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清楚歷史上每一次的變革都會產生一批新貴，從而改變社會的格局，而這必定使得原有既得利益集團的不滿，讓他們對新政進行抵制和破壞，進而引社會和政權的動盪。?而當前是以士族爲主導的社會，揚文抑武，限制和打壓武人也是大宋的國策，幾百年的不斷加強已經形成固有的士農工商的社會機構。
如今國破家亡，想要復國只能依靠武人集團，同時還需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否則你讓馬兒跑又不給馬兒草，誰會爲你去賣命，也就是說必須要有足夠的利益吸引曾能得以得到武人集團的支持。不過武人晉升的通道只有戰功，或是依靠裙帶關係結成的利益集團，難以形成有序的晉升渠道。
說實在的小團體和‘山頭主義’自政權的出現就相伴而生，且到現代社會也無法根除。而正是如此纔會導致大宋各個軍事集團的**叢生，內鬥不止，讓軍隊戰鬥力低下，嚴格的說就是自己依靠的侍衛親軍同樣存在小團伙的現象，只是現在由於初建羽翼未豐，還難以形成新的勢力集團。而當前自己爲了獲得他們支持，又不能不予以重用，提高他們的地位，若是任其展總有一天會尾大不掉，生成新的集團。
趙昺此前一心想要辦軍校，就是想單純的提高戰鬥力，但是同樣困難重重。先自己得不到士人集團的支持，對自己的提議消極對待；再者這種辦學方式是新事物，而舊的武舉、武學系統雖已停滯，但並未取消；最後的阻力其實是來自他自己，他必須要在維護現有體制下進行運作，已避免整個政權的崩潰、失去士人集團的支持。
不過辦理軍校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此能夠有系統地，有組織地層層提拔軍事人才，相比通過沒有系統，沒有組織的層層提拔軍事人才，有許多的好處，比如可以避免任人唯親，提拔人才沒有統一標準，軍事技能無法有相同的接口等許多弊端，並可以系統地有組織地有層次地爲軍隊提供軍事人才，軍校提供給軍隊的不僅僅是單個的軍事人才，而是成體系的軍事人才。
而更爲重要的是可以通過軍校重塑軍隊的價值觀、價值取向和信仰，並對軍人系統的進行忠君、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等一系列的教育。樹立一種真正的軍人精神，堅定救國救民統一中國的理想信念。可當前形勢下，趙昺在無法獲得支持的情況下，他只能‘曲線救國’，仿照前世的小站練兵通過換裝新武器組建新軍，把各種理念灌輸給他們，培養基幹力量和新型軍事人才，爲它日建立軍校打下基礎。
不過趙昺又猛然意識到這個階層的它日必將崛起，成爲新的階層，從而顛覆現有的社會結構，打破士人主導政權的權力體系。當然這絕不是他的臆想，歷史上有諸多的例子可尋，培養一個新階層雖然難，更難得是如何和平過渡，不引起新的動亂。
但趙昺知道這並不容易，每次政權的更迭和變革其實都是新的階層崛起，原有的利益集團被消滅。創建漢帝國的劉邦集團，功臣將士們多出身於社會下層，質樸少文，耿直現實，看重的是一刀一槍、日積月累的功績，追求的是加官晉爵、一畝一宅的利益。洛陽南宮的慶功宴上，都武侯高起和信平侯王陵曾與劉邦進行過千年古問的回答，這不但是他們想法的披露，也是他們意願的表達，也奠定了漢朝的政治基礎。
