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了，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爲了處理這筆退還的賠款，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被聘任爲中方三委員之一。
1926年3月，胡適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隨即參加以英國人威靈頓子爵爲團長的訪問團，到漢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訪問，聽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見。5月，訪問團一致主張設立“中英庚款董事會”，全權管理英國退還的部分賠款。7月，胡適離開北京，經哈爾濱，乘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到英國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胡適自1917年留學歸國後，九年間第一次走出國門。
長春恰好是他轉車的一站。胡適將從長春轉車赴歐洲的消息傳來後，長春教育界主動與他聯繫，請他在長春演講。
演講在7月19日舉行，共兩場，一場是在商埠地內的自強學校，一場是在頭道溝滿鐵俱樂部內。當時胡適正在做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因而他演講的內容也是這方面的。幾天後，《盛京時報》登載了胡適演講的全文。
才華橫溢的胡適給長春人留下了深深的記憶。當時在長春任吉長道尹公署總務科長、長春商埠電燈廠廠長，後來成爲著名東北史學家的金毓黻，曾前往滿鐵俱樂部聽胡適演講。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北京大學教授胡適之先生，自京經俄地赴英京，道出長春，經中日教育聯合會邀請，講演於俱樂部，講題曰：東西之文化大旨……
據說，胡適在自強學校演講時，還應邀爲該校書寫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橫幅，寄託了他對長春教育界的希望。這條橫幅一直掛在學校的大禮堂中，九一八事變後下落不明。
從長春到哈爾濱又停了一停，從哈爾濱出發後，火車晝夜兼程，穿過了遼闊的原野和森林，經過長途跋涉，到了莫斯科。
第一次來到這赤色蘇聯的首都，胡適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這兒住下來，休息幾天，看看這個震撼過全世界，而且各國至今都在關注、議論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後，第二天，胡適便去參觀革命博物館。他細細看了俄國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運動史料，很受感動。第三天，他遇着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兩位教授，便同他們一道去參觀莫斯科的監獄，三人看了也都覺得很滿意。又同他們討論蘇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統計材料，印象也不錯。胡適覺得蘇俄“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他在莫斯科給友人寫信道：“我的感想與志摩不同。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麼配批評蘇俄!”
最後兩天，胡適又讀了一些關於蘇俄的統計材料，更覺得他的看法不錯。他想，對這樣一個有理想，有計劃，有方法的政治大試驗，“至少應該承認蘇俄有作這種政治試驗的權利”，這纔是“最低限度的實驗主義的態度”。胡適這回不能久住俄國，不能細細觀察調查，覺得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他打算將來回國之後，組織一個俄國考察團，邀一班政治經濟學者及教育家，同來蘇俄進行較長期的考察。
這表示，胡適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是沒有先入爲主的成見的。
在莫斯科雖然只逗留了幾天，但這赤色首都給胡適的印象卻很深刻。到了倫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動，給徐志摩寫了兩封信，談的仍是蘇俄的觀感，仍在稱讚“列寧一班人，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仍在稱讚莫斯科的人們“真有一種‘認真’‘發憤有爲’的氣象”；仍在稱讚蘇聯政府重視教育和科學，等等。
關於胡適在蘇聯的情況，也有人回憶說： “胡適之過俄時，曾參觀孫逸仙大學。校長拉[狄克]氏問他對蘇聯的觀感如何？胡氏答得亦極幽默，說：‘有一羣人，很努力的依據自己的理想在那裡幹。’問他幹得好否，他說這是將來的事，他非預言家。此乃孫逸仙大學當時的學生對我說的，而且大罵胡氏，謂爲資產階級訓練出來的東西，難道蘇聯會幹不好麼？……”
但還有另一個人的回憶則是聽別人轉述的的：“一九二六年夏，胡適出席在英國倫敦召開的中英庚款全體委員會議，取道西伯利亞鐵路抵達莫斯科。那時在中山大學、東方勞動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以及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齊集莫斯科車站迎接他，人山人海，盛況空前。胡適下車伊始，我們中山大學的同學，又復邀請他來校作一次演講，校長拉狄克主持其事。
