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對孫吳的長江防線進行了番研究，是因爲其對自己面臨的形勢相似，但千年之後滄海桑田，形勢變遷，他知道這些只能參考，卻不能生搬硬套。而自己的身邊人卻有很多人都是本朝長江防線失守的親歷者，他也與他們做過深入的討論和分析，希望能從中得到些有用的東西。
但是得到的結果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文臣歸咎於武將不肯用命，臨陣叛降；武將則賴文官只知內鬥，事事擎肘，貪生怕死。還有人以爲權臣操弄權柄，排出異己，打壓良臣猛將，自毀長城；也有人說朝廷貪污腐化成風，文臣武將只知不擇手段往自己兜裡撈錢，導致民怨沸騰，官不思報國，將不願效力疆場。
當然趙昺還知道他們有些話沒說，不過潛臺詞卻是皇帝昏庸，任用奸佞，揮霍無度浪費國孥，以致名不聊生，可這些他們不敢明說，自己也只能當做聽不懂。反正結果就是誰也沒責任，自己是最冤枉的一個，可他清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有錢了’，使得宋朝自上而下都不願意破壞這種好日子，寧願偏安於江南，復國之心已然淡了。那麼誰提北伐誰倒黴，誰想復國誰下臺，這卻可稱得上符合上上下下的民意了。
不過趙昺從衆人的口中感覺南宋在江淮一帶的防禦，淮河、運河和長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淮河是第一道防線，淮河下游支流匯入淮河的河口多是防禦的重點，尤其是黃河入淮的山陽、淮陰一帶，奪取河口，便可以沿運河至揚州渡江。所以宋代淮東防禦的重點就是沿運河至淮河一線佈防。尤其是是滁州、真州，這是淮西和淮東過渡連接的地方，向南正對南京；也是北方軍隊從淮西或淮東方向渡過淮河以後有可能分兵攻奪的地區。
而長江被宋廷一直所看重，不僅是最後一條防線而需要宋軍孤注一擲，同時，宋朝也認識到自己在長江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往往具有扭轉戰局的可能。首先能夠利用長江，南京上游的駐軍可以迅速集結援防，沿運河從容南撤，重新在鎮江以北佈防；另外沿江南的運河，江南的軍隊可以集結在鎮江、泰州；甚至江蘇、浙江的軍隊可以沿海路進入長江。
所以長江和運河河道的便捷，使宋軍能夠迅速調動江南甚至在江漢平原更大腹地內的軍事力量；當然就近富庶的鄱陽湖平原、贛江流域和長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物資，則能很便利的集結以保障軍需；再有就是宋軍水軍的優勢，在湖澤和運河地區，北方的優勢騎兵多無法施展，雖然北軍從淮東南下，並有渡江計劃的話，最初預備的船隻不會很多，更多的船隻需要在到達長江北岸後加緊製造，倉促之際北軍的水師相對不會佔優勢。
另一個方面就是趙昺問過的行朝中無論是朝中重臣，高級武將，還有那些在野名士，都對‘守江必守淮’格外推崇，認爲要想保住江南必須要奪取江淮，且要確保荊襄之地。對此他也做了些功課，覺得不無道理。荊襄地區和兩淮地區，因地理上的便利，具有能夠互相援防的優越條件，這一點，增強了南宋在淮河和長江之間東西的寬闊地帶有力阻擊北兵信心和優勢。
當然這一條件的實現的前提是，荊襄方面的襄樊的防守必須是穩固的。因爲只有這樣，原來作爲荊襄後援基地的武昌、鄂州地區的軍隊，包括鄂東北黃、蘄、舒方向的軍隊，分別從長江和長江北岸的平曠地帶分兵向東增援兩淮和長江的戰事，岳飛部下的部隊就曾沿大別山南向東增援過淮西。
