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泰所提及的楊英乃是鄭成功軍中的一個戶官，算得上是鄭成功的死忠，其人在後來編撰的《從徵實錄》乃是研究鄭成功的重要史料，不過其中在一些歷史事件上的含糊其辭和錯謬也同樣爲後世歷史研究者們所詬病。
福建明軍需要時間來恢復元氣才能再戰，而他們如今所面對的也不再僅僅是福建的綠營兵，這使得鄭成功在最近的一年半載暫且只能保持守勢。
事實上，這並非是洪承疇向順治獻計時所盼望的結果，至少在他眼裡靖南藩的那一萬藩兵乃是滿清漢軍之中的翹楚，應該在接下來發揮更大的作用，比如徹底鎮壓東南四省的抗清運動。
正式就任東南四省經略後，洪承疇在南京呆了幾天，把需要在那裡確定下來的事情搞定後便動身前往南昌，自然也是免得圖惹馬國柱的不悅。不過在南京的那幾天，洪承疇不僅召見了陳文以前的監軍文官王江，更是與即將被押解回京的金礪和李之芳二人進行了一次會面，絲毫沒有畏懼因此而惹上什麼人的不滿。
見了這二人一面後，洪承疇也並沒有打算爲他們上書順治要求些什麼，因爲對他來說根本沒有這個必要，不過二人向他提及的一些關於浙江明軍的現實情況卻還是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金礪提到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更是使得他爲此而專門派了一個親信返回快馬加鞭的返回京城。
抵達南昌的經略衙門後，洪承疇分批召見了劉光弼、楊捷、王之綱以及張國勳的衆將，並且發文杭州和溫州要求衆將加強士卒的訓練和城防的修葺，以備明軍來襲。
年前的一系列籌劃爲滿清的東南戰局爭取了幾個月的時間，北方的綠營兵和那支擠出來的精銳部隊已經啓程出發，然而眼下也已經快到了三月，對於東南的明清兩軍來說時間都已經所剩無幾。
今年上半年浙西南必有一戰，洪承疇很清楚，即便是清軍沒能發起圍剿，浙江明軍在休整完畢後也必然會發起進攻，北方綠營報告軍隊行進速度和抵達位置的報告每天都會送到洪承疇的案前，可是就在如此緊張的氛圍下，一份密報卻還是讓他拋下了所有的公務來大加關注事態的進展。
永曆七年二月下旬，湖廣南部的永州，李定國自去年十二月在發現自家孤軍深入的情況下而放棄衡陽後便駐軍於此。
之前的一年，比之滿清，對於明廷以及各地的抗清人士而言乃是值得慶祝的一年。東南戰場上陳文和鄭成功分別在浙西南和閩南多次擊敗清軍，而西南戰場上不僅有靖州、辰州兩次大捷，更有李定國兩蹶名王，極大的振奮人心。
但是就在衡陽大捷的前不久，此前在四川戰場上連戰連捷，大有一舉收復全川、北上甘陝之勢的劉文秀所部於十月慘敗於保寧城下。滅虜將軍王復臣、總兵官姚之貞、張先軫、王繼業、楊春普等被清軍擒殺，損失士卒大半、戰象三隻、馬騾二千三百餘匹，就連劉文秀的撫南王金印也被清軍繳獲，此前收復的大片失地也重新被清軍佔領。
劉文秀的失敗主要還是其人的急功近利以及輕敵所致，吳三桂、李國英等清軍利用了這一點，優先擊潰了明軍中戰力最弱的沅國公張先壁所部，隨即驅趕潰軍將劉文秀的大軍徹底擊垮。事後，孫可望放棄了四川戰場，並利用此敗豁奪了劉文秀的兵權，將其投閒置散。
如此一來，衡陽的錯失良機、四川保寧的慘敗以及廣西的再度淪陷，從地圖上看的話，明軍一度收復的大片失地又重新爲滿清所佔據，真正能夠轉化爲穩定根據地的其實並沒有多少。
直到前不久，隨着數月來的休整的結束，西南明軍也從去年連番征戰的疲態中恢復了過來。爲此，孫可望力邀李定國前往靖州商議出兵事宜。李定國不疑有他，便起身前往。可是行在路上之時，卻傳來了孫可望意圖藉此機會謀害於他的密報。
