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她們給所有這些“反常”的性活動戴上了一頂“政治上不正確”的帽子，她們把具有壓迫性質的、男性中心的性關係稱爲“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認爲，無論是男同性戀中成人與少年的關係，女同性戀中分男角女角的關係，還是虐戀關係，都屬於具有壓迫性質的性關係，因此是“政治上不正確”的性關係。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爲這些性關係所作的辯護則認爲，上述關係並不是對父權制的統治屈從關係的模仿，它是人們探索自己的性本質的具有正面價值的創造性的方式。在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看來，反性派女性主義者製造了一個具有壓迫性質的性環境，它如果不是更具壓迫性，至少是同舊的壓迫制度相等的，它拒絕了男女兩性充分實現其熱情和快樂。
在反性派女性主義和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的論爭中，女同性戀女性主義是一個獨特的羣體。她們一度被稱爲“女同性戀分離主義”。她們的觀點認爲，異性戀是男性統治和女性受壓迫的中心所在，只有女同性戀纔是女性主義的政治實踐，雖然並不是說所有的女同性戀者都是女性主義者。然而，女同性戀的政治立場並不是一概要求女性同女性建立性關係，而是要求女性同男性之間不建立性關係。“女性主義是理論，女同性戀是實踐”這一口號風行一時。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英國，許多女性主義者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性本質和修正自己的性實踐。有些人脫離了男性，開始與女性結爲伴侶，或者仍然保留異性戀關係，但是停止插入性的性活動。她們認爲，對女性的任何插人式性行爲都屬於侵犯行爲，它有損於女性的信心，削弱女性的力量。對於男性來說，它是權力和主宰的行爲，它使男性變得強大，不僅超越一個女性，而且超越了女性全體。英國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組織利茲革命女性主義團體就持有這種看法。對於許多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來說，這些改變被視爲性革命的開端。
在當時的女性主義陣營中，許多女性認同女同性戀，不僅是把它當做一種性傾向，而且是把它當做一種政治選擇。這一選擇之所以具有政治性，是因爲她們認爲，男女兩性之間的關係在本質上具有政治性，含有權力和統治的成分。由於女同性戀拒絕了兩性關係而選擇了女性，她就蔑視了現存的政治體制。在當時的政治潮流中，許多政治性的女同性戀並不一定是性傾向上的女同性戀。
這種政治性的女同性戀是對一個理論的最終拒絕，這一理論認爲，性僅僅是女人不得不爲男人做的事情，而不是女人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則認爲，作爲女性階級的一員，性實踐的政治意義只有兩種：或者是對性階級及異性戀意識形態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再生產；或者是脫離異性戀及其意識形態。由於這種觀點過於激進，難以得到廣大婦女羣衆的認同，同性戀女性主義者所期望的分離主義的性革命一直沒有到來。
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中的最極端者認爲，作爲女同性戀者不僅意味着異常的性行爲，而且意味着異常的性別行爲：不屈從於父權制的性別角色，以及性別的反叛，甚至是徹底脫離女性這一性別，把女性性別本身視爲象徵性和實質性的對男性權力的服從。在這一激進女性主義的模式中，性別不再限於男女兩種，而至少有三種：男性、女性和女同性戀。
概括地說，當時的政治性女同性戀者不僅把性看做個人行爲，而且看做一個鬥爭的舞臺，在這一斗爭中，男性的統治和女性的屈從或者被鞏固和維持，或者受到根本的挑戰。她們反對把性僅僅看成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傑弗瑞斯指出廣一個基本假定認爲，性是私下的和個人的事。或許社會與政治壓力對臥室中發生的事會有一些影響，但是性行爲並不被認爲能夠影響臥室之外的世界中的權力關係結構。性被理解爲私人生活的最爲個人的領域，因此規範男性性行爲的婦女運動被視爲不可理解或被完全誤解就不足爲怪了。”
然而，從8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潮流開始消退。女同性戀者“變爲正常人”；異性戀女性主義者也開始尋求插入式性活動的快樂；許多認同女性主義的女同性戀者公開而激烈地否定了“香草型”的性話語，以頗具危險性的語言取而代之，例如操、來快感、虐戀、皮革服裝等等。
在我看來，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有時會故意使用一些驚世駭俗的話語，以矯枉過正的衝擊力來對付傳統的男性話語和男性觀念。在1970年，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格里爾激情澎湃地寫道：“革命的女性可能會參加婦女解放組織，痛罵警察，對他們大喊大叫，同他們格鬥，但是你聽到過任何一個在街上游行的女人撩起裙子說‘來發掘它吧，**是美的’嗎？伊甸園就是**。美麗聖人曼朵拉就是**。神秘的玫瑰就是**。上帝的方舟，天堂之門。**就是將一切吸入其中的隧道。**就是知識。知識就是接受力，就是活動。**就是性感科學的象徵，是對瘋狂征服一切的技術的必要的更正。裙子必須掀起，緊身內衣（女人穿它的歷史只有一個世紀）必須永遠拋棄。發掘**的時刻到了，而女人必須首先來做這件事。”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格蘭特指出：“統治的時間太長了。在大英博物館裡有一個公元前430~420年的水甕，上面畫着一個女人正在澆灌一排竹筍一樣的。這種女性爲男性的性器與權力的圖騰服務的圖景已延續了太長的時間。下一步將不可避免發生的將是以**爲中心的性革命和文化革命。