而且荊襄和兩淮之間本身也安置了在兩地之間就近增援的軍隊，這就是駐守在江州、池州的部隊，他們的任務一是防止北方軍隊從大別山以北的光州地區，穿過大別山的間道，偷襲南下從鄂州和江州之間渡江，金軍在南宋初幹過這樣的事；另一個任務就是作爲機動部隊，見機增援淮西；平時則作爲穩固長江防線的重要力量。
趙昺這一世還沒有機會實地考察過荊襄地區，即便現在也只在長江口溜達了一圈，更不要說涉足荊襄，一切只能從各種前人筆記和他人口中得到所需的東西，因此更像是紙上談兵。不過這會兒又沒有飛機，更沒有衛星地圖，加上滄海桑田，一切與自己所知有了很大的變化，所以也只能靠書本和自己腦補了。
以趙昺分析荊襄地區被宋人重視的有三個地點，襄樊、鄂州、江陵，其中最重要的是襄樊和鄂州，後兩者在古代南北對峙的時期的戰略位置尤其重要。時人在比較川蜀、荊襄和兩淮時，多把荊襄看作是中樞，中脊，而把川淮視爲兩翼。而讓他不大理解的是宋金大規模的戰爭多是在兩淮，金軍較少把南攻的主力放在荊襄方向。
但是把各個地區的輿圖拼在一起就能明白襄樊和鄂州在長江軍防中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首先兩湖平原是南方重要的農業經濟區，而襄樊正是江漢平原的北面門戶，襄樊和其以南沿漢江沿線的城市，郢州、德安府、黃陂等構成長江和鄂州以北的防禦支撐，襄樊有失，則江漢平原以北難守，鄂州更是便直接遭受到威脅。
趙昺也就明白了襄樊和長江北岸地區的失守，便如牽一髮而動全身，這將使北軍得以順江而下，直逼建康。且可沿江北迂迴到黃、蘄、舒等州後方威脅淮西，如此一來整個淮東和淮西的防禦將不攻自破，兩淮的軍隊只能最後撤至長江南岸，困守建康一地，打破原來相持的平衡，轉化爲隔江對峙，使南方軍隊陷入全面被動。
此外，江漢平原同時是南宋的重要的經濟區，當北軍完成對這一地區的佔領，其在經濟力量方面會大爲增強，此消彼長宋方的經濟力量則會大爲削弱，攻守及勝負的格局也就定了。
事實上元軍即使在重慶的釣魚城和兩淮多次受阻，而當其一旦攻破襄樊和鄂州，四川和長江以北的戰鬥也就結束了，宋元決戰的戰場也轉換到了建康以西，而且宋軍想要翻盤則很難很難。所以趙昺覺得此戰也證明了襄樊、鄂州存，則川蜀、兩淮賴之而可得以安，荊襄失，則川陝、江淮難保的定律。
趙昺再將眼光放遠些又從輿圖上有了更多的發現，他覺得荊襄地區所防護的不僅是漢江和大別山以南的江淮地區，其實，宋金沿秦嶺－淮河一線劃界，邊界並不在襄陽，而是在南陽盆地和大別山北麓，這一地區仍是宋軍防護的前線，也就是說，漢江和大別山並非是南宋的第一道北方防禦區域，應該向北再進一步。
這樣一來，襄陽的位置的重要性就不僅僅限於身後的江漢平原了，而是向前延伸，在左側保障漢江走廊的安全，即川陝戰區沿漢江走廊與荊襄及江淮戰區的聯繫，也能防止北軍從武關道，通過南陽盆地西側向漢江走廊迂迴。同時，襄陽作爲軍事重鎮的穩固，有利於南方力量控制南陽盆地，而南陽盆地對於經略中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靠襄陽，爭取在南陽盆地的主動，使荊襄戰區在大別山北麓能夠和淮西戰區建立穩固的協防關係。
擴大了南宋荊襄與兩淮防禦的區域，並不僅僅被動地利用襄陽城和大別山的地形來防守，同時，優化了荊襄與兩淮尤其是淮西的聯防。所以，對南宋在襄陽以北，大別山以北的軍事活動的意義不能忽視，襄陽以北軍事活動的成效在於，分別從兩側加固了整個川陝和兩淮戰區，而且是三個戰區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使荊襄戰區的在當戰事集中在川陝和兩淮，尤其是淮西時，能夠給予及時、有力的支援。