相對於劉邦得人者得天下的華麗解答，功臣將士們篤定地認爲，作爲集團領袖的劉邦，能夠與將士們利益均沾，與功臣們共天下，這纔是漢之所以勝楚，劉邦之所以能夠打敗項羽的原因所在。聰明機巧的劉邦，對於功臣將士們的想法心願，何嘗不是心知肚明，他之所以能夠輕飄飄撥開高起和王陵的話頭，笑盈盈另做漢初三傑的解答，獲得滿堂羣臣點頭稱是，心悅誠服，是因爲就在此時此地，他已經頒佈了高帝五年詔。
這部詔書對於功臣將士們的利益，做了最大限度的滿足。秦漢社會，是嚴格的身份社會。身份決定一切，包括法律地位的高低，財產佔有的多少，出仕任官的大小等等。身份由爵位規定，爵位一共有二十級。二十級爵位之外，一級的公士之下，是沒有爵位的人，在民間者稱爲庶人，在官府和軍隊服役者稱爲公卒、士伍。
庶人之下是半自由民的司寇和隱官。寇是有期刑徒，隱官是服刑滿期者，就是刑滿釋放人員，他們都可以立戶，但只能享有庶人一半的待遇。其下是奴婢，屬於社會最底層，不能立戶，只能依附主人生存。在第二十級爵位的列侯之上，還有諸侯王，身份高於列侯、諸侯王之上，就是帝國身份的頂點皇帝了。
可以說，以二十等爵爲基幹，上面加上皇帝和諸侯王，下面加上庶人、司寇隱官和奴婢，一共二十五等的身份，構成了等級森嚴的秦漢身份社會。秦漢時代，最基本產業是農業，最重要的財富是土地。按照二十等爵制的規定，沒有爵位的庶人只能夠佔有一頃的耕地和一宅的宅基地，伴隨爵位的獲得和升級，能夠佔有的耕地和宅基地也相應地增加，社會地位和法律待遇也隨之上升。
而二十等爵制，起源於秦，最初是爲了獎勵軍功而制定的制度，稱爲軍功爵制，後來推廣到全社會，成爲秦國國家體制的根本，戰勝六國的制度保證。西漢建國，全面地繼承了秦的各項制度，包括軍功爵制。在秦代和西漢初年，從軍是男兒的義務和出路，軍功是獲取爵位的唯一途徑，求取軍功爵，得到功名利祿，是從軍將士吏卒的追求和夢想。而這種爵位制度可以說影響力中國此後的歷史，現代雖無如此劃分，但不還是有國級、省部級、廳局級，高幹和普通幹部之分嗎！
世人長長羨慕秦軍作戰勇猛，喜殺好戰，將士離家開赴戰場時，一家人前來送行，父母叮囑，妻子唸叨，最殷切的話語，是鼓勵兒子丈夫殺敵立功，早日獲取軍功爵。而趙昺還知道後世也曾有過這麼一支由農民爲基礎組成的軍隊同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是爲什呢？說到底還是利益所在，他們可以從戰爭中即獲得了經濟利益，地位也同時得以提升。
秦軍戰士在前線，一旦斬立功，就能獲得了爵位，按照秦的軍功爵制，官職與爵位掛鉤，一定等級的爵位相應於一定等級的官職，爵位和官職之間，相通互用。通知書當即由軍中火送出，傳送到獲爵者所在的縣。三日之內，以土地田宅爲主的各種待遇就要落實到戶，否則，地方官將受嚴厲的處罰。那種雷厲風行的有效治理，政策帶來的優待實惠，光宗耀祖的自滿自足，法令所生的激勵動力，成爲了驅動戰士上陣的動力。
所以爵位就是等級身份；土地田宅，是經濟財富；官職，是政治權力，三者合起來，幾乎就是當時社會資源的總和。高帝五年詔及其相關法令的頒行，是新建立的漢朝政府，對於社會總資源所進行的再分配。在這個分配的過程中，先根據軍功的大小確定軍功爵的高低，再根據軍功爵的高低確定分配量的多少。
就社會身份之分配而言，劉邦集團之成員們依據不同的軍功，獲得了二十等軍功爵中的不同爵位，獨佔了漢帝國尊顯的社會身份。在西漢初年，幾乎所有的政府官職，無論是從中央到地方，上至以丞相爲的中央政府閣僚，中到各個郡縣長官，下至鄉政府的低級小吏，都是擁有不同等級爵位的在職或者退役的將校吏卒，他們壟斷了幾乎所有的政治權力。
