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陽失守，武昌也岌岌可危。
黃興見大勢已去，主張民軍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出武昌，匯合江浙的民軍一起，攻取南京。
他的意見，遭到軍政.府的軍務部主要負責人的堅決反對：
我們付出那麼多犧牲，流了那麼多血，武昌是首義之地，怎麼能說放棄就放棄呢？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與武昌共存亡。我們這裡牽制住北洋軍主力，比直接參與攻打南京發揮的作用不是更大嗎？
特別是軍務部副部長代部長的張振武，他掏出槍來大吼：“再有言撤退者，格殺勿論！”。
軍務部部長是那個被火.藥炸傷的孫武，現在還沒有痊癒，他的職務由張振武暫代。
無論從戰略上還是戰術上，黃興的意見肯定都是對的。保存實力，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這當然沒錯。
但是，當時，民軍如果聽了黃興的話，還真的大錯特錯了。
因爲，武昌丟不得。武昌是首義之地，是照亮各地的燈塔，是旗幟，是聖地。全國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對各地影響之大，是無法估量的。
而牽制住北洋軍主力，也無疑是對各地的革命運動地最大支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昌也不會丟，因爲有人眷顧。
誤打正着，堅守反而是對的。
黃興見說服不了民軍負責人，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只好帶着幾個手下，匆匆離去。他倒不是臨陣逃跑，上海那邊一直催他快點回去。
不過他走的時候心情很沉重、很沮喪，好像他自己都開始懷疑自己的軍事指揮才能了。如同他後來對一個知己所說，自己怎麼總打敗仗？
因漢口古時候叫作江夏，漢口、漢陽爭奪戰，又被後人稱作陽夏戰爭。
陽夏戰爭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戰役。無論是持續的時間之長，還是戰況之慘烈，乃至交戰雙方的死傷人數，都是可以稱最的。
民軍所以失敗，說到底是因其實力和北洋軍遠不在一個檔次上。但也有人也指出，黃興的指揮失誤，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比如，漢陽守衛戰，如何佈防？黃興的部署是大軍在漢陽正面防守，用少數兵力在側翼牽制。這個作法，曾遭致軍務部副部長代部長的張振武等人地堅決反對。
他們久在軍中，熟知北洋軍的戰法，認定馮國璋不會從正面進攻。正面最多是佯攻，漢陽的側翼蔡甸纔是漢陽的門戶，而新溝又是蔡甸的咽喉，當重兵把守。
事實上馮國璋正是這樣做的，如果黃興能採納他們的意見，民軍還是有一拼的。
但忠言逆耳，固執己見的黃興聽不進這些土專家的意見，他是總司令，他說了算。
而奇襲漢口，如派出一支小部隊，一支敢死隊，趁滂沱大雨奇襲馮國璋的指揮所。先把北洋軍指揮系統打癱瘓，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戰果。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孤注一擲搞什麼置於死地而後生，則歷來是兵家大忌。
危機時刻，黃興臨陣走人，也被張振武等諸人很看不起，認爲他們是臨陣脫逃。張振武等人則正相反，什麼地方最緊急，什麼地方最危險，他們則出現在那裡。
清廷爲了表彰馮國璋，授馮國璋一等男爵，馮國璋自然歡欣鼓舞。接連拿下漢口、漢陽，馮國璋乘勝追擊，發起對武昌的進攻。
民軍已經組織不起有效的防禦，黎元洪也已經帶着軍政.府一干人，退到了離武昌幾十裡外的葛店鎮王家店村。
武昌城內軍心渙散，失守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了。
但是，就在北洋軍就要打進武昌的時候，他們卻停止了進攻。
原來是袁世凱下了死命令，停止進攻武昌。
馮國璋正打在興頭上，看到武昌垂手可得，當然心有不甘。
一個電報接一個電報的請戰，說亂黨已潰不成軍，戰機不能錯過，拉出架勢，要“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
袁世凱怕馮國璋貪功心切，臨陣換將用段祺瑞換下了馮國璋。
馮國璋是個軍人，段祺瑞不但是個軍人，也是個政治家。他比馮國璋站得要高，看得要遠，也有大局觀。
段祺瑞瞭解袁世凱的戰略意圖，更不願意和曾經的新軍兄弟自相殘殺。他接受了馮國璋的指揮權後，馬上把人馬撤回到了漢口、漢陽，而後按兵不動。
民軍方面一見北洋軍撤軍，總算舒了口氣。
他們想不明白北洋軍爲什麼撤退，更沒想到北洋軍會派出和談代表。
本來就打不下去了，都準備棄城逃跑了，人家來講和，不是求之不得嗎？於是，經英國公使從中斡旋，很容易就簽下了停戰三天的協議。