如果沒有男女兩性之間的性平等，性革命就不能徹底完成。未來的性將推翻中心主義，結束壓制同性戀的法律，將有更多的**中心的活動。”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麥肯西則這樣說：“爲什麼女性主義還在讚賞天真？爲什麼天真仍被視爲美德？性壓根就不是什麼值得羞恥的事，爲什麼我們還要尊崇天真？難道它的對立面是有罪的和應受責備的？我們好像不應當喜歡性，我們不被鼓勵對性持有正面的看法。如果我們有了性經歷或者承認自己喜歡性，就會被視爲‘骯髒’或‘墮落’。我們對被人視爲‘妓女’怕得要死，以至接受了這樣的觀點，認爲一旦參與性活動，我們在其中只能是受害者。‘可敬的’女性（包括女性主義者）仇視喜歡性的女性，尤其是那些喜歡與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性。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我們就不再是一個暴力和強迫的男性的完全的受害者了。如果女性喜歡性，那麼性就不再是女人爲從男人那裡得到的東西（家庭、婚姻、愛情、安全等）所付出的‘代價’了。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些女性喜歡性，那些只是爲了保持某種關係而不得不欺騙自己、出賣自己來忍受性的折磨的女性就喪失了這樣做的理由了。”
性自由派女性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只反對性別主義，不反對性。她們對德沃金和麥金農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爲它在兩個層次上過於簡單化。其一，將女性所受的壓迫簡化爲性客體化和性壓迫；其二，將性視爲僅僅是男性對女性所做的事，而且對女性完全是反面的、危險的。性可以成爲一種壓迫機制，但它也可以成爲女性正面發展和解放的、感覺和思想。反性的女性主義的最大錯誤是，認爲異性戀的目的和性別主義就是男性想讓女性爲他們提供最大限度的性快樂的陰謀。
當然，性自由派對於男權社會中的性也不是毫無批評的。自由派女性主義者對男權社會中的性的批評認爲，非個人化的純粹爲性而性的行爲是男性的變態表現，男性應當向女性學習的是，性可以是一種範圍更廣的、更富於情感的表達方式。雖然她們從多方面、多角度對男權主義的性觀念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但絕不是反對性本身。
性自由派很重視福柯的思想。福柯對於女性主義的吸引力在於，他激進的反本質主義立場，以及他關於性是由權力構成的而不是僅僅是受到權力壓抑的這一觀點。儘管福柯很少關注女性主義和性別問題，但是他對身體的關注，他將身體當做話語權力的彌散的載體這一思想，開啓了主體性別化的思維方式。在西方，身體長期以來一直與低下、異類、被壓抑者、骯髒、噁心、性以及女性聯繫在一起，不登大雅之堂。福柯的工作爲人的身體“正名”，使之“登堂人室”，令女性主義感到意外的欣喜。此外，福柯本人歡迎男同性戀與女性主義的結合，他認爲廣這就使同性戀能夠表明，他們對男性的愛好並非中心論的另一種形式。”福柯關於女性主義與性的關係的最重要的一個觀點是這樣的廣長期以來，他們試圖將女性限制在性的領域。多少世紀以來她們一直被告知：‘你除了你的性之外什麼都不是。’而這種性根據醫生們的說法是脆弱的，幾乎總是病態的，或總是包括病態在內的，‘是男性的病態’。但女權運動作出了挑戰性反應：我們天生是以性爲主的嗎？那麼好吧，讓我們就這樣獨特地存在，就這樣以我們原本所具有的特殊性存在吧。讓我們接受它的後果，重新創造我們自己這種類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存在……”性自由派女性主義者認爲，西方70年代的性革命對女性的影響比對男性的影響要大。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多數女性接受被動角色。她們避開性這一罪惡，通過幻想強姦來躲避對性
欲的罪惡感。在傳媒中，女性總是被表現爲非性的，使人聯想到死亡與責任，這些材料總是將女性表現爲避開的，討厭快感的，在性方面天真無邪的人物。在經歷了性革命之後，女性的性模式發生了較大的改變，女性幻想着掌握她們喜歡的男性，與許多人共享性快樂，以她們願意和喜愛的方式付出和獲得她們所向往的一切性快樂。
在80年代，女性的性心理髮生了激烈的變化，性革命並未因里根和撒切爾的當選而停止，它在私人領域內化和發展。80年代的虛無主義、死亡的威脅以及對未來的失望被新出現的女性豐富多彩的性活動所扼制，其力量之大是前所未見的。
90年代興起的後現代女性主義更是在性的問題上大做文章。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把性作爲生命力的培養力量，將**當做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是與精神相分離的來看待。她們用性的語言、圖像和表演交流思想和感情。她們將性的檢查制度視爲反藝術和反人性的。她們通過對性的肯定爲自身賦權。她們通過愛上性的自我而獲得快樂，治療這個病態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