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周翔的保證，魏天中臉紅的能滴下血來，自己如此等於被陛下狠狠的打了臉，再也沒有什麼話可言。而趙昺雖然很惱火，但也沒有大發雷霆之怒，只是命陸秀夫等人予以配合，儘快修復太廟，自己將在年前進城入駐北宮，然後領軍出城回去了，而讓周密留在城中前往吏部辦理入職事宜，準備履職。他回錢塘行宮的途中一言未發，大家都知道小皇帝生氣了，自然誰也不會去討無趣。
“真該殺了這匹夫！”趙昺在屋裡轉了一圈又一圈，怒氣依然未消，喝了杯水後恨恨地道。
“官家，今日是怎麼了，發這麼大的脾氣？”蘇嵐給小皇帝續上水，輕聲問道。
“這廝居然爲阻止我進城，竟使出如此拙略的把戲，真是讓人惱火。”趙昺餘怒未消地說道。
“阻止官家入城？又爲什麼呢！”蘇嵐聽了皺皺眉，也十分詫異，這種事情就如同主人到了家門口，卻被家奴阻於門外一般。
“都是些上不了檯面的瑣事，他們自以爲阻止我入城就可以借題發揮，將朕架空。”趙昺冷笑聲道。
“官家怎知？”蘇嵐問道。
“很簡單，城中頒佈的公告，皆以中書或尚書省的名義，而非用敕令。”趙昺攤開手言道。
“他們如此官家自可依律懲處，又何必生氣！”蘇嵐捧上茶水道。
“依律處罰？！他們都是老油條，自然不會讓我抓住把柄的，以那些微末之罪也只能申飭、罰俸，難傷其根本。弄得不好，還會讓朕落人口實。”趙昺苦笑道。
姚良臣等人以宮室損毀爲名不讓自己入城，在外人看來是合情合理，畢竟皇帝要有符合身份的住宅才能顯示帝王威嚴。若是大興土木修復宮室，則可以給他扣上國家未復，便急於奢侈享樂之名。反正他們總有話說，而自己選擇北宮其實出乎了他們的意料，才說出那麼不靠譜的理由阻止。
而偏偏這些東西還真夠不上什麼罪過，更不能說是什麼大錯，當然若是硬給他們套個違旨或是欺瞞的罪名也不是不行，但自己可就真成了昏君了。且他們大可以用工作失誤，做事不精細、屬於管理、御下不嚴爲由辯解，自己也只能以辦事不利爲由訓一頓，然後罰點工資拉倒。
那一定有人說了，你傻啊！一個現代穿越過去的人不知道什麼叫依法治國，對這些不作爲、懶作爲的傢伙儘可以公務員管理條例將他們撤職，開出公職，甚至定他們個玩忽職守罪，讓他們吃幾年牢飯。你以爲趙昺不想啊，那是沒辦法，無論是政治環境和理論基礎都不允許他這麼做。不服，換個人來試試！
要知道古代國家在未有法典之前，大都經歷過一個秘密法的時期。上層貴族社會認爲刑律越隱蔽越好，決不能讓國人知道。這樣纔有利於貴族隨意處置老百姓，增加專制的恐怖和神秘。而在中國春秋時期，子產決心打破這種傳統，他鑄大鼎將國家法律條文鑄在上邊，把鼎放在城中繁華之處向世人公佈，並嚴格依法辦事，增加了社會的透明度，首開政務公開的先河，也是一次重大的普法宣傳和教育活動。
這該是我國第一部公開的法典。但是由於子產鑄刑書打破中國歷史長期以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政治傳統，不可受到受到了一些貴族的猛烈抨擊。然而子產鑄鼎之事的價值不僅僅是頒佈這些法律，可以說是拉開了中華法系的偉大序幕。
春秋時期還有一個被後世稱爲法家三大流派之一的開山鼻祖的申不害，其研究的是術，主攻方向是官僚體制的管理。其對韓國的組織機構進行了改革，也就是所謂的“循名而責實”的工作。循名責實實際包括兩個層面的意思，一是明確各個職位的職責範圍，避免職能不清和職能交叉；二是根據你的職位確定你的權力，按照職位職責考覈工作成效，按現在的話來說建立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
