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秋天，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前夜，中、美、英、蘇四大國在華盛頓郊區喬治城敦巴頓橡樹園召開會議，爲發起建立聯合國做準備工作。
1945年2月，雅爾塔蘇、美、英首腦會議決定，於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會議。由美、英、蘇、中四發起國，於3月5日向已加入《聯合國家宣言》的反法西斯國家，發出了參加舊金山會議的邀請。
3月27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公佈了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團成員名單，包括顧問共11名，其中有中共的董必武，胡適也是代表團成員之一。代表團的其他成員是：宋子文(團長)、顧維鈞(副團長)、王寵惠、魏道明、吳貽芳、李璜、張君勱、胡霖，顧問施肇基。
4月25日，胡適出席在舊金山開幕的創建聯合國的會議。會議開了整整兩個月，於6月25日在舊金山歌劇院召開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第二天又在退伍軍人紀念堂會議廳舉行了簽字儀式。胡適因爲不同意《憲章》中五個常任理事國有一票否決權的規定，而沒有在《憲章》上簽字。
1945年8月30日，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電告胡適，擬請他出席將在倫敦召開的世界教育會議(即後來的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
9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爲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在胡適回國前由傅斯年暫時代理。9月13日，蔣介石致電胡適，希望他“早日回國主持校務，並圖良晤”。10月10日，國民政府明令頒給胡適勝利勳章一枚。
胡適在美期間也一直牽掛着北大。1944年6月21日，胡適曾給楊聯陞去信，希望他拿到博士學位後能去北大教書。1945年9月26日，胡適又給鄧嗣禹寫信，希望他到北大教歷史。胡適還約請錢學森到北大創辦工學院，後因錢學森一時無法脫身而作罷。
此外，胡適還幫助在英國治療眼疾的陳寅恪，請哥倫比亞眼科研究所的專家會診陳寅恪的診斷書。
當知道已經無法醫治時，胡適感到非常遺憾和悲傷，他在日記中說：“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爲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胡適還託人給陳寅恪帶去1000美元匯票。
1945年11月1日至16日，胡適作爲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在倫敦出席創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成員共五人，其他四人是趙元任、羅家倫、程天放、李書華。胡適參與制定了該組織的憲章。會議期間，他曾提議於1949年紀念孔子誕辰二千五百週年。在此期間，牛津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1946年4月，胡適開始收拾書籍、手稿和行李，做歸國的準備。5月2日，胡適突然心臟病復發，幸好不甚嚴重，但歸期不得不稍作推遲。
6月5日，胡適乘船離開紐約，結束八年零八個月的在美生活，開始歸國旅程。
7月4日船到吳淞口外，“海上晚霞奇豔，爲生平所少見”，胡適感慨：“九年不見祖國的落日明霞了！”
7月5日晚，胡適到達上海，其子胡祖望等人來接。23時，胡適終於見到分別九年的妻子江冬秀。
他在南京、上海逗留20餘日，會見了許多朋友、政客和名流，京滬兩地住所都積有兩寸厚的名片。
7月29日晨七時三十分，胡適由上海乘機飛往北平。當天下午一時左右，胡適攜其長子胡祖望飛抵北平。
當天的《胡適日記》中寫道：“來機場歡迎者衆多，李德鄰主任、蕭一山、吳鑄人、成之弟，北大同人有毅生、孟真、錫予、召亭、華熾、素瑩諸君。”他爲之感嘆道：“九年前今晨，二十九軍退出北平。九年前昨日，我從廬山飛到南京，次早始知平津皆失陷了。”
此刻，九年海外公務生涯暫歇，重新迴歸國內文教事業之中的胡適，感慨萬千。
無論是作爲身兼著名學者與曾任駐美大使的胡適，還是作爲將就任北大校長的胡適，都註定要成爲1946年北平文教界的焦點人物。
