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一番討論，趙昺定下了六條和議原則：不卑不亢、有理有利、不稱臣、不納貢、不割地、不和親。這既是必須遵守的鐵律，也是進行和議的底線。不過既然是當生意來談，肯定要有一定的靈活性，在不違背原則的問題上該讓一步也是該讓的。不過他要求和議的條款要擬的細緻，不要怕繁瑣，當年與遼、金的談判中就是因爲理解的不同，導致劃界不清，雙方爲此衝突不斷，還授人以柄，吃了不小的虧。
趙昺還再三強調不要只顧面子不要裡子，千萬不要爲了彰顯大國之風，手一揮便輕易讓人。這不僅會給談判帶來不良後果，甚至是貽害子孫，要知道這樣的例子從古至今太多了。好的時候怎麼都行，一旦交惡誰還念你的情，都是翻臉不認人的主，弄的你還有苦說不出，誰讓你當初答應了，而要想再拿回來，往往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再有趙昺要求在談判時，雖然要注意形象，可關鍵時候該吵就得吵，該鬧就得鬧，掀桌子砸板凳，甚至撒潑耍賴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輕易讓步。與此一定要注意對等性，絕不能在氣勢上被對手壓過去，其打咱們一拳，必須要還他們一腳。其實當下自己已經佔了些小便宜，說是雙方都派出右相爲正使，而蒙元一向是以右爲尊，在職務上他們要高半個格兒。
不過也可從中看出蒙元對和議的急迫，當然也不排除恐嚇的意味，畢竟當初征服江南之役是在伯顏的主持下完成，並是其接受了宋廷的投降，這使蒙元方面佔據了天然的心理優勢。所以趙昺決定要挽回，自己就首先要表現的極爲強硬，否則手下人就不免心虛，在氣勢上被對手壓制住，談判時又哪裡來的底氣。
大宋自立國以來先後與遼、西夏、金和蒙古都進行過談判，但是每一次都是以喪權辱國爲結局。而這次小皇帝給他們吃下定心丸，絕不向蒙古屈服，已經下定談不成就打的決心，只這份敢戰的豪氣就足以讓他們感慨萬分了。且此刻宋軍已經再次完成擴編整訓，三十萬大軍沿江枕戈待旦，也給了他們足夠的底氣，再不必心懷忐忑或是壯士一去不復返的心情去與敵國談判……
議完西南軍事及和議之事，已經過了正午，可幾個人卻沒有告退的意思。趙昺想想便明白了，肯定還有事情沒說完，只能讓他們蹭一頓了，而他並不是捨不得這頓飯，卻是午覺睡不成了。不過他也沒有摳唆，令膳房好生布置了一番，好酒好菜的招待一番。午後天氣更加炎熱，移駕冷閣繼續開會，王德也早備下了冰盆，佈置了涼茶、酸梅湯等解暑消熱之物。
再有兩個月便是秋試了，按規矩朝廷要派出大員吩咐各地州府主持鄉舉。這不比當初在瓊州屁股大的地方，喊一嗓子全島都聽見了，士子們都屁顛屁顛到府城考試來啦！現在地方大了，可又沒有飛機、高鐵，要提早下通知，可都到臨安也擱不下，只能先舉行預考，也就是由州府舉行的鄉試。
經過鄉試先淘汰下去一部分，剩下的再奔臨安參加省試和殿試，爲了防止有人從中作弊，中央要派人前去督查，而有的地方千里迢迢的，路上要花費大量的時間，那就要提前動身。而督察員則需要皇帝親自遴選、委派，所以說科舉是個大工程，比之現在的高考要熱鬧多了。所以他們想讓趙昺定個人選，反正回去太后還得打發他們回來問。
不過趙昺覺得當下的科舉制度雖比前朝有些進步，比如爲了抵制請託、投獻的現象採用了糊名制度，把考生所填寫的姓名、籍貫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資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閱卷官無法得知每張卷子是誰的；每次科舉國家需要動用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定爲三年一大比。此外還對程式化文章和考試科目做出了些改變。但是他仍覺的不足以達到爲國選才的目的。
宋朝前期的科舉基本上承襲唐和五代，依舊是常科和制科兩大系統。“常科”就是常設之科，類似今天高考等公開考試，國家規定大綱、內容、時間和具體程式。除進士科之外，還有諸科，包括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明經、明法、明字等科。
所謂九經，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經典，五經則是西漢時確定的五部儒家經典，開元禮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禮書，也可以看成是實用禮學的專科考試，三史指《史記》、兩《漢書》和《三國志》，可以理解爲史科的專科考試。三禮指十三經當中的《周禮》、《儀禮》和《禮記》，可以看成是禮學理論的專科考試；三傳指《左傳》、《公羊傳》和《榖樑傳》，可以看成是經部史書的專門考試，明經指全部經書的統考，可以看成是傳統經學訓詁類的考試，“明法”是法學考試，“明字”是字學考試。
制科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小範圍考試，這種考試形態源於漢朝的射策，唐代已經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漸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質的制科，也就是經常重複考試的制科題目。範圍雖然不大，應試者的資格卻放得很寬，不論是在任官員，還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舉薦參加考試，已經中過進士的人也可以參加制科考試。
太祖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閒吏理達於教化三科；仁宗時設的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明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帷幄、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都是從唐朝承襲來的。這些應該和現代入職分科考試差不多。