就經濟財富分配而言，劉邦集團之成員們根據以功勞行田宅的原則，按照軍功爵制的規定，佔有了漢帝國絕大部分的土地田宅。就政治權力之分配而言，集團的領劉邦有最高的軍功，又有公平主持分配之最厚的德行，獲得了最大的權力，做了皇帝。在皇帝之下，依據軍功的高低，集團的成員們分別獲得了諸侯王、列侯、大臣、各級官僚、官吏之職位，掌握了漢帝國的各級政權。
西漢經過長期戰爭奪取了天下的劉邦政治軍事集團，利用到手的政治權力，對於社會總資源實行了徹底的再分配，由此順利地轉化成爲一個新的統治階層。這個新的統治階層，壟斷了當時所有的政治權力、尊顯的等級身份和大部分經濟財富。
不但是漢帝國立國之初社會構成的厚重基幹，也是天下秩序由戰亂轉向安定的人事基礎。這個新的統治階層，由劉邦政治軍事集團轉化而來，以尊崇軍功爲價值導向，實現了權力的再分配。實際上，有漢一代的複雜歷史背景中，始終貫穿這個新社會階層的蹤影，也影響到後世的政體走向。
同樣，宋初趙匡胤以‘杯酒釋兵權’之計，打壓了軍事集團，擡高了士族的地位，形成了以士人爲主體的統治階層；明朝的朱元璋卻是通過一場場屠殺，將新貴們清除朝廷，獨樹皇家的權威，重新建立起獨裁的社會體系；而清朝則是靠屠殺和招撫將中原的統治階層變成了自家的奴僕，達到本族統治異族的目的。其後……大家都知道了……
當了這麼幾年頭頭，趙昺也算是體會到了一個當權者的苦處，他不僅要權衡各個勢力的利益，擺平利益集團間的爭鬥，還要維護自己的權威和利益。這不僅是刺激那麼簡單了，也非藝術那麼文雅，而是要調動人的所有智慧，不惜展現醜陋的人性，睡覺都得半睜着眼，時時保持警惕，免得失去權力。說實話這個過程不亞於打一場沒有盡頭，卻又事關生死存亡的戰爭。
不過趙昺覺的此時堅持‘軍改’還是有空子可鑽的，且不會引起更大的反對聲。一者海南向來是荒蠻之地，被當做流放罪犯的勝地，雖有被流放至此的蘇軾、李光地及有識之士大力展教育事業，但與內地相比仍然處於十分落後的狀態，且許多人是在政治鬥爭中的失敗者，因而來自當地士族的反對聲音會很小。
其次，江南已經淪陷，實際已經是國破家亡，禮樂崩壞的狀態，加上許多‘名臣’官僚望風而降，投靠元朝，使得士族的聲譽大受影響，反而是那些誓死不降，血戰到底的武夫們更受到世人的稱頌。再有忽必烈又對江南士人懷有警惕之心，對他們進行打壓，棄而不用，讓他們威望大減，處於惶恐之中。
再有，行朝遷瓊後，許多士人隨着遷到此處，並在朝中佔據了重要的職位，但是基層卻多是趙昺提拔使用的鄉紳和胥吏，使他們的影響還只限於瓊州城範圍之內。而倉促成立的行朝之中，其實稱得上鴻儒大家的並沒有幾個人，而他們還需依附在自己的羽翼下，並在武人的保護之下才能生存。這從陳宜中出走後，張世傑的武人集團能迅掌握朝政，以6秀夫爲的士人集團卻無能爲力便可看出其式微到何種程度。
經過仔細的分析之後，趙昺以爲趁形勢混亂，士人在朝中式微，復國又需武人出力的情況下，士族應該能看清局勢，不會對自己的適度提高武人的地位做出過於激烈的抵制。再說自己也做出了妥協，已經加強了兵部的權力，削減了樞密院的職能，也算得到了一種平衡。所以現在正是推進軍改的難得機會，而自己就一定要抓住新舊之交的良機。
“陛下，該起了！”正當趙昺思慮良久，暗下決心走自己的路時，蘇嵐不知何時已經起身叫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