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僅大別山北麓的防禦不復存在，而且大別山作爲山險的局勢也會喪失，不僅荊襄的軍隊不得不全面向武漢江面後撤，同時兩淮也失去了左側的庇護，而且在長江以北進行防禦的必要性也將不復存在；兩淮的軍隊也將被迫放棄淮河及其以南的廣大區域，不得不向建康以南的長江江面集結，準備應副從武漢方向沿長江及其兩岸東進的北方軍隊。
此外對於四川戰區造成的後果是，陷入孤立。襄陽的失守，可能造成川陝戰區秦嶺防線的崩潰，使原來的軍隊南撤至米蒼山佈防，而且不得不在東面防禦可能從襄樊以西準備入川的軍隊，這樣成都方向的防禦自然被嚴重削弱。北軍可以沿漢江南下，很快便可以威脅到荊門、宜昌。如此四川戰區在前後夾擊中，不僅不能回援長江下游，自己也因與下游的聯繫切斷，而陷入坐以待斃的境地。
而趙昺又翻閱了當時的宋金、宋蒙之間的戰例，南宋晚期的局面基本是與此符合的。也就難怪在南宋的中前期，雖然襄樊方向的戰事遠不及淮西緊張，但很多南宋大臣都認爲與南宋存亡關係最大的防禦重點是在荊襄。且此地一失，宋廷失去的不僅是一塊緩衝區域，同時也失去北伐中原的前進陣地。而他知道後世的淮海戰役之後，國軍的長江防線便完全暴露，終被逐出江南，避難於臺灣。
另外大家都明白打仗就是燒錢，而錢也不是大風颳來的。所以山川河流的佈局雖然是固定的，但其軍事地理的意義卻因經濟區域的彼此關係的差異，以及政權邊界的分佈和政權間的相互關係，不同時期的不同地區的山川地險和關塞城池有着不同的軍事戰略價值。
江淮地區經濟發達，對這一地區的控制，不僅僅是地域大小的變化，同時包括着這個範圍內人口、賦稅等重要的經濟力量的變化。所以涉及重要經濟區的爭奪時，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在對一個具有重要經濟影響的區域進行爭奪時是十分明顯的。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八路在抗日時佔領的多是窮鄉僻壤，難以得到長足發展，可一旦佔據了東北，形勢立刻大變，人、槍都不缺了。
同理襄樊的軍事價值還在於對江漢平原這一富庶地帶的控制。而鄂州若失陷，對於長江下游的政權而言，則失去了來自四川，雲貴、湖南甚至兩廣的經濟控制力，表面上是幾個城市的陷落，但帶來經濟損失的區域往往超過單純軍事佔領的地帶。鄂州如的陷落，東去不遠的江州幾乎無險可守，但江州的喪失，則意味着贛江流域的丟失。所以，當只剩下長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區的太湖平原的經濟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敗局的。
趙昺其實也明白長江的長度有數千公里，在一些江面比較狹窄的地方，其實還是容易渡江的，重要的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這一塊軍事緩衝地帶，如果淮河失去，長江就難保，因此軍事上還有‘長江之限不可久持’之說。而當下他面臨的形勢是不僅沒有江淮做緩衝，江北岸連一個立腳點都沒有，從理論上說元軍可以從任何一個點對他們發起進攻。
可以這麼說，趙昺此刻面臨的局勢比之在瓊州還要危險，瓊州海峽雖然不寬，但是也比長江開闊；且即便從江陵算起，中、下游也要以千里計，防禦正面要比瓊州長十倍；而他此前不過管理着一府之地，不足百萬人口，現在都是百倍的增長，其中壓力山大。所以當前看似形勢大好，卻是困難重重，險象環生，自己能否完成鞏固江防，穩定江南的目標，而不被重現趕回瓊州，對他、對行朝都是極大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