爲什麼要停戰三天？因爲北京方面，要派人過來，商討和平大計。
現在，又有一個重要人物要登場了，就是後來淪落爲大漢奸的汪精衛。
袁世凱和汪精衛，應該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兩個人怎麼搞到了一起呢？
汪精衛，原名汪兆銘，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陰，出生於廣東山水。汪精衛人很聰明，出身書香人家，熟讀四書五經，一九零二年三月，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才。
同科還有其二兄和一個侄子，分別獲得第二，第三名。一家二代考中秀才前三名，留下“玉峰雙秀，珠樹三花”的佳話。
汪精衛科考得志，本是想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
但年輕人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一九零三年官費赴日本留學，一九零五年七月，因結識了中.山先生而加入了同盟會。
他活動積極，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八月被推爲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
後常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了《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系列的文章，宣傳三民主義，痛斥康有爲、梁啓超等人的保皇思想，受到中.山先生看重。
留學畢業後拒絕兩廣總督岺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一九零七年初，隨中.山先生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他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的主筆。
一九零八年赴緬甸建立同盟會仰光分會，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成爲職業革命家。
一一年一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像館，做爲從事革命的職業掩護。
他們到北京肩負重大使命。
那時，革命黨熱衷於搞暗殺活動，暗殺滿清的官員。既然是暗殺官員，當然是越大越好，他們盯上了攝政王載灃。
在準備的過程中，不幸事情敗露。汪精衛、黃復生、羅世勳等被捕入獄。
謀殺攝政王這樣的大罪，應當是被殺頭的。
期間民政尚書善耆慕汪精衛之名，也可能有幾分好奇心，曾探了幾次監。
善耆本就是個開明王爺，欣賞有新思想的人，兩個人很談得來。
在善耆的努力下，汪精衛三人被判無期徒刑。
雖然暗殺未成，但因爲要殺的人是載灃，汪精衛這個在同盟會中本來就很有名氣的人，更加名聲大噪。
而汪精衛又在獄中寫下了那首名滿天下的的詩篇《被逮口占》，也很快被流傳。特別是其中四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堪稱革命者勵志的千古絕唱。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 ，汪精衛三人得益於政治犯而被釋放。
袁世凱早就開始關注汪精衛，他正想聯繫上革命黨的重要人物。
在湖北前線的袁世凱，得知汪精衛被釋放的消息後，馬上派人聯絡上汪精衛。希望對方能在北京等他，自己有要事面談。
汪精衛早就注意到了袁世凱，也想爭取袁世凱，使其不與革命黨爲敵；兩個人算是一拍即合。
袁世凱到京城後，辦公之餘，和汪精衛頻繁接觸。或許是因爲兩個人投緣，或許是兩個人思想相近，有共同語言，反正他們特別談得來。
人在特殊的時候，思想是容易發生變化的。有記載，汪精衛在獄中和善耆長談過幾次後，和原來的書生氣已經有很大不同。
袁世凱的長子袁克定和汪精衛也相處得特別好，兩個人竟成爲了結義兄弟。
這樣一來，汪精衛差不多和袁世凱成了一家人。從袁克定那論，袁世凱應該是汪精衛的義父。
汪精衛認爲，袁世凱的努力和革命黨人沒有大的分歧，袁世凱如果能和革命黨人合作，肯定是利國利民的。
因此，一段時間裡，在袁世凱和革命黨之間，汪精衛做了積極地協調和溝通；他也成爲了袁世凱和革命黨高層聯繫的管道。
拿下漢陽後，袁世凱認爲給革命黨的教訓差不多，把重點轉向了和談。
爲使和談能夠成功，他決定開通兩條管道。雙管齊下，一明一暗。
一個是繼續派劉承恩、蔡廷幹，繼續去見黎元洪，這是明的，是公開的。
還有一條是袁克定，是暗的，也是不能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