申不害認爲，你有你的職守，你的職責就是幹好本職工作，超越職守就是越權，就是違法。他的職守類似我們今天說的管轄權，我們現在的管轄權分爲級別管轄、地域管轄、部門管轄，估計申不害當時也有這樣的一套制度，界定每個層級、每個部門、每個區域的職權範圍。申不害通過強化吏治，推行工作責任制和責任追究制，有效提高了國家政權的行政效率，使韓國顯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局面，但仍然沒有能夠善始善終。
趙昺覺得若是中國若是能沿着法制的道路走下去，也許中國的封建社會體制早就被打破，不會等到二十世紀，還是半封建社會形態了。而歷史不容假設，在自漢武尊儒以來，儒教成了唯一的正統學說，孔子的一句話幾乎成了論儒法利弊的至理名言，“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而隨着國人受儒禮薰陶已久，對法家誤解越來越深深。法家更是被歷代儒者描述爲刻薄寡恩之流。
事實真的如此嗎？法家真的那麼壞，儒家真的那麼好嗎？其實此時的趙昺最清楚，對自己來說還是儒家好。爲啥呢？從本質上說，儒家和法家的出發點都是維護中央集權的，兩家也都企圖限制最高統治者的權力，避免君王爲所欲爲。儒家給國君粘的緊箍咒是天道，君主要順應天道，仁政愛民。而法家給國君戴上是法律的枷鎖，君主要懸法而治、奉公去私。
如果你是一國之君，是要不傻，願意用法家還是用儒家？相必多數人會選儒家，儒家把你吹捧爲至聖先師，道德楷模，你不暈菜纔怪，而儒家給你限制只是根伸縮性極強的鬆緊帶。所謂的天道，也真有天知道，除非你犯了大逆不道的事，天道幾乎不會管你的。
反觀法家就不那麼識趣了，法家說你皇帝也一樣，不是什麼真龍天子，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小魚蝦而已。你能統治國家僅僅是因爲你生得好，聽到這你一定氣暈了。更要命的是法家時時念着法律的緊箍咒，說法律不能隨意修改，無論你高興與否都要按法律辦事，即使是不大不小的事也要依法辦理，你要做守法的楷模。
想想用儒家，你可以恣意妄爲，朝野上下都將你奉若神明，天天萬歲喊着，好東西供着，放個屁都能被當做金言玉律；而法家不但不敬着你，還把你從神壇上拉下來，頭頂上還懸着把法律的利劍，說不定哪天就會將你罷免。如此答案就簡單了，這當然也就是爲什麼歷代帝王選儒家的多，選法家的少的原因。
趙昺學了這麼多年的儒術，清楚儒家的可貴之處在於提出了崇高的道德追求和大同的社會理想，使社會與民衆有了高遠的目標。但作爲治國之策卻有着不足之處，其是性善論的理想主義者，是以至聖先師的言論作爲行事的標準，把道德作爲法律使用，也是引禮入法。
但是道德太過泛泛，比如要求公共汽車上必須給老幼讓座，否則殺頭，可是標準太高，一般人根本無法達到，於是僞善盛行，賄賂公行。翻翻幾千年的歷史不難發現，儒家治下除了僞善和人性扭曲之外，就是造假和賄賂公行。所以趙昺以爲儒家只能作爲個人的思想品德教育，卻不是治國之術。而歷代歷代也是儒法之道雜行之，興兵建國時實多爲法家，守成多用儒家。
不過趙昺卻尷尬了，他初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哪裡懂得這些，又沒有治國治軍的經驗，於是參照自己前世管理企業的模式管理部衆，反倒暗合了循名責實的法治基礎，使帥府上下形成了事事有人管，盡心盡責的行事作風。可隨着行朝的遷入，又把以儒治國的制度帶到了瓊州，雖然他也進行了抵制，但是……若是能徹底實施，自己恐怕也裝不下去了。
