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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漢城。
外城方圓二十餘里,護城河闊二十餘丈,濠之內外皆種滿楊柳,粉牆朱戸禁人往來。
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望而生畏。
進得城來,毎百歩設戰棚置一指揮守衛、並密置暗哨,望之聳然。
城裡牙道,各種楡柳成陰。
城內外交通十分方便,城裡外河道交錯,水運繁忙。
街道繁榮,車水馬龍,百街千巷有數不清的店鋪,妓院、茶樓、香鋪、勾攔、藥房、靴店、馬行、酒肆、瓦市,可以說應有盡有,買賣興隆,生意旺盛,服務周到,還有很多這個時代沒有公共設施,像李衍特意交代建設的大型學堂、大型醫管,讓人耳目一新。
安東都護府更是氣宇非凡,金碧輝煌,樓臺亭閣,飛龍畫風,金釘朱門,禁衛森嚴。
各個衙門官府都在近旁,坊院倉庫也雲集一起,十分便捷。
一路走來,不僅梁紅玉眼花繚亂,就連李衍都望而興嘆——漢城的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大都護府前,自聞煥章以下,數百文武百官皆來迎接李衍,觀其架勢,若不是李衍事先交代,他們可能會迎到仁川港接李衍!
李衍身後的梁紅玉,是第一次來漢城,也是第一次見到李衍手下的文武百官,因此不免有些好奇,進而偷偷打量這些人。
打量了一會,梁紅玉驚訝的發現,這些人眼中竟然全都是尊敬——發自內心的尊敬。
而他們尊敬的對象很明顯是李衍。
“官人怎麼這麼受他們尊敬?”梁紅玉不解!
直到幾天後劉慧娘主動來找梁紅玉嘮家常,梁紅玉才知道原因。
在安東都護府建立之初,李衍就廢除了包括兩稅在內的北宋所有稅制。
此時最大的兩稅,被李衍改成,每年只交一次——從得到土地開始(包括官府分的,也包括自己開荒的),第一年只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一成均產糧食,第二年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兩成均產糧食,從第三年開始,每年都交其所擁有的土地面積乘以三成均產糧食。
與此同時,李衍提出了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耕地佔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輛購置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菸葉稅、關稅、船舶噸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等十九種稅,並且對這十九種稅制做了詳細的註解。
李衍所制定的稅制,對流轉額徵稅、對所得額徵稅、對資源徵稅、對財產徵稅、對行爲徵稅,極爲靈活,又極爲巧妙,就以印花稅爲例,徵稅範圍極爲廣泛,人們還自覺上交,讓所有人都對李衍佩服的五體投地!
更別提,李衍弄出來的這套稅制,在大幅度削減農民和窮苦人的負擔的同時,稅收還比以前多出了一倍,而這還只是目前發展之初階段收到的,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收上來的一定會更多。
而稅收的主要主體(商人富戶),也不覺得難以接受,並且也都在積極維護這套稅制。
爲什麼?
因爲李衍不同於以往的統治者,他大力鼓勵通商,並解除了幾千年以來加在商人身上的沉重枷鎖。
此前,商人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社會普遍存在四個階層,即士、農、工、商。
士大夫、官員、舉人、讀書人等士人的地位最高,其次是農民和地主,然後是手工業者、工匠,最後纔是商人。
商人備受歧視。
歧視到什麼程度?
秦始皇“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意思是“崇尚農業,黜除工商,百姓由此富足”,然後又“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戶於咸陽”對豪富進行監視看管。
到了秦二世,更是荒唐:他將九類政治地位最低的人謫戍嶺南,其中四類人與商人緊密相關,即:本人是商人、曾經是商人、祖父母是商人,父母是商人。也就是說,一旦曾經做過商人,三代子孫一律流放。
漢代之後到宋代之前,統治者對待商人的態度和套路,大多是同一路數,總是逃不出幾個詞彙:抑制、打擊、抹黑、羞辱。其手法五花八門,有的實在是匪夷所思。如晉代,法律這樣規定,做買賣的人,額頭要裹上白毛巾,並把自己的名字寫在白毛巾上,腳上穿的鞋子,必須得一腳穿白鞋,另一腳穿黑鞋。前秦苻堅則下令商人不得穿金銀錦繡,違者砍頭。北魏法律規定商人永世不得做官。隋唐時代,也規定商人或商人的兒子不得參加科考。
(漢朝曾有過“捐官”一說,實際卻是“買官”。但能買官的人,大多都是士族和那些耕讀人家,沒有商人的事。)
宋朝稍微好些,商人受歧視的程度比之前低不少,不過也不是說全無歧視。
總之,此前商人備受歧視,也沒有任何保障,一旦國家缺錢,就開始用各種理由抄一波家。
而在李衍這裡,不僅出臺了不少鼓勵通商的政策,還將對商人的歧視全都廢除了——只要商人繳納政府規定的賦稅,他們就享有普通公民享有的權利。
李衍對商業的大力支持,直接導致漢城變得空前的繁華,而且繁華正在快速向李衍的其它地盤發展。
另外,李衍正準備推出貨幣改革和錢莊,進一步促進商業發展。
除了自己改革,李衍也允許別人改革。
李衍不像以往的掌權者,對於改革,要麼堅決反對,畏之如虎,要麼堅決支持,不計較後果,要麼今天支持明天不支持朝令夕改,更不和稀泥,而是極具創建性的提出了“實驗田制”——也就是,不論什麼改革,都先劃分出一塊改革區進行實驗,如果實驗成功,就大力推行,如果實驗失敗,就先總結失敗的原因,再羣策羣力尋找補救的措施,而一旦確認這項改革無法進行或是有無法彌補的巨大漏洞,則果斷放棄。
李衍提出的這個“實驗田制”爲改革提出了最可行、也最保險的制度,讓那些改革派有發揮熱情的機會,也讓保守派可以掌控這些改革,以至於水泊梁山這個政權不會出現王安石和司馬光那樣的守變之爭,宋朝吵了幾十年都沒能解決的難題,被李衍輕而易舉的就解決了。
總而言之,李衍出手雖少,但每一次出手,都能讓人看出來李衍的高明和無與倫比的智慧。
可李衍雖然天才橫溢,卻不攬權,該抓的抓,該放手的地方毫不拖泥帶水,並且極爲敢用人,讓文武百官中的絕大多數人都能實現他們的人生價值。
試問,這樣的李衍怎麼能不受他們尊敬和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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