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06年，蔣介石日記由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開之後，胡蔣關係，差不多一直是是個很熱門的話題。其中蔣介石在日記中對胡適的評點成了研究者爭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結論大致是：臺灣時期的蔣對胡在表面上禮賢下士，優禮有加，而實際上則恨之入骨，視胡爲心頭大患；而胡則始終只是蔣手中的一顆棋子，任蔣玩弄於股掌之間。蔣的虛僞，胡的軟弱，一時間成了胡蔣關係研究的主調。
然而，同樣的材料，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蔣在公開場合和日記中對胡截然不同的兩種態度，固然可以解釋爲表裡不一，但也不應該忽略蔣以一個政治領袖對一個知識分子的容忍和剋制，從中也可以看出蔣對胡是相當忌憚的。胡絕不是任蔣玩弄的一顆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蔣對胡的處置絲毫不敢掉以輕心。
當然，胡也從不濫用他特有的地位和威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爭，但容忍和抗爭都有一定限度。胡從不是一個“玉碎派”，從留學時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張“以卵擊石”。“以卵擊石”，在他看來，不是“壯烈”而是“愚蠢”。這也可以理解爲“顧全大局”。當然，所謂“顧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協”的另一種說法，這是胡被視爲軟弱的主要原因。
有人說，胡在面對蔣時，有他溫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讓看客痛快地叫好。但除去敵對方，試問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誰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蔣進言，向國民黨抗議？還有誰能讓蔣徹夜難眠，讓他覺得當衆受辱？除了胡適，很難能想出第二人來。胡是溫和的，但溫和未必軟弱，更未必無能。胡有他堅持的原則，他從不做“政府的尾巴”，從不隨聲附和，也從不歌功頌德。論胡蔣關係，如不和其他人進行比較，則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觀。在比較蔣介石與林語堂關係之後，不難看出，胡適和他同時代的人相比，在面對政治威權時，表現了中國知識份子少有的獨立和尊嚴，在中國近代史上堪稱第一人。胡適代表的是中國知識份子“以道抗勢”的優良傳統，林語堂晚年則較偏向“以道輔政”。而蔣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過他和胡適和林語堂關係的描述，浮現出一個更清楚的形象。
當然，這爲後話。
1932年11月28日，正在武漢大學講學的胡適忽然受到了蔣介石共進晚餐的邀請。前邊說過了，之前胡適曾致信給蔣介石秘書陳布雷，請他轉送一套自己主編的《新月》雜誌給蔣介石。
此時蔣介石已是“國府主.席”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而胡適也是遐邇聞名的新文化運動旗手。
當時正好蔣介石“剿匪”也就是剿共，住在武漢。而胡適是受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傑的邀請來“武大”，蔣與胡看似偶遇，知道內情的人會知道這是精心安排。武漢大學的校長王世傑是胡適的朋友，他邀請胡適來“武大”是在正常不過的事。
但王世傑還有另一身份，我們不妨看一下他的簡歷。
王世傑（1891年3月10日—1981年4月21日），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陽人。早年入天津北洋大學採礦冶金專業學習。
1911年武昌起義後， 返回武漢任都督府秘書。
1913年赴英國留學，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後轉入巴黎大學攻讀法律。爲上海《時事叢報》和北京《晨報》撰寫特約通訊。併爲《東方雜誌》撰文， 宣傳現代法學觀念。
1920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北大教務長等職。
1927年轉赴南京，後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起草制定《反革命治罪法》、《勞資爭議處理法》等， 全力爲蔣政府效力。同年12 月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1928年被南京政府派往國外，任海牙公斷院公斷員。
1929年5 月擔任武漢大學校長。
1932年上海一• 二八淞滬抗戰開始時，主張依賴國際聯盟解決問題，支持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政策。此後歷任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 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 兼整理內外債委員會委員等職， 被選爲國民黨中央候補監察委員。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主任兼政治部指導委員。
1938年6月任國民參政會秘書長，12月加入新政學系。
1939年後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設計局秘書長、三青團中央監委會書記長等職，被選爲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1943年隨蔣介石到埃及，出席開羅會議。
1945年出席國民黨六大，與潘公展等組成特種審查委員會， 起草《對中共問題的決議》，主張用政治方法解決中共問題。