從他走下飛機，踏上北平地面的那一刻開始，各種新聞報道就接踵而至。
下午五點鐘，胡適在東昌衚衕一號中央研究院，接見記者。
此時，他已經換上了一件藍灰色的長衫，輕輕地搖着摺扇，完全恢復了九年前的恬靜姿態。
他首先向記者們說起這幾年來的經過：“二十六年‘七七’後一日，我乘車到牯嶺去開會。七月二十八日，北平淪陷了。九月二十八日，我由香港飛往美國……”他首先追述起九年前的行程。
“離開祖國九年，今日回到北平。雖然文物如故，一切沒有重大損失。但是，也不免感慨萬分。”
“此次主持北大，是去年九月三日發表，並且決定由傅斯年先生代理。十個月以來，接收復校，辦理學生教職員從西南北上，以及解決教授生活等問題，都是傅先生辦理的。返國以後，曾和傅先生見面兩次，但並未詳談。所以關於北大的情形，不大清楚。以後，還希望傅先生幫助，使我明瞭。
“這次來平，見到了多年老友，興奮得很。但是，老友錢玄同、馬裕藻、孟森諸位，都已作古，實在不勝嘆惋……”
胡適說着，爲這些老友，輕輕地搖了搖頭，話風又轉到北大上去：
“北大今後的作風，仍要本着蔡元培先生的‘容忍’兩字去做。我一向主張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發表言論自由。並且對反對方面，見解不同的意見，竭力容忍，予他人以自由。譬如：我是無神論者。但是，我仍然協助各種宗教信仰者。”
談到李公樸、聞一多的事件，他說：“對李公樸不太熟識。但是，聞一多對新詩上的成就，和舊文學的造詣很深。無論如何，總是文學界的損失。”
對於目前政局，他拒絕表示意見。他說：“究竟三方會談的是些什麼，我都不清楚，也許傅先生比較詳細一些……”胡適說着，指了一下坐在旁邊的傅斯年。傅斯年趕忙搖頭說：“我和胡先生一樣不清楚！”
胡適又補充說：“返國後二十幾天裡所見到的中國，確已較前進步很多了。比如共.黨報紙，在京滬可以隨便買到。共產黨在去年聯合國大會中，曾有代表出席。以及在南京時，王世傑、朱家驊請吃飯，都曾邀共產黨代表董必武等出席。這些，都是目前新作風的開端。”
另外，胡適又說：“因爲返國不到二十天，在北平不到十幾個鐘頭。對於國內詳情，一切隔膜，所以很想找一份九年來的報紙，從頭到尾，閱讀一次。”
談到周作人（周作人因“漢奸罪”被捕），胡適說：“我們是多年的老朋友，現在我們依然是老朋友。不過，我對於這事，個人不便發表任何談話。因爲在歐美，一個案件，正在進行審訊的時期，任何人不便以私人意見影響到法庭的審理。……不過，周先生從前曾向我寫信表示，並且曾自己向外發表：他在北平走不開。但將來絕不會對不起大家。……究竟，這是一件傷心的事。”胡適表情上，顯然露出惋惜的意思。
這時，有人提出二十年來的女子教育問題，還有人問胡適，美國是不是有很多女記者？
胡適表示：“這問題太大了。”
傅斯年在一旁，指了記者彭子岡女士說：“這不是足以表現女子教育的進展嗎？中國女子，不是已經站在新聞線上麼？”胡適補充說：“美國的女記者，是比較多一點。不過，還是男記者更多。”
關於新文學問題，他說：“目前已稍覺滿意。不過還有兩個障礙。第一，是各政府機關往來的文書，以及法律條文，依然是古文詞句，其次，是報紙上的新聞，十分之六七，仍然利用文言。但是這一點，現在已然有了相當進步。”胡先生特別引證：最近，上海大公報上星期論文，“在那篇論文裡，居然發現了起碼四五十句是白話文。這是我胡適之返國以後，認爲第一件滿意的事。”
談到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和印象，胡適認爲廿年來，無大變化。他說：“美國仍然採取着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主義。總之是希望中國強大。所以，美國爲了中國的問題，不惜以馬歇爾這樣頭等人物，來進行調處。”
“胡先生準備作公開演講嗎？”有人這樣問。
胡適說：“因爲我在二十七年到二十八年間，曾患嚴重的心臟病。所以醫生囑咐，不宜作長時間的演講。尤其是在擴音等設備不健全的原則下，更是不便。”說着，他又談起十八年十一月，在北平協和禮堂，以及後來在上海青年會的兩次公開演講，因爲聽衆擁擠，而出的亂子。所以，結果還是“不講爲妙”。
記者的問題太多了，胡適有些難於應付。連說：“傅先生是我的保護人。”
傅斯年正打算設法解圍，記者羣中又發出聲浪說：“不希望傅先生幫腔。”於是胡適很謙遜地說：“爲了我，耽誤你們很多的時間。其實，我在這幾年內，打算長期留在北平，我們談的機會很多。還是留下許多問題，慢慢的談吧。尤其，現在有好些問題，我只好交白卷。”
終於還是“保護人” 傅斯年到後面搬來了胡適的兒子“祖望”，才解了記者之圍。這時，還有不少人，圍了胡先生請他題字。胡先生笑着向青年的記者說：“只寫個名字吧。你們成了小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