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方面應當肯定百年間性學的啓蒙作用，它對保守的性道德的強烈衝擊；另一方面應當警惕性學這套話語給人們造成的新的壓抑與束縛，爲人類的性活動爭取一個更加合理、更加寬鬆的空間。
性學的出現無疑是意義重大的，它把人類對性現象的狀況、成因、結果的瞭解向前大大推進了一步，使得人們對與性有關的種種從懵懂無知，到若明若暗，最終推進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境界。當然，這種推進離對所有與性有關的事情全部作出明晰的描述與解釋這一目標還相當遙遠，但是它畢竟已經開了一個好頭。
性學從出現之始給自己訂立的目標，就是對性的真實狀況的探求，這一點頗像自然科學對宇宙規律的探求。19世紀和20世紀是物理學和生物學的世紀，也可以說是科學的世紀，科學真理被當時的人們視爲一種潛伏在事物內部的本質，只等聰明的人們把它發現出來，公之於衆。這種對自然科學的看法也浸染着社會科學的研究，性學自然不會例外。性學的抱負不僅是要發現、描述和分析性現象背後所隱藏的自然規律，而且由於人類的性行爲是一種社會行爲，性學還想發現性現象背後的社會規律。因此，可以這樣說，性學從一開始就帶有本質主義的色彩，在試圖發現隱藏在性現象背後的“真相”的努力中，它發明了大量性的分類、規則和觀念，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性學在19世紀發明了“同性戀”這個概念。
對科學分類的狂熱使性學獲得了權威，也形成了一個新的關注角度一一人類的性本能及其變異，或日常態與變態、正常與反常。19世紀的性學家們興致勃勃地踏入了人類性行爲這個嶄新的科學處女地，充滿了建立一種新的關於人類本性的知識的感覺。他們對各種“變態”性行爲不厭其煩地進行分類，對它們作出各種各樣的貌似合理的病理解釋，用心理和生理的方法“治療”這些變態行爲，對所謂優化種族的優生學充滿了認真的熱情。這一切都是以科學的名義進行的一一至少在主觀願望中是這樣。但是這些努力在後代學人如福柯看來，並不是對隱藏在性現象背後的“真實”的發現，而是一套新的性話語的發明，這套話語雖然有正面的作用，即帶來了人的從清教禁慾主義氣氛中的某種程度的解脫，但是也有負面的作用，那就是形成了一套新的控制話語，用以壓抑了所有越軌或所謂“變態”的性表達方式。從這個角度上作評價，弗洛伊德不僅不是他在中國人心目中的性解放的代表，反倒更像一位保守派的代表。他所說的快樂的喪失是爲得到文明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他保守立場的明顯證據。
性學的前輩學者在當代人看來起到了雙重的作用：他們的工作的正面作用是打破了性的沉默失語狀態，倡導了對人類性行爲的科學態度，帶來了性的啓蒙。後輩的性學家也大都具有啓蒙時期的人文主義、自由主義思想的氣息。他們試圖改變與性有
關的錯誤的違反人性的法律，例如西方各國的性學家大都主張撤銷同性戀非法的法律，支持同性戀解放運動。
性學家的工作的負面作用則是它通過分類和命名所建構起來的這一套新的性話語對人類性活動的規訓、控制和新的壓抑。這一負面作用催生了對性學各種各樣的批評、質疑和挑戰。歷史學家對它的現代性提出挑戰；科學家、哲學家質疑它的科學性；女性主義者攻擊它的父權價值觀；同性戀者強烈反對它的醫療化和病理化傾向。
綜上所述，我們一方面應當肯定百年間性學的啓蒙作用，它對保守的性道德的強烈衝擊；另一方面應當警惕性學這套話語給人們造成的新的壓抑與束縛，爲人類的性活動爭取一個更加合理、更加寬鬆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