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四日，很少過來的段祺瑞忽然來到了總統府，親自請總統在免孫洪伊的命令上蓋印。黎元洪仍然拒絕。
段惱羞成怒，氣勢洶洶地嚷道：“總統不肯免孫伯蘭的職，就請免我的職吧！”
黎元洪也很生氣，但他實在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便退一步說：“可以讓伯蘭自動辭職，免職令還是不下的好。”
但是，孫洪伊則堅決表示：除非總統下令免職，自己決不自動辭職。
十月二十七日，黎元洪請參謀總長王士珍與孫洪伊同到公府來商量此事。王士珍勸孫讓步，以一個專使的名義出洋考察，不開去內務總長的職，由次長代理部務，以便和緩政潮。孫洪伊還是不肯讓步，當即表示不願出洋。
當孫洪伊的問題僵持不下時，國會中韜園派議員呂復、褚輔成等提出了彈劾院秘書長徐樹錚案，並且傳出消息，還要擬進一步彈劾國務總理段祺瑞。
徐樹錚人雖極跋扈，但膽子並不是很大。看見自己鼓搗起的事鬧得太大了，不免心虛膽怯。
隨後提出：“只要伯蘭辭去內務總長，維持總理的威信，可以調任爲全國水利總裁，或者外放省長”。
孫表示：“什麼官我都不要，只要維持我的人格。”
段祺瑞聽了孫不辭職，不出洋，不外調的話，不禁怒衝衝地說：“好，我們大家都辭職，讓孫洪伊一個人去幹！”
一方面表示決不辭職，一方面表示不把他逐出內閣就不能維持總理的威信。如果維持了總理的威信，勢必又會影響到總統的威信。這個問題處於兩難之中，一時間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解決辦法。
有人給黎元洪出主意，電召“隱居”衛輝的徐世昌到北京組織內閣以代段祺瑞。他們認爲，段祺瑞的政治資本是北洋派，而徐世昌在北洋派中的資望遠在段之上。並且北洋系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張勳對徐抱有特殊好感，以徐代段不會引起很大.麻煩。
黎也覺得傀儡總統和蓋印機器做得太苦了，不如痛痛快快地幹一下，就採納了這個建議，派王士珍到衛輝迎接徐世昌來。
從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徐世昌突然變成“解決時局的中心人物”。北京傳出來的消息各種各樣，一會兒說徐即將來京，一會兒又說他不肯來。後又傳出，徐世昌提出了“擁護元首”、“維持合肥（段祺瑞）”、“不入政界”三個條件，要黎元洪答應後才肯動身。
徐世昌於十一月十六日到北京，既是奉總統之召，但當天並未到公府謁見黎元洪。
十七日，黎元洪放低身段，親自到五條衚衕拜訪他，希望從他那裡能得到肯定地答覆。但徐只向黎說了一些海闊天空漫無邊際的話，就是不往正題上說。
都是聰明人，有些話不說自明，黎滿懷希望而去，十分掃興而歸。
秘書長丁佛言勸黎不要因此灰心，他說：“半推半就是人之常情，徐世昌不會爽爽快快地表示自己願意做總理。段是個心地狹小的人，先發表命令，必然會負氣出走，徐就可以從容上臺了”。
丁佛言的話並不能減少黎元洪的憂慮，他心裡有數。
有人建議電召馮國璋、陸榮廷來京，作出決議乾脆下令免段祺瑞的職，黎元洪對此也態度曖昧。
黎元洪的這些策士們不滿於黎這種畏首畏尾的態度，沒有取得黎的同意，就擅自打電報給馮國璋，假造“菊老已允出山”的消息，請馮國璋發電爲徐世昌出山壯聲威。
想不到馮國璋的消息很靈通，早已知道徐世昌不敢取段而代之。而馮自己當選了副總統，正覺得地位在段之上而感到侷促不安，一直想找一個機會向段做姿態。便明確回電說，內閣仍以維持原狀爲宜。
這樣一來，就使黎元洪的逐段計劃多了一層阻力。徐世昌就是想出山，也多了一層顧慮。
十七日，徐世昌到府提出府院威信雙方兼顧的辦法，就是孫洪伊、徐樹錚兩人同時免職，並且推薦張國淦繼任院秘書長。他認爲張國淦以前做過府秘書長，又做過段內閣的閣員，這樣一個與雙方都有良好關係的人繼任秘書長，一定能夠融洽府院關係。
此時黎既沒有勇氣拒絕徐世昌的意見，舍此之外又無更妥善的辦法，就於二十日下令罷免了孫洪伊的內務總長。
二十二日，徐樹錚拿了免他自己職的一道命令入府蓋印。黎元洪一面蓋了印，一面又動了惻隱之心，要聘徐做公府軍事顧問，還說了一些安慰他的好話。
一般人都以爲府院政潮因此而告解決，但是段祺瑞不肯罷休。他認爲孫洪伊免職僅僅是內閣內部的問題，不能視爲府方的讓步。院秘書長徐樹錚既然去職，府秘書長丁佛言也該去職。
黎本想拒絕段的這個無理要求，可是張勳忽然來一個痛斥丁佛言的電報，顯然是有人從中運動。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壽康繼任府秘書長。
丁佛言對失去這個受氣的職務倒是沒太介意，請辭了秘書長職務後，發表辭職書有云：
