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恩給出的診斷是右臂毀損傷。這種診斷一般只會在即將截肢的患者身上出現。
鄭新的右臂很明顯被絞入了某種旋轉的機械中，而且還不是絞肉機這種銳利的器械。從傷痕上大量的皮膚缺損和沾染的污漬來看，孫立恩感覺他的右臂更像是被絞入了某種重型壓力機械裡——比如帶進料齒的輥壓機之類的大型機械裡。這條手臂幾乎沒有了任何修復價值。
暫且不說修復過程中患者勢必會不停出血，最後因爲失血過多而死亡。就算四院的血庫是連着什麼四次元空間，能夠無限量提供血液製品，大量失血後又大量輸血，DIC和酸中毒以及電解質失衡等等難關還在後面等着呢。
就算上面的問題全都可以解決，修復這樣一條手臂仍然是一件極其困難的工程。
如果真的要修復鄭新的右臂，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什麼小橈骨頭缺損和高達40%的皮膚缺損。而是那四條神經的損毀傷。
血管的缺損可以通過移植其他部分的血管或者人造血管來補足。但神經損毀卻是根本沒有辦法修復的——現代醫學連一根堪用的韌帶都造不出來，更何況能直接連接使用的神經？如果缺損的不算很長，其實可以稍微拽一拽兩頭的神經，然後試着在顯微鏡下把兩頭接起來“看看效果”。可能能用，可能不好用，也可能導致嚴重的疼痛等後遺症。但至少是有個“試一試”的途徑。
但四根神經全部毀損傷……這連試一試的意義都沒有。如果不管神經，只去修復斷裂破損的肌肉，血管和皮膚的話，最後患者得到的只不過是一條能自己發熱的假肢而已。這對他的生活品質不會有任何改善，同時還會消耗掉大量的金錢，並且爲他換來一段長久痛苦且毫無意義的康復期。
與其這樣，還不如干脆截肢比較安全。根據目測，孫立恩估計行截肢術至少能爲鄭新保留下右上臂肱骨四五釐米的殘肢。剩下的這部分殘肢配合上合適的義肢，應該能讓鄭新在一兩個月的時間內恢復到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程度。
孫立恩的判斷很直接，隨後趕來的曹嚴華醫生也贊同了孫立恩的判斷。
“這個只能截肢了，而且得儘快做。”曹嚴華醫生帶着溼漉漉的頭髮和蒼白的面龐，低頭檢查了一下鄭新的傷口，然後遺憾的搖了搖頭，“不可能保肢的，這種傷要保肢，得把他的命賠進去。”
和鄭新一起隨車抵達醫院的，是他的妻子。在孫立恩拿着通知書去和家屬做談話的時候，他聽到了這起事故的前因後果。
鄭新是個家庭貧困但願意拼搏的年輕人。十六歲開始出門打工，鄭新在各地的工廠裡先後從事了多種職業。在二十歲這一年，他攢下了十萬元的資金後，決定去爲自己的夢想戰鬥一把——他憑藉這十萬元的本金，以及父母和岳父岳母的資助，開了一家小型的金屬加工廠。
他自己的工廠規模很小，而鄭新則屬於那種比較罕見的人才——他學歷不高，但技術精湛。憑藉着勤快而且嘴甜的優勢，過去四年的打工生涯中，他迅速掌握了多門金屬加工的高級技能。
大型金屬加工廠對於訂單有比較高的要求，除非數量達到某個量級，否則人家連接單子的興趣都沒有。但鄭新很有眼光的把業務需求下放到了五件起做的標準。儘管算下來單件收費比較大型加工廠貴的多，但這種經營模式依舊爲他的小工廠帶來了非常可觀的訂單數量。
而這次的生產事故，也正是這種經營模式所帶來的直接後果。
小工廠意味着不可能養的起太多技術骨幹，而大量訂單對於小工廠而言，不光意味着收入，同樣也意味着交付壓力——這些加工合同大部分都是簽了賠償條款的。如果不能及時交付，光憑賠償條款，就能把這個剛剛走上正軌的小加工廠直接壓垮。
自從進入了六月，鄭新每天的睡眠時間就被他壓縮到了每天不足三小時的地步。而今天是交付的最後一天，他在完成了最後一件構件的處理流程之後，直接眼前一黑，摔倒在了輥軋機的進料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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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自己的丈夫要截肢的瞬間，鄭新的妻子是崩潰的。
她自己也不是什麼見過大場面的人，和鄭新認識還是在山東的金屬加工廠裡——當時鄭新是熱加工車間的工人，而她則是食堂的幫廚。後來着鄭新一點點把現在的家當置辦起來，她在其中其實並沒有出什麼力，鄭新是個有些特別的“大男子主義者”。他堅持認爲吃苦受罪應該是男人的特權。哪怕工作再忙，他也攔着不讓妻子上場。
凌晨四點，鄭新生命垂危躺在搶救室裡，渾身上下的血都快流空了。而他的醫療決策代理人，他的妻子卻始終無法做出“同意截肢”的決斷。她甚至哭哭啼啼的在微信羣裡發語音，都沒辦法直接給孫立恩一個明確的答覆——你是打算冒着丈夫死去的風險保肢，還是以他的性命爲第一優先考慮果斷截肢。
看着家屬這個哭哭啼啼的樣子，孫立恩也很着急。鄭新的血型快檢結果已經出來了，現在搶救室裡正在爲他進行着復溫和加壓輸血——搶救室裡的兩臺加溫器都不夠用的，爲了儘快對血袋進行復溫，目前手頭有空的醫生護士們幾乎都參與了進來。每個人兩個血袋，放在腋下和手掌中拼命做着預復溫——這樣能夠減少一點點加溫器的工作時間。而在鄭新的牀邊，三名護士手捧血袋，正在通過靜脈通道往鄭新的身體裡使勁擠壓着復溫好了的血液。而一旁的地上，凌亂的扔着已經輸完了的血袋。
入院二十分鐘不到的功夫，四院已經爲鄭新輸入了一千八百毫升血液。但他的心率還是維持在135的水平。
這麼下去不是辦法。孫立恩急的又問了一遍鄭新的妻子，但她還是猶猶豫豫的說要“再問一下家人的意見。”
孫立恩急的跺了跺腳，但總不能對着患者家屬發火。想來想去，他還是嘆了口氣，努力讓自己心平氣和下來勸道，“你是想要一個活着的丈夫，還是想要一個還留着胳膊的屍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