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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三年轄區含河北、河南兩省十二縣的邯彰行政督察專區成立，專員駐地設於邯鄲之後，邯鄲在沉寂千百年後，便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尤其是隨着北方公司新區工廠外遷，在邯鄲與新區之間便興起了一片“新城區”短短兩年間，邯鄲新城區無論是人口亦或是面積都數倍於老城區，而邯鄲更是在民國二十四年由縣升市，且成爲聞名全國的“四大工業城市”之一，其工業產值、工業人口甚至超過上海，位居全國第一。
與老城區內的老式建築不同，每到夜晚燈火通明的新城區除去一座座林立的工廠，還有一棟棟高樓，這些現代樓宇大都是“民族式現代建築”其中乏被稱爲“現代中國建築典範……”的建築，而在仁一路與義五路交匯處的仁義廣場西南角，則有一棟今年剛剛被評爲“現代中國建築典範……”的地下三層、地上六層的建築，這裡便是“邯鄲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新樓。
這座於月前剛剛投入使用的專員公園建築的整體風格依然是東西文化結合的“民族式”但其屋檐的式樣，是按故宮式樣設計的“簡約版”在建築風格上是不折扣的中國化，從外觀上看整棟樓的結構佈局均勻合理、莊嚴肅穆，而外部裝飾精巧豪華。而這座專員公署的興建，則是因爲在過去的兩年問，專員公署辦公人員急劇增加，尤其是民團司令部的軍官、參謀軍官的急劇增加有着很大的關係，尤其是後者，大量留美軍校畢業生以及陸士失業軍官生進入民團司令部，使得老城隍廟改造的專員公署早就變得擁擠不堪，爲此，二十四年六月專員公署作出決定，通過拍賣舊公署籌集資金，於新區興建新公署。
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而言，新公署更多的是爲民團司令部興建，畢竟除去一樓之外，整個建築實際上都爲民團司令部使用，因專員公署與民團司令部在同一棟樓內辦公的原因，在設計時，除去正門之外，在其東翼亦沒有一座偏門，從上午十時起，在這座偏門的門廳處，不斷有汽車停下，從各縣趕回來的軍官匆忙進入司令部，而與此同時，在三樓的會議室內，專區防務委員會成員們與民團參謀部的參謀們難得聚集在一起，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在三樓的這間戒備嚴密的會議室裡，防務委員會與參謀部成員們擠在了一起，面色冷峻的人們進行着商討。有一個人正在用憂鬱而又單調的聲音給他們宣讀着一份由防務委員會匆匆起草的報告，而此時這裡的氣氛顯得極爲壓抑。
而此時，在這間會議室內，人們討論的話題中心只有一個——綏遠!綏遠局勢空前緊張，同樣引發了邯彰的一系列反應，尤其是現在日本更是在平津一帶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更是讓這邯彰感受到了威脅。
“從民國二十四年起，日本接連製造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和豐臺兵變、香河事件，繼佔據中國東JL--：省與熱河省之後，不僅進一步取得了對中國河北、察哈爾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區的實際控制權，而且極力推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實行自治，爲製造第二個“滿洲國”創造條件。此即所謂華北事變。”
於德仁輕聲分析着這件事的前因後果，作爲專員的幕僚，同樣也是專區防務委員的他現在只能一邊分析着當前綏察一帶的局勢，一邊思索着種種可能。
“華北事變清楚地顯示了日本軍方試圖製造“華北國”，逐漸蠶食和分裂中國北方各省的強烈野心，而日本官方這時已公開堅持的日“滿”華三國提攜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謂“廣田三原則”更是使正在致力於完成國家統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因此，面對日本步步進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認華北自治的強硬態度，蔣介石則借國民黨五全大會之機，委婉地表示中國不會總做無限制讓步與妥協，同時暗中開始加緊對蘇接洽，準備萬一了。而與此同時，日本則把視線投向了綏遠!……在二十五年以後，此前曾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策動下，一度風聲鶴唳、高度緊張的平津地區一時歸於平靜。但屬於日本關東軍目標範疇之內的察綏地區，卻再度陷入危機之中。