生。正面的效果則是，一方面有壓制，一方面有反抗，真理越辯越明，於是女人爭得“女上位”的權利；同性戀爭得結婚的權利；虐戀的愛好者爭得在密室中得到特殊服務的權利；性學家公開宣佈同僱用他們做研究的政府的初衷大相徑庭的調查結果色情材料不但不會導致性犯罪率上升，還會降低性犯罪率。
在中國，正面的後果是，由於性受到忽視，人們的“自我”反而趁機處於自由、散漫的狀態之中，肛交隨心所欲，不但沒有旁人來管，人們的內心對這類行爲也無焦慮感；沒有就沒有，也不用去看醫生。反面的後果有兩方面，一方面由於性被視爲低級下流之事，不少人屈從於殘存的獸性，遂自甘墮落，做出不少苟且的勾當，做時不免心懷愧怍，備感羞恥，痛恨自己的“本我”；另一方面有少數高潔之士克服了可鄙的淫慾，達到了崇高境界，讓心中充滿浩然正氣，所念全是國計民生之事，但卻被人視爲“假道學”、“僞君子”，也平添了不少煩惱。
我把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有對錯界定與無對錯界定的差異。在西方，某種方式的性行爲會被定義爲正確或錯誤，例如，異性戀正確，同性戀錯誤（違反自然的犯罪）；交正確，口淫錯誤；能導致生育的正確，不能導致生育的錯誤（如）等等。中國人關注的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界定，而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節制上，講究中庸之道，講究慎獨，講究過猶不及，講究存天理滅人慾。西方歷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戀活動被判死刑；中國人在清末卻以“狎玩相公”爲尋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對某類性行爲或對、性快感本身懷有罪惡感；而在中國則應當對荒淫無度懷有羞恥感，而不是犯罪感。
第二，有焦慮感與無焦慮感的差異。福柯講得最多的是宗教懺悔儀式中要求人們坦白一切與性有關的思想、行爲、罪惡這一歷史事實。人們由此對性問題產生了嚴重的焦慮。中國的情形明顯不同：沒有什麼普遍信奉的宗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爲西方人在性方面製造的焦慮感，在中國人這裡很陌生，因此可以說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相當純樸混沌，沒有太多因負罪感引起的焦慮感。
第三，有激烈反抗與無激烈反抗的差異。西方人由於在性問題上過於焦慮，就有激烈反抗，正如福柯所說：“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阻力。”中國人由於沒有焦慮，也就沒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現爲走極端一一越是感到焦慮的事，越要去說，去研究，去表現，所以西方有那麼多關於性的研究、治療；有那麼多文學、藝術、影視傳媒在表現這個主題。在中國，性這一主題的表現相對要少得多。
第四，有權利感與無權利感的差異。西方人以爲自己的性權利被壓抑、被剝奪了很長時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問題上帶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熱感、正義感和權利感，搞起色情品、賣淫、同性戀和各種變態性活動來顯得氣壯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確實也有人管這叫性革命），好像在奪回被人搶去的權利。中國人在性上沒有被剝奪感，所以也不會有反抗的熱情和正義感，更沒有權利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性的是個小小不言的，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開放**色情品市場、賣淫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問題上爭論得如火如荼，風起雲涌；中國人對此卻像在聽天書，暗地裡覺得奇怪：這種問題有什麼討論的餘地，連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說：“自亞當和夏娃以來，性衝動就一直是絕大多數煩惱的根源。”古希臘人以飲、食、色爲人的三大，三種快感；中國人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說。看來這種概括是跨文化的。中國人並非真修煉到了對性漠不關心的境界。將西方的禁制與中國的忽視相比，我們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就像一個面臨死亡的嬰孩不知道是被溺斃更好，還是被丟棄更好。總之，性在中國的處境就像一個被丟棄的嬰孩，在那裡自生自滅，心中暗暗納悶：我爲什麼這麼不受寵愛？
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人類的性與愛不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爲，而且還是很崇髙的；不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還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性與愛同人的自我有着極其重大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一種文化重視人的自我，它就會重視性與愛；如果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輕視人的自我，它就會輕視性與愛。人們常常以爲，政治事變、經濟發展這類事情纔是重要的，個人的、快樂與行爲方式根本無足輕重。這種想法在中國尤其盛行，因爲個人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來都是一個被忽視的價值。在布羅代爾三個時段的劃分中，中國人自然而然地以爲短時段現象（政治事變）是最值得重視的；中時段現象（某種發展趨勢）次之；長時段現象（生活方式）是最不值得重視的。而在我看來，布羅代爾對長時段事實的關注卻不僅具有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而且具有對人的關注的意義。歸根結底，政治的鬥爭和經濟的發展只是工具，人的幸福與快樂纔是目的。我們爲什麼如此喧賓奪主，爲什麼常常把手段當成了目的而令目的受到冷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