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千禧年來臨，紐約，北京，聖保羅，巴黎，開羅，全世界各大城市會如何慶祝。”
在回來之前，我曾請朋友幫忙，寄一本廣告年鑑給我，上面有臺灣大型廣告公司的資料，我寄了許多履歷和求職信。除了一家“意識形態”廣告公司對我表現出興趣外（但他們並沒有內部創意人員的編制），居然沒有一家廣告公司要我。
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預期之外，這些人是怎麼回事？他們難道看不到我的學歷和經歷嗎？全臺灣大概也沒有一個人像我一樣上過美國最頂尖的兩所設計學校，並且我在全美最好的廣告公司裡負責耐克3年吧。我十分沮喪，搞不懂是怎麼回事。
事後回想起來，其實道理很簡單：第一，我要求的薪水太高。我臨回來前，有人以每月1萬美元的薪水挖我跳槽，我也以此標準提出我的價碼；第二，他們怕我不瞭解臺灣，不習慣臺灣，水土不服。當時我的想法很單純，我的創意這麼好，怎麼可能不能用？爲什麼要了解臺灣？後來，我才瞭解，他們的擔憂完全有道理。臺灣的專業環境和美國完全不同。
最後，李奧貝納廣告公司居然從香港打電話找我去面試。剛從美國調到香港的老闆想要揮別過去，重新開始。他和臺灣的創意頭頭范可欽願意賭我可以在臺灣雜亂的環境中發揮，畢竟有這樣背景的臺灣人，也只有我而已。
李奧貝納雖然沒有給我創意總監的頭銜，但卻大膽地提供給我一個一般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也拿不到的高薪——每個月22.5萬元臺幣，附加公司提供的一棟公寓，以及支付我從美國搬家回來的所有費用。這麼好的公司，這麼好的條件，簡直就是“皇家禮遇”，我欣然點頭。
我將所有家當裝箱，整整裝了177箱，大部分是書籍、音樂、衣服，光是運費就花了7000多美元。
至今，我仍然很感謝范可欽和李奧貝納的總經理華倫。他們願意給我一個機會，在我身上賭一把。可惜我不爭氣，在李奧貝納的兩年半時間中，我並沒有好好發揮，而且，惹了一堆麻煩。
范可欽曾經對我說：“包，你可能是一輛捷豹，但你絕不是一輛保時捷！”我知道他的意思，手工打造的英國捷豹，價高而名貴，但是常常出毛病，令人頭痛；而保時捷跑車卻以“表現”著稱，一飆車就絕塵而去，和其價格相符。
我知道我才華不少，但問題一堆，而最大的麻煩是，我讓人頭疼。我總是爲所欲爲，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我什麼都敢，而且我不按牌理出牌——碰到自以爲是客戶的不高明指點，我毫不客氣地冷嘲熱諷。我視規矩和辦公室政治爲無物，根本不理人家背後的批評和意見。以球員而論，我大概就是球隊中最令人討厭的那種球員。
我在李奧貝納一直沒有好的表現，但在離開那裡前，我卻替公司爭取到一筆預算高達7200萬元臺幣的項目，算是臨別前一個美麗的禮物。
1999年，李奧貝納的客戶“尊尼獲加威士忌”（JOHNNIEWALKER）爲了慶祝2000年的來臨，要向全世界的李奧貝納公司徵求一個電視廣告腳本，預算高達120萬英鎊，換算成新臺幣，大約有7200萬元臺幣。
這不僅是個少有的大項目，而且更是一項榮譽競賽，如果誰能在此案中拔得頭籌，豈不是全世界李奧貝納廣告公司的冠軍？全世界的二十幾個李奧貝納分公司都來比稿，光臺灣就有兩個創意團隊出馬角逐。
結果，在我的創意及胡至宜的文案下，我們擬出了帶着天真和童心味道的提案——全世界著名城市以特別慶典慶祝2000年到來的方式。例如，在聖保羅，有1000對新人舉行集體婚禮；在巴黎，鐵塔成了花之塔；在埃及，建了第四座金字塔；在北京，紫禁城中羣龍起舞……以這些爲表現，並且以“在2000年來臨前夕，你會喝什麼酒來慶祝？”爲主旨的腳本（答案當然是喝尊尼獲加威士忌），拿到了這個大項目。
臺灣的團隊，尤其是我們這個已經被看扁的團隊，居然拿到全球矚目的大項目，不免帶來許多又羨又恨還帶着酸意的眼光及話語，但公司士氣大振。雖然，此項目後來並未請到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導演，花了大半年的時間到全世界取景、拍攝，製作出來的效果也不盡如我們的理想，但是，客戶卻很滿意，賺了一大筆錢的公司也很高興。
更重要的是，藉着這個美麗的句點，讓我得以脫身，離開這個曾經讓我喜悅、得意、痛苦、厭倦、光榮……及有許多學習機會的李奧貝納廣告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