深受“滿蒙計劃”影響，以控制經營整個滿蒙爲目標的日本關東軍，在實際控制了察哈爾東部地區之後，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動德王在內蒙古造成獨立局面，進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蒙古國。爲此，日本不僅加緊向察哈爾全境，乃至向綏遠地區實行滲透，而且接連運用僞軍李守信等部製造事變，逼迫中國方面撤出了察哈爾省長城以北地區。j月，德王與李守信等更公開在化德成立了所謂“蒙古軍政府”德王親任總裁，掌軍政大權，李守信兼參謀部長，並聘日本人村谷彥治郎、山內、稻茨、山本信親、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顧問及軍事、財政、外交、教育等顧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和僞蒙軍自然要把奪取綏遠省，視爲完成“蒙古建國”的下一階段戰略目標。察綏一帶局勢，自然漸趨緊張……”
在於德仁就此時的前因後果加以彙報時，管明棠則把眉頭皺着，他的左手夾着一根香菸，但是卻沒有一絲想要吸菸的意思，只是在那裡思索着，這一切來的太過忽然了，在於德仁就當前的局勢加以彙報之後，民團參謀部情報處處長於新民便就軍事情報方面加以彙報。
“上半年對察哈爾方面進攻計劃，因晉綏方面除綏遠省主席傅作義涉及其利益，而積極響應外，閻百川等人因顧慮陝北方面東征，而未加以積極響應，加之兩廣事變爆發，中央軍被迫將主力南調，從而導致上半年進攻計劃被迫流產……月前lO月8日，蔣介石親自與日方代表川越會談。JII越根據日本政府的訓令，絲毫沒有做出緩和的姿態，明確提出了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和限時降低關稅等各項要求，由此中央方面便改變計劃，着手重提其“察綏進攻計劃”準備在綏遠採取行動……”2日，中央決定抽調湯恩伯部三個師應援綏遠，另由於有消息稱關東軍調兵兩團加入攻綏僞蒙軍，因此委員長甚至還想增厚援綏兵力。只是他對日本關東軍會否加入攻綏仍感懷疑，同時何應欽也“恐日人偵知爲慮不主急辦……”故未付注行動。20日，當天，他還急電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要其速調關征麟之第二十五師至咸陽候命，“準備增援綏遠……””
在其於新民彙報時，管明棠的眉頭依然緊鎖着，他在思索着更深層次的問題——在這一事件中，自己以及邯彰該如何自處。
“清泉，調查局那邊，覺得爲什麼南京方面要打這場仗？”
將視線投向曾澈，管明棠的眉宇間帶着一些疑問，就他所掌握的信息來看，在“77事變”之前，南京方面則是不斷忍讓，以爭取時間，但現在似乎有所改變。
作爲經濟調查局局長，同樣也是防務委員會成員的曾澈在聽到專員的問題後，立即開口答道。
“專員，南京方面之所以決心在綏察方主動展開軍事進攻，其原因無非兩點!一是國內政治需要，二是對日備戰的需求。”
儘管綏察距離邯彰很遠，但並不意味着曾澈就未加以關注，實際上，調查局早在上半年就在綏察方面派出了調查員，以蒐集各方面情報信息。
“在國內方面，南京受到6月初爆發的兩廣事變的刺激，同時發現深處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魯守將宋哲元、韓復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與兩廣反蔣派相應和，因此南京方面不能不擔心華北諸省有脫離中央的嚴重危險，如南京不有所行動，很有可能導致河北、山東方面進一步與日方合作，進而脫離中央。因此其對綏遠的方針必須強硬起來，對內以威懾河北、山東方面的異心，第二點呢，則就是對日備戰的需要，在日本關東軍已經接連佔領了東北與熱河，並部分侵佔察哈爾之後，任何人都不能夠輕率斷言日本不會進一步尋找藉口直接侵佔綏遠了。而就目前來看，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關東軍在綏遠的行動，不會是大規模的戰爭行爲，更多的還是關東軍少數將領的越軌行動，這一點，我們清楚，南京方面同樣也很清楚。而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國方面就必須迅速表現出強硬態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鑑於這兩點內外需求，南京方面纔會再度決定要先發制人……”
在曾澈提前“先發制人”時，管明棠的眉頭微微一揚，同時把視線投向民團參謀長王庚，看着他問道。
“受慶，你不能能從軍事方面解釋一下，先發制人的成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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