1945 年秋任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外交部部長，隨宋子文赴蘇聯談判。10月作爲國民黨代表之一， 與毛、周等中共代表舉行重慶談判。
1946 年1 月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積極支持蔣介石的內戰方針。曾任出席第二、三屆聯合國大會的首席代表。被選爲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 年逃到臺灣。此後歷任臺灣國民黨當局“ 總統府” “ 秘書長”， 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行政院” 政務委員，“ 中。央研究院院長”，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總統府” “資政” 等職。
我們應該記得，在蔣介石和胡漢民發生立憲之爭時，時任南京國民政府法制局局長的王世傑曾是蔣介石的重要助手。
從王世傑的履歷中，不難看出此人即使不是蔣介石的親信，也是蔣完全可以信賴之人。
儘管不是偶然相遇，但看上去是偶然相遇，這樣的話雙方都沒有高（低）大家都不是你去拜訪我，也不是我去拜訪你，在一個比較平等的位置。
當晚胡適見到蔣介石，作爲主人的蔣介石彬彬有禮，態度和婉，全然沒有外界所說的一副赳赳武夫的模樣。這讓胡適對蔣感覺遠遠好於預期。
因爲是第一次見面兩人都很客氣，沒有多餘的話。倒是與胡適一樣，受過美國教育的宋美齡偶爾和胡適有些話可說。
胡適在與蔣介石見面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到，下午七時過江，在蔣介石先生寓內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詳見，飯時蔣夫人也出來相見，今晚客有陳布雷，裴復恆。
第一次見面因爲有多位客人在場，兩人沒有多少話，這讓胡適感到有點掃興。第二天，蔣介石再次邀請胡適共進晚餐。
胡適與蔣介石的第二次見面距離第一次僅隔一日，胡適11月29日日記雲：“點半，黎琬（公琰）來，小談，同去蔣宅晚飯。同席者有孟餘、佈雷、立夫。今晚無談話機會，我送了一冊《淮南王書》給蔣先生。”
黎琬是蔣介石的秘書，所謂《淮南王書》乃是胡適出版於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該書以西漢時的名著《淮南子》爲研究對象，是胡適當時正在寫作的《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中的第五章。
胡適爲什麼要送這樣一本書給蔣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適致羅隆基函中對此有過解釋：“我的觀察，蔣先生是一個天才，氣度也很廣闊，但微嫌過於細碎，終不能“小事糊塗”。我與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覺得蔡先生有一種長處，可以補蔣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權，不再過問；遇有困難時，他卻挺身負其全責；若有成功，他每嘖嘖歸功於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歸功於他老人家。因此，人每樂爲之用，又樂爲盡力。亦近於無爲，而實則盡人之才，此是做領袖的絕大本領。
“前在漢口初次見蔣先生，不得談話的機會，臨行時贈他一冊《淮南王書》，意在請他稍稍留意《淮南》書中的無爲主義的精義，如“重爲善若重爲暴”，如“處尊位者如屍，守官者如祝宰”之類。
“年我第一次寫信給蔣先生，也略陳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爲然。他誤解我的意思，以爲我主張“君逸臣勞”之說。大概當時我的信是匆匆寫的，說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爲政之大體，明定權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權。如此而已。《淮南》說的“處尊位者如屍……屍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也。”此似是淺訓，但今之爲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時，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儼然玄默，寂然無爲，接受大衆的祭禱，稱爲“屍”；有人掌管祭禮時的各種具體事務，稱爲“祝宰”。《淮南子》一書以“屍”與“祝宰”的關係比喻理想中的君臣關係，胡適對此最爲欣賞，曾說“屍的比喻，最可寫出虛君的意義”。
胡適認爲《淮南子》一書的政治思想充滿着“民治主義”精神，它包含着三個要義：一是虛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衆智衆力；一是變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書》裡對此作了充分的闡述。例如《淮南子》裡有一句話叫作“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胡適認爲這是在說，“要尊重人民的輿論”，“便是言論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書認爲君臣關係是一種“相報”關係，胡適即解釋爲“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權利，有革命的權利”。因此，胡適向蔣介石贈送《淮南王書》，既具有獻計獻策的作用，要求蔣介石能從中悟出治國之道和“做領袖的絕大本領”來，同時，又是爲了對蔣介石進行民主主義教育。
胡適贈給蔣介石的《淮南王書》好像從未成爲這位雄心勃勃日理萬機的政治領袖的枕邊書。有來有往，蔣介石也送了胡適一本自己著的《力行叢書》。
似乎察覺到胡適意猶未盡，蔣介石分別前想了一下對胡適說，12月2日可再見一次，好好再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