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漫遊的感想》接着寫道：
“有些自命“先知”的人常常說：“美國的物質發展終有到頭的一天；到了物質文明破產的時候，社會革命便起來了。
“我可以武斷地說：美國是不會有社會革命的，因爲美國天天在社會革命之中。這種革命是漸進的，天天有進步，故天天是革命。如所得稅的實行，不過是十四年來的事，然而現在所得稅已成了國家稅收的一大宗，鉅富的傢俬有納稅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這種‘社會化’的現象隨地都可以看見。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衆。
“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的資本，而股票可由僱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近年移民進口的限制加嚴，賤工絕跡，故國內工資天天增漲；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爲小資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漸擡高。紐約城的哈倫區，向爲白人居住的，十年之中土地房屋全被髮財的黑人買去了，遂成了一片五十萬人的黑人區域。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我且說一個故事。
“我在紐約時，有一次被邀去參加一個‘兩週討論會’（Fortnightly Forum）。這一次討論的題目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叫什麼時代’？十八世紀是‘理智時代’，十九世紀是‘民治時代’，這個時期應該叫什麼？究竟是好是壞？
“依這個討論會規矩，這一次請了六位客人作辯論員：一個是俄國克倫斯基革命政府的交通總長；一個是印度人；一個是我；一個是有名的‘效率工程師’，是一位老女士；一個是紐約有名的牧師Holmes；一個是工會代表。
“有些人的話是可以預料的。那位印度人一定痛罵這個物質文明時代；那位俄國交通總長一定痛罵鮑爾雪維克（布爾什維克），那位牧師一定是很悲觀的；我一定是很樂觀的；那位女效率專家一定鼓吹她的效率主義。一言表過不提。
“單說那位勞工代表Frahne先生。他站起來演說了。他穿着晚餐禮服，挺着雪白的硬襯衫，頭髮蒼白了。他站起來，一手向裡面衣袋裡抽出一卷打字的演說稿，一手向外面袋裡摸出眼鏡盒，取出眼鏡戴上。他高聲演說了。
“他一開口便使我詫異。他說：我們這個時代可以說是人類有歷史以來最好的偉大的時代，最可驚歎的時代。
“這是他的主文。以下他一條一條地舉例來證明這個主旨。他先說科學的進步，尤其注重醫學的發明；次說工業的進步；次說美術的新貢獻，特別注重近年的新音樂與新建築。最後他敘述社會的進步，列舉資本制裁的成績，勞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十二分鐘之內描寫世界人類各方面的大進步，證明這個時代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聽了他的演說，忍不住對自己說道：這纔是真正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來被壓迫的社會分子能站在大庭廣衆之中歌頌他的時代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好的時代。”
胡適認爲這種美國“漸進的”社會革命論，是純粹的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與純粹的資本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
他的理由是：“從前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者說資本愈集中則財產所有權也愈集中，必做到資本全歸極少數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國近年的變化卻是資本集中而所有權分散在民衆。一個公司可以有一萬萬元的資本，而股票可由僱員與工人購買，故一萬萬元的資本就不妨有一萬人的股東。……工人收入既豐，多有積蓄，往往購買股票，逐漸成爲小資本家。……人人都可以做有產階級，故階級戰爭的煽動不發生效力。”
資本主義也好，商品經濟也好，總之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確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這樣的時代肯定是要重新或者進一步認識的，這一點是確定不移。
在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的國家發生劇變之前，面對他們的社會主義陷入困境，很多求實思變政治家，也都在努力找尋出路，試圖使傳統的社會主義從困境中走出。他們不想退回到資本主義，但他們看到他們的社會主義，也難以爲繼，也想從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尋找第三條道。原來，胡適先於他們半個多世紀，就喊出了第三條道路。
當然，這裡的第三條路是不同的，只是都在努力開拓，努力探索。
東歐的第三條道路沒有走通，他們的探索不能說是沒有意義的。因爲任何一種思想和主義，都必須要與時俱進，都必須要不斷回答和解決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的問題。
美國如此進步，而中國何以這般落後呢?這是旅行海外的炎黃子孫都不會不想到的問題。1月25日晚，胡適與友人談論歷史問題，便談起“何以中國這一二百年的進步遠不如西洋之大?”