“胡適登臺之後，首先盛讚蘇聯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成功並表示佩服。不料他說到國際形勢時，立論卻突變了，竟說美國對華政策是親善的，首先退還庚款，爲中國培養科學與文化的人才，改變舊中國爲新中國云云。其時有一同學，寫一紙條遞上講臺，質問胡博士看過《中美望廈條約》沒有？胡適隨即作答：‘那是美國過去的歷史，現在美國對華的政策的確是親善的。’弄得同學們啼笑皆非，大家都很不愉快。校長拉狄克作結論時，高舉手杖，大聲疾呼：‘我要教導我的學生，學成歸國，奮鬥！革命！’”
胡適自己在日記中記載：“下午往訪右任先生，他不在寓，寓中有一人，乃是蔡和森。相別甚久，彼此竟不認得了。我們縱談甚快，陸續來者甚多，有劉伯堅，任XX，王人達，馬文彥等。後來越來越多，至十餘人之多。右任也回來了。我與和森仍繼續辯論，餘人參加者甚少。從三點直到九點，Radek來了，才把我們的舌戰打斷。Radek談了一會，先走了。我們出去到‘大莫斯科飯店’吃飯。散時已十一點多鐘了。作一書與慰慈。
“早起，料理行裝。和森與劉伯堅來談。他們都盼我在俄國久住一些時，不幸我此時不能留了。
“今日回想前日與和森的談話，及自己的觀察，頗有作政黨組織的意思。我想，我應該出來作政治活動，以改革內政爲主旨。可組一政黨，名爲“自由黨”。充分的承認社會主義的主張，但不以階級鬥爭爲手段。共產黨謂自由主義爲資本主義之政治哲學，這是錯的。歷史上自由主義的傾向是漸漸擴充的。先有貴族階級的爭自由，次有資產階級的爭自由，今則爲無產階級的爭自由。不以歷史的“必然論”爲哲學，而以“進化論”爲哲學。資本主義之流弊，可以人力的制裁管理之。黨綱應包括下列各事：1、有計劃的政治。2、文官考試法的實行。3、用有限制的外國投資來充分發展中國的交通與實業。4、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
胡適讚揚蘇俄的這些信，寄回國內在友朋中傳觀，在報紙上披露，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當時國內北伐戰爭正迅猛發展，革命空氣甚爲濃烈，孫中山先生主張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很得人心。胡適這時稱讚蘇俄，而且說我們“不配批評蘇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稱讚。而胡適的朋友們卻大多驚詫不已。有的對他“贊成蘇俄的論調”發生疑問；有的勸他不要匆忙表態，更“不必急於提方案”。
1926年8月初，胡適抵達倫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他這次遊歐，主旨便是來參加庚款會；但會沒開幾次，委員會的人便四散了。胡適沒事可做，在倫敦遊覽居留十來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峽，來到法國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還想順便去“世界公園”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則是履行他遊歐的另一項計劃，去巴黎圖書館看我國的敦煌卷子。
敦煌卷子，是什麼貴重之物？胡適又爲何要跑到遠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來，這敦煌卷子，肯定稱得上是我國的一批國寶。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個道士，偶然發現洞中夾壁後有一個密室，藏有許多古本經卷，除幾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寫本，共計約有兩萬來卷。最古的大約是一千五百年前寫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歷史了。那道士沒有什麼知識，根本不懂得這些卷子的珍貴，把它當符賣給周圍的鄉民治病，燒燬了一些；幸虧那沙磧之間，地廣人稀，所毀無多。後來，英國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來，知道了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點銀子賄賂那道士，便運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國的一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也來了，也只花一點銀子，便挑選運走了二千多卷。我國的這一批珍貴文物便這樣被運到英法兩國，成了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國家圖書館的珍藏。現在北京圖書館所藏的只是他們揀選剩餘的一部分了。
胡適出國前，曾試作《中國禪宗史》初稿，寫到神會和尚，發現神會在禪宗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後來研究禪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沒了他。胡適決心替神會打抱不平。於是，在國內大力搜求史料，結果卻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會著作僅僅659個字！胡適便打定主意，趁這次歐洲之行，到巴黎倫敦來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寫的經卷中能夠掏摸出一點神會和尚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