所以說趙昺今天受了點腌臢氣實是自找的，但是作爲儒法治國的最大受益者，這點氣不高興也得受着。好在他堅持以法治軍，沒有讓其波及軍中，而潛邸舊屬仍然保持着令行禁止的習慣，得以給自己找回點兒面子，也給了那些不安分的傢伙些警告，這比之罰點俸祿要管用。
準確的說趙昺今天是在生魏天中的氣，也是在生自己的氣。他發現人在私利和羣體利益之間做出選擇真的很難，雖然有身不由己無奈，無力改變的痛苦，但仍然讓他的內心頗受煎熬，感到彷徨無助。大有有心殺賊無力迴天的感概，可更多的是負罪感……
不過趙昺這次臨安城之行也沒白去，次日的晨會陸秀夫已經下令開始清理宗陽宮周圍的住戶，並擴建真聖宮以便將北宮中的各路神仙都‘請’到那裡去安身。而魏天中也協助調集修復所需的材料，收集從宮中流散的御用之物，以備所需；同時開始調集工匠整修太廟，打造儀仗。禮部則呈上入城典禮的行程安排，及細節清單。
趙昺閱後照準，而他當前最關心的當然還是擴軍，此時宋軍除了留守瓊州的第十步兵師，已經全部投入戰場，但是要守護漫長的長江防線，鎮守收復的各州府，緊靠這十多萬兵力是肯定不夠的。如今除了籌建內河水軍和徵募十萬新兵外，他仍覺不足以填補空缺。
現在趙孟錦所領的四個師已經兵至江州，全部收復了長江下游各個重鎮，就地轉入防禦，他下旨任命趙孟錦爲江南東路制置使，負責建康至江州的防禦江防及州府的守備。第一師駐紮建康，以陳鳳林爲鎮撫使；第二師駐蕪湖，以劉志學爲鎮撫使；第三師駐紮於池州，以莊思齊爲鎮撫使；第四師駐紮在江州，以孫愷爲鎮撫使；五師暫留紹興，以冉安國爲鎮撫使。
當然憑藉這點兵力是難以守護這麼大的地盤的，趙昺下旨以各師爲基礎，將團擴編爲師，団屬炮兵營擴編炮團。然後整編成爲一個軍，下轄三個步兵師，軍屬輜重團、警衛團和騎兵團、炮團和一個斥候營。各軍繼承原有番號，下屬各師改成一零一師、一零二師及一零三師，各軍皆是以此類推。而第十師現在瓊州，可先行參與整編，其餘各師在戰事結束後照此辦理。
如此一來，每軍轄兵力近四萬人，可增加兵力三十萬人，禁軍兵力可達五十萬。而考慮到來日的復國之戰，還需組建二線兵團，平時鎮戍各地，戰時作爲後備力量，按照慣例仍成爲廂軍。不過暫時限於財力，暫時只能列入計劃，待戰事告一段落，形勢稍緩後開始組建。
趙昺知道這種外重內輕的兵力佈置是十分欠妥的，一旦內部有事發生，就不得不抽調禁軍前往鎮壓。因而現在只能着令各地方州府先行組建鄉軍，由他們負責地方治安，緝盜平叛。另外的措施就是儘快實施新政，安撫民心，清除蒙元殘餘勢力和漢奸，消除不穩定因素。
大規模的擴軍帶來的是對武器和軍資的大量需求，趙昺知道僅憑都作院和匠作司的力量是難以保證供應的，他只能一邊擴大匠作司的規模，增加各式火器的產量，一邊將些輔助的盔甲和器仗交由民間作坊生產，以便能保證所需。不過又使得財政支出大爲增加，而前些年攢下的家底兒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幾乎消耗殆盡，全靠繳獲、罰沒的財產支撐。
這不能不讓趙昺感嘆打仗真不是鬧着玩兒的，燒錢的速度堪稱神速，而自己的好日子真是太短了，熬了這麼多年兜裡剛剛有幾個餘錢，轉眼就沒了，再這麼下去自己的小金庫只怕也保不住了，而發愁的日子也又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