胡適在日記裡寫下了他的答案：“我提出幾個答案：(1)中國在統一的帝國之下，沒有競爭的必要，沒有“政治的殖民政策”的必要，故每種進步到可以勉強應用的時期就停止了。歐洲的列強競爭甚烈，有意的增加國際貿易，有意的發展工業，有意的提倡殖民政策，皆是中國缺乏的因子。(2)鴉片之害。中國吃了印度的兩種麻醉劑：先吃了一服精神上的鴉片——佛教；後吃了一種物質上的麻醉劑——鴉片。三百多年之中，鴉片把中國變成了一個病夫國。(3)19世紀初年，嘉道的學風還在，到阮元林則徐還不曾表現大弱點。19世紀中葉的洪楊之亂毀了國中最富庶，最有文化的幾省。這也是一個大原因。”
有意思的是，胡適在他的《漫遊的感想》談到了麻將。或許他也認爲這是中國落後的一個原因。
“前幾年，麻將牌忽然行到海外，成爲出口貨的一宗。歐洲與美洲的社會裡，很有許多人學打麻將的；後來日本也傳染到了。有一個時期，麻將竟成了西洋社會裡最時髦的一種遊戲：俱樂部裡差不多桌桌都是麻將，書店裡出了許多種研究麻將的小冊子，中國留學生沒有錢的可以靠教麻將吃飯掙錢。歐美人竟發了麻將狂熱了。
“誰也夢想不到東方文明徵服西洋的先鋒隊卻是那一百三十六個麻將軍！
“這回我從西伯利亞到歐洲，從歐洲到美洲，從美洲到日本，十個月之中，只有一次在日本京都的一個俱樂部裡看見有人打麻將牌。在歐美簡直看不見麻將了。我曾問過歐洲和美國的朋友，他們說：“婦女俱樂部裡，偶然還可以看見一桌兩桌打麻將的，但那是很少的事了。”我在美國人家裡，也常看見麻將牌盒子——雕刻裝潢很精緻的——陳列在室內，有時一家竟有兩三副的。但從不見主人主婦談起麻將；他們從不向我這位麻將國的代表請教此中的玄妙！麻將在西洋已成了架上的古玩了；麻將的狂熱已退涼了。
“我問一個美國朋友，爲什麼麻將的狂熱過去的這樣快？他說：‘女士太太們喜歡麻將，男子們卻很反對，終於是男子們戰勝了。’這是我們意想得到的。西洋的勤勞奮鬥的民族決不會做麻將的信徒，決不會受麻將的征服。麻將只是我們這種好閒愛蕩、不愛惜光陰的‘精神文明’的中華民族的專利品。
“當明朝晚年，民間盛行一種紙牌，名爲‘馬吊’。馬吊中有四十張牌，有一文至九文，一千至九千，一萬至九萬等，等於麻將牌的筒子，索子，萬子。還有一張‘零’，即是‘白板’的祖宗。還有一張‘千萬’，即是徽州紙牌的‘千萬’。馬吊牌上每張上畫有《水滸傳》的人物。徽州紙牌上的‘王英’即是矮腳虎王英的遺蹟。乾隆嘉慶間人汪師韓的全集裡收有幾種明人的馬吊牌（在《叢睦汪氏叢書》內）。
“馬吊在當日風行一時，士大夫整日整夜的打馬吊，把正事都荒廢了。所以明亡之後，吳梅村作《緩寇紀略》說，明之亡是亡於馬吊。
“三百年來，四十張的馬吊逐漸演變，變成每樣五張的紙牌，近七八十年中又變爲每樣四張的麻將牌。（馬吊三人對一人，故名‘馬吊腳’，省稱‘馬吊’；‘麻將’稱‘麻雀’的音變，“麻雀”爲“馬腳”的音變。）越變越繁複巧妙了，所以更能迷惑人心，使國中的男男女女，無論富貴貧賤，不分日夜寒暑，把精力和光陰葬送在這一百三十六張牌上。
“英國的“國戲”是Cricket，美國的國戲是Baseball，日本的國戲是角抵。中國呢？中國的國戲是麻將。
“麻將平均每四圈費時約兩點鐘。少說一點，全國每日只有一百萬桌麻將，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費四百萬點鐘，就是損失十六萬七千日的光陰，金錢的輸贏，精力的消磨，都還在外。
“我們走遍世界，可曾看見那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這樣荒時廢業的嗎？
“一個留學日本的朋友對我說：“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家家板屋裡都是燈光；燈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跳着讀書，便是老年人跪着翻書，或是老婦人跪着做活計。到了天明，滿街上，滿電車上都是上學去的兒童。單隻這一點勤苦就可以征服我們了。”
“其實何止日本？凡是長進的民族都是這樣的。只有咱們這種不長進的民族以‘閒’爲幸福，以‘消閒’爲急務，男人以打麻將爲消閒，女人以打麻將爲家常，老太婆以打麻將爲下半生的大事業！
“從前的革新家說中國有三害：鴉片，八股，小腳。鴉片雖然沒禁絕，總算是犯法的了。雖然還有做‘洋八股’與更時髦的‘黨八股’的，但八股的四書文是過去的了。小腳也差不多沒有了。只有這第四害，麻將，還是日興月盛，沒有一點衰歇的樣子，沒有人說它是可以亡國的大害。新近麻將先生居然大搖大擺地跑到西洋去招搖一次，幾乎做了鴉片與楊梅瘡的還敬禮物。但如今它仍舊縮回來了，仍舊回來做東方精神文明的國家的國粹，國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