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張瑞終於想明白了。
歸根結底，滿清就是沒有把中國當做是自己的國家來經營。
雖然滿人是已經入主了中原，但是他們心裡也沒有底。畢竟想要以少數的滿人來壓住龐大的漢人幾乎不大可能，而且它們的前面可是還有一個蒙元存在，可謂是前車之鑑。
所以，他們對於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百姓自然是敲骨吸髓的剝削，怎麼可能會去費心費力的建設呢？
事實上，後面的那位老佛爺也是看明白了這點，所以纔敢無恥的道出了：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這樣的話來。
不過，滿清雖然建設國家不行，但是對於百姓的控制卻是把天賦發揮到極點了。
而這控制主要來自於生活經濟上。
當時的普通農民短工（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臨時工）每天的工資大約是十文錢左右。
乾隆二十一年時，河南唐河縣的呂魁元給當地鄭天祿家做長工，工錢爲一年兩千五百文，平均一個月賺兩百文錢。乾隆時一兩銀子合一千文銅錢，也就是說一個普通的農民短工一年只能賺到不到三兩銀子。而給地主拉長工的普通百姓一年的收入相對高一些，大約能賺到四兩銀子。①
擁有土地的普通自耕農（貧農），一年務農收入約二十兩到二十五兩銀子；普通佃農（以租種土地爲生的農民），一年務農收入約八到九兩銀子。
但是，一個普通百姓一年的基本開銷最少需要五兩銀子，如果家裡有四口人一年最少也得花費二十兩銀子的意思。
一箇中農家庭擁有的土地相當多一些，他們一年大概能收入三十五兩銀子左右。但是一箇中農家庭每年的最低開銷卻要三十八兩銀子左右。
也就是說，他們辛苦種地一整年到時候還要負債三兩銀子左右，才能過活，根本沒有生產剩餘。
而他們這種情況還要維持在沒有天災人禍的歲月裡，如果發生災荒，很多農民家庭都會破產，賣兒鬻女，吃樹皮，挖觀音土。②
看似簡單的三兩銀子，卻足以讓底下的百姓奔波勞命，爲基本的生活操勞致死。自然也就讓他們沒有精力去反抗滿清的統治。
不可否認，滿清在奴化百姓方面確實很有一手，但是它得出來的舉國都只是一些孱弱、自私、冷漠、麻木不仁的奴隸罷了。
如果一個國家的百姓缺乏自尊心，缺乏創造力，那還能如何發展？
所謂衣食飽而知榮辱。
所以想要改變那些被滿清奴化的百姓，就得讓他們吃飽穿暖，有地方住，給他們自由，給他們榮譽。
而這些最基本的，就是得讓他們有錢。讓他們能賺到錢，也能存得到錢。
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只有用實際行動去讓他們感覺得到，你是真心爲他們好，讓他們有飯吃，有衣穿，能住寬敞的房子，能言自由之言論。他們纔會真心接納你，擁戴你，維護你。
而實質上，剿匪軍佔領的區域，種田的農民除了農業稅以外，便已經不需要再交其他的稅收了。
至於那些不知名目的苛捐雜稅，剿匪軍也一律不許收。誰要敢亂收，百姓便可到當地的檢察院去舉報。到時候自然會有官員下來處理。
甚至連數千年以來都沒有改變的徭役，張瑞也一併廢除了。如今軍隊輸糧的大都是輔兵，至於民夫，也都是出錢糧聘請而來。
也正是這樣，被剿匪軍所佔領的百姓感到幸福來的就是如此突然，無不擁護着剿匪軍到來。同時，對於剿匪軍所開展的工作更是無條件的支持着。
那些受益的百姓們無不大呼着，這天下必須得由漢王來主。也只有漢王做了皇帝纔會把天下的漢人當做子民，而不是像滿清那樣，只會把漢人當做可以剝削的奴隸。
甚至，在剿匪軍所佔領的區域內，有人敢私底下說張瑞的壞話被人聽見，立馬就會受到他人自發性的羣起而攻之。
百姓是什麼想法，張瑞不知道。
張瑞之所以下令，家庭年收入不止五十兩者，不需要上稅，是因爲他覺得他不想丟人。
因爲同一時期的英國，一個普通農戶除開必要的花銷外，每年應該可以剩於二三十兩的意思。而如果自己治下的勤勞百姓，在除開基本的生活所需後，一分銀子都沒有剩下，那豈不是說明自己太過失敗了？
當然這不僅僅只是鬥氣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張瑞希望能改變百姓被剝削的分毫不剩的命運。
也正是這樣，張瑞所佔領的區域，經常有人調侃道：你連稅都交不上，你還談什麼你家有錢？
甚至有人嫁女，首先要看他家能不能拿出政府開給他家人稅收票。
雖然剿匪軍佔領的區域不久，但是百姓卻在不知不覺中不斷的改變着的。
在此之前他們對未來更多的是茫然和無奈，而如今他們對未來的憧憬也越來越期待了起來。
而百姓中也有人這樣問道，如果剿匪軍被清軍打敗了怎麼辦？我們還回得去到那滿清的統治下生活嗎？
對此，有人是這樣回答的：只要有漢王在，剿匪軍就不會敗。誰要敢跟漢王對着幹，我又敢拿命去幹他。只要剿匪軍需要我，我隨時準備好扛刀擡槍上戰場去。
雖然不知道這人說的話是不是真心實意。但也從側面反應了，被剿匪軍佔領過的區域，百姓嘗過做人的滋味，便很難再適應做回奴隸。
“漢王，怎麼了嗎？”看着突然間沉默不語的張瑞，陳得運以爲是自己的話語刺激了他，不由得擔心的問道。
雖然張瑞做事很多時候讓人不理解，但是在陳得運心目中，漢王對他們這幫老弟兄是真心的不錯。也正是這樣，陳得運對於張瑞是發自內心的尊敬着。
注①：來自於《中國通史》的記錄。
②：資料來自於《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農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