“國務會議以前無議事日程，會議以後無報告，發一令總統不知其用意，任一官總統不知其來歷，國務總理恆旬不一晤總統，惟見秘書長傳達於其間，有所詢則以事經閣議，內閣負責爲對抗。大總統無見無聞，日以坐待用印爲盡職。……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務省早經奏明日皇，而我大總統至時尚未盡知其事。內閣與章公使往來十餘電報未一呈閱。
……”
夏壽康（1871～1923年），字受之，號仲膺，又作仲英。黃岡倉埠（今屬武漢市新洲區）人。父爲進士、浙江錢塘知縣，早逝。夏壽康靠母、兄撫養，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鄉試中舉，次年赴京會試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一九零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宣統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諮議局，當選爲副議長，曾上書請疏浚江河
辛亥武昌首義後，任湖北軍政.府政事部副部長，後調任都督府參議。，任湖北內務司司長；，署民政長。一九一三年九月調任北京政.府國務院銓敘局局長；是年二月，作爲湖北代表參加政.治.會.議。一九一四年五月，任肅政廳肅政使。
浙江和江蘇一樣，也是各派勢力爭奪的一個熱點地區。
北京政.府早就知道，浙江督軍呂公望不能控制全局，民國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派曲同豐到浙江幫助呂公望處理收束軍隊事務。
曲同豐（1873—1929），字偉卿，山東福山人，早年參加過北洋水師及中日甲午戰爭。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三期。曾任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教官、陸軍速成學堂提調、監督、保定軍官學堂監督。
參加過雲南辛亥起義，任三十八協協統。中華民國成立後任總統府軍事參議官、參戰軍師長、北京政.府航空署長、直魯聯軍士官學校校長。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凱屈服於日本的武力恫嚇，承認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保定軍校學生罷課反對，曲同豐亦通電全國表示願率全校員生效命疆場，爲政.府之後盾，被北京政.府褫奪軍職。直到袁世凱死後，他才恢復少將軍銜和職務。
曾任參戰軍第一師師長、邊防軍第一師師長。同年七月，他被國務總理段祺瑞委任爲山東軍務會辦，贈勳四位，授陸軍中將。
在黎元洪與段祺瑞的“府院之爭”中，曲同豐擁段反黎。與徐樹錚、靳雲鵬、 傅良佐一起，被稱爲段祺瑞的“四大金剛”。
呂公望曾在北洋陸軍速成學堂肄業，曲同豐是他的老師，有這樣的淵源，所以呂對曲很信任。
曲、呂面談時，呂曾提到浙江軍官有的不聽調度，有的不服編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廳長夏超極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呂對夏極爲不滿。
曲說：這次由北京出來，段曾告他，要他告訴呂說可以放手去幹，段會做呂的後盾，對於目無督軍的浙省軍警首長，都可以罷免和調動。
曲回北京後，段果然調升夏超爲浙江全省警務處長，改派呂公望的心腹傅其永爲省會警察廳長。
傅其永，原名鴻淇，字右泉。金華人。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參加光復會，曾任陸軍憲兵營隊官。響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冒險引新軍進鳳山門攻克巡撫公署，迫使旗營繳械投降。杭州光復後任浙軍攻寧支隊參軍。支隊擴編爲師後，曾任炮兵團長等職。
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光復會會員。辛亥革命爆發後，任浙江警察督練公所主辦、杭州警察局局長、浙江省省會警察廳廳長。護國討袁興起後，夏超聯絡浙江反袁勢力，積極參與了驅逐擁袁的浙江將軍朱瑞、攻佔將軍署、浙江獨立。
此人善經營，很有心計，也是個權欲心很大的人。
警務處長雖然位在廳長之上，但是沒有實權，夏超認爲這是明升暗降，當然不滿。
他和浙江軍界關係很深。由於他的策動，浙江督署參謀長周鳳岐，浙江第二師師長張載陽、第一旅旅長朱偉良、第二旅旅長李煒章、混成旅旅長俞煒都向北京政.府辭職，這種辭職是集體罷工。北京回電一律不準。
突然間浙江局勢變得格外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