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義過後，全國範圍內都興起了一股革命潮流。北方以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因爲得到了列強和地方立憲派的支持，他們強勢的控制了直隸、山東、東北等北方大部分地區。
南方則是鬆散的會黨和立憲派聯盟，他們因爲各自的權力分配問題反而陷入了新一輪的內鬥中。直到袁世凱的北洋軍兵臨武昌，立憲派和革命黨才團結一致，對抗共同的敵人。
武昌城成了雙方反覆拉鋸的地方，北洋軍雖然最後拿下了武昌城但是也沒有了銳氣。最後雙方都打累了，革命黨人爲了防止北洋軍趁勝一路南下，最後雙方不得已進行了和談，和談條件如下：清帝必須p退位，雙方擁舉袁世凱爲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允許南方各省聯合自治等等。
和談結束了，雙方都簽訂了停戰合同和條款。但雙方都知道這些紙質條款不過只是一堆廢紙，雙方都是志在天下之人，他們也同樣明白一旦對方緩過勁來，那麼帶給自己將會是毀天滅地的災難。在這種情況下，雙方毫不體恤百姓都進行了無節制的擴軍導致原本凋敝無比的民生更加的困苦。
南北雙方雖然簽訂了和約，但還是經常爆發一些小規模的摩擦和局部戰爭。各地督軍更是橫徵暴斂大發民難財，而且各地督軍之間也經常爆發大規模的戰爭，導致了無數百姓流離失所，很多老百姓不得已只得落草爲寇。
就這樣，各地督軍之間的互相攻伐導致各地的經濟迅速走上了下坡路，很多貧窮地區更是匪盜叢生，百姓苦不堪言。就連素來以富庶著稱的湖廣和兩江地區也都在這羣督軍的瞎搞之下，弄得湖廣地區人心惶惶。都言亂世人命如草芥一樣，果然如此，貪官污吏的壓迫和流匪們的劫掠，使得一向富庶的湖廣和兩江都出現了乞丐和流民。
民國時期社會動盪不安，先開始是各地軍閥之間的互相攻伐和無止境的戰爭。袁世凱自從被清政府軟禁了以後已經開始慢慢失去了對底下北洋軍官的影響力，袁世凱沒有任何自己的嫡系軍隊，全靠往日的積威壓制着這些蠢蠢欲動的實權派北洋軍頭。後來，袁世凱稱帝等於某種程度上斷絕了馮國璋、段祺瑞的總統夢，所以他們羣起而反之。
時間一晃而過，1913年的春天比以往顯得是那樣的寒冷，1913年3月20日，重組以後的國民黨的魁首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兩天後去世。現場留下來的證據證明了這一切出自袁世凱的指使，孫中山於事發後即從日本返回中國，於上海開會，主張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1913年7月12日，在袁世凱的步步緊逼下，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正式宣佈江西獨立，並發表電告討袁，自此轟轟烈烈的二次革命爆發。
由於革命黨人當年鬧革命的時候過多的吸收了會黨領袖，而這些人往往是一些爲社會所不齒的渣滓流氓，這些人實際上毫無革命信念，一旦當權，必然危害地方，民不聊生矣。那些出身會黨的革命黨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亂搞一氣，弄得新生但混亂的民國還不如腐朽然穩定的大清，而袁世凱的北京政府當時又拿這些人沒有辦法。
所謂“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社會的動盪反使得人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和中央政府出現。由此，袁世凱正好成了全國人民所期盼的安定力量和太平象徵。市井平民並不會主動接受什麼革命大義，他們當時最希望的是袁世凱能夠撥亂反正，儘快恢復秩序，繼續過太平的日子。因此，“二次革命”引起的反響不足，也就不以爲奇了。
“二次革命”，或者說“贛寧之役”，既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也是辛亥革命中那場尚未完成之戰爭的繼續，可惜的是，那只是革命的退潮或者未盡的尾聲。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袁世凱所代表的軍政集團大獲全勝，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三省勢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們也就噤若寒蟬，唯袁世凱是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