送來密報的乃是李定國的一個心腹，接到消息李定國可謂是左右爲難。李定國停在了半路，孫可望在三天之內竟連下七道命令要求李定國前往，而接下來的幾天之中，接二連三的有人趕來向李定國密報孫可望唯恐其功高震主準備在軍議之時將其殺死，其後以孫可望本人的親信馮雙禮來統領李定國麾下的大軍，報信之人其中也包括劉文秀的兒子。
孫可望與李定國之間早有矛盾，早在張獻忠身死後，大西軍餘部爲圖生存的會議中孫可望便與李定國的“扶明”主張向左，後來在李定國的以死相逼之下，大西軍南下雲南借平定沙定洲之亂的契機佔據了雲南。
這期間大西軍乃是由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和艾能奇四人共同秉政，但隨着大西軍摧枯拉朽般的收復了雲南，孫可望的野心在一些有心人，如任撰等人的慫恿下極度膨脹。昆明的“演武場升旗事件”之中，孫可望便借責罰李定國來確定了他大西軍最高統帥的身份，而後在與明廷之間的冊封秦王的爭議之中，孫可望更是藉助於明廷的權威徹底壓倒了李定國和劉文秀。至於艾能奇，則在這期間就已經去世了。
永曆朝廷在走投無路下完成了與大西軍的合流，永曆天子也被軟禁在了安隆千戶所，孫可望也早已自稱國主，但是在他看來，永曆天子以及在大西軍中與他地位相仿且手握重兵的李定國、劉文秀這三個人對他的地位威脅極大，尤其是後者與前者之間建立起密切的關係。
除此之外，孫可望與李定國的身邊也多有挑唆二人不和的明廷文官。如原雲南副使楊畏知就曾在孫可望面前煽風點火：“將軍若能討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壓服李、劉兩王，何等威風！”。而他在李定國、劉文秀等人面前，卻又數落孫可望狂妄自大，獨斷專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們要當心兩王府換上“孫”字大旗。
明廷的文官意在分化大西軍衆將，以維護明廷的權威和利益，這本無可厚非，但是一系列的挑唆之下，二人本就已經存在着的裂痕就更爲深重了。
接下來到了去年，李定國取得了桂林大捷，儘管在獻俘等事宜上都尊重他這位身居貴陽的“國主”，對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只送去了一份報捷奏疏，孫可望對此大爲不滿，竟在衡陽大捷中秘密指使馮雙禮違背與李定國的約定，導致了李定國無法趁機圍殲那支滿蒙八旗的重兵集團。
前不久，借保寧之敗孫可望剝奪了劉文秀的兵權，將其投閒置散。此番有此一舉，想來也並非沒有可能。
“不幸少陷軍中，備嘗險艱，思立尺寸功，匡扶王室，垂名不朽。今甫得斬名王、奏大捷，而猜忌四起。且我與撫南弟同起雲南，一旦絓誤，輒遭廢棄。忌我，當必尤甚。我妻子俱在雲南，我豈得已而奔哉。”
回到了永州之後，李定國對此還是無法釋懷，滿懷悲憤的向部將說道。
二十幾年的兄弟之情啊，可是接二連三的消息傳來卻使他不得不相信孫可望的那份殺其人奪其軍的密謀。況且這等事情孫可望並非做不出來，當初張獻忠死後，大西軍中張獻忠的正妻與宰相汪兆齡位在四人之上，便是孫可望挑頭將二人殺死，四人才得以帥軍離開四川。如今看來，不過是故技重施罷了。
不能繼續在湖廣呆下去了，否則大西軍必然將會在自相殘殺中走向滅亡，而因此獲益的則只有滿清。
回來的路上，李定國便已決心帥軍離開湖廣。不過眼下對他而言卻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向南重返廣西戰場，而另一條則是前不久一個剛剛受封爲侯爵的浙江明軍大帥派人送來的邀請——東進江西，合力收復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