趙昺畢竟主持過兩次科舉了，他發現古代科舉考試的題型和現代居然驚人的相似，應該說早有傳承。且科考的題量相當大，不像我們想象的那樣答一張卷子就能獲取功名，考進士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這其中以詩、賦、論三項爲最重。
所謂“帖”，全稱爲“帖經”，有如現代試卷的填空與默寫。考官從經書中選取一頁，摘其中一行印在試卷上。根據這一行文字，考生要填寫出與之相聯繫的上下文；墨義，就是圍繞經義及註釋所出的簡單問答題；策問，即議論，依據考官提出的有關經義或政事問題，考生髮表見解，提出對策，且所及範圍較廣，有政治、教育、生產、管理等。
這三項在進士試中屬於捎帶腳兒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經科則很重要，幾乎是該科考試的全部，要不然爲啥進士歷來看不起明經及第的呢，就因爲考明經大多靠死記硬背，不像考進士那樣可以文采飛揚。因爲考題量大，不論是鄉試還是會試，舉子們都要在考場裡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內容答完。
從考試的基本內容趙昺就可以看出，古代學生和現代差不多，也沒有跳出應試教育的禁錮，且“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的弊端始終同樣沒有得到解決。到了南渡之後，由於考試內容十分狹窄，爲區分成績高低，考官不僅規定了標準答案，還設置種種固定程序加以限制。
面對古代的科舉，趙昺也不得不苦笑，歷史真是驚人的相似，只要有百十年的昇平，任一考試科目都有可能演成繁複嚴密的程式。在南宋晚期，業已經形成了一種雖不叫“八股”，卻很接近於八股的經義式，其文不僅略具三部分結構，且已“拘於作對”，也就是說，在八股文風行之前，經義式已經走過了類似八股文的過程。
而對八股文的批判，趙昺記的前世每次教育改革都會弔打一番，其中的壞處不言自明。由此渠道晉身官僚的士子是個什麼樣可想而知，造成了士大夫中有真才實學者日見其少，皓首窮經、只爲稻粱謀者的卻比比皆是。自詡清流、空言心性者充斥朝野，可在治國理政方面則乏善可陳，甚至懵懂無知，造成“吏強官弱”的局面，爲胥吏上下其手、營私舞弊打開方便之門，官吏沆瀣一氣、合夥作惡。
另一方面，趙昺以爲科目的設置太過偏頗，科舉常設科目主要有明經、進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其中也有過增減，如博學鴻詞科、翻譯科等，宋徽宗愛好書法，他老人家就弄了個書畫科。發展到後期，只剩下明經和進士科，而他們所學習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
在趙昺看來，科舉考出來的官員當個老師還行，可也就能教孩子們認認字，講講做人的道理，估計數學都教不了。這也導致他在瓊州開科後，不得不又將他們都送到國子監進行再教育，由些老吏給他們講講如何當官，怎麼治民，否則直接外放，怕是又多幾個百嘛不懂的白吃飯的。
此外，趙昺認爲科舉選拔出的人才多是向政治方面發展，說難聽點兒就是爲了做官，獲得權勢。這也是爲何士子們爲何都奔着進士科而去，因爲中進士者日後仕途非常樂觀，往往能爬到宰輔的高位，及第明經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終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過終生是個小業務官，很難掌握到權力。
但是趙昺作爲後世來客，早就清楚的認識道社會要發展卻不只是需要多少官員參與管理，而是需要科學技術的推動和創新。靠着吟詩作賦和寫幾篇文章上位的官員是不行的，他們不懂的如何鋪橋修路，不知道如何興修水利、開渠挖河，也不能造出先進的機械，而是需要專門的技術型人才去做，可是他們卻被當下的選拔制度堵死了門路。
要改變這種狀態，趙昺明白要從制度上解決，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向一些‘小’學科傾斜。可在當前科學發展十分落後的階段，也不能指望像後世一樣那樣詳細分科，但他也希望將些基礎學科添加進科舉考試當中去，從中選拔出祖沖之、郭守敬那樣的技術性官員。
趙昺當然是希望仿造現代的教育制度，從衆多的士子中選拔出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人，然後再進行分門別類進行學習，以求培養出所需要的各種人才，再由國家授予相應的官職。不過在當前社會觀念和條件下想要進行變革將是十分困難，也是不現實的。
尤其是當下江南已經十餘年沒有開科，積累了大量的士子，而自己驟然改變科考的內容和錄取方式，那些學了多年經史的士子們十年寒窗等於做了無用功，不鬧事纔怪呢！但是趙昺覺得再難也必須做出變革，應該在此次科舉中增加些小類別的科目，比如算學，這是一切技術發展的基礎學科。此外還有醫學，雖然大宋已經有了醫士的選拔和培養制度，可還很不夠，應該提高到國家的層面，而不是隻由太醫院主持。
再有對國子監也要做出改革，不應該只作爲一所培養官員的學校來看待，卻應辦成一所再教育機構，對那些經過科舉考試的士子進行培訓，然後根據他們的擅長分別進行再學習後才能授官，而非稀裡糊塗的分到各處當官，那樣既可能埋沒了真正的人才，也可能會造就一羣碌碌無爲的庸官。
如今動亂剛剛結束，百廢待興，但也正是制度重建，進行變革的好時機，可趙昺知道更多的阻力是來自內部，因爲這些人都是現行制度的受益者，肯定是不願意做出改變。而要能實施自己的計劃，他知道自己必須先要說服眼前這幾個人，並獲得他們的支持，才能夠將想法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