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的地圖上，往往會藉助同一顏色標註不同的疆域，在中國歷史地圖上，儘管自秦漢以來，西南地區就被同一種顏色標示爲均勻統一的整體；然而趙昺到了這個時代才知道與現代國家連續不斷的國境線不同，這一傳統認知疆域內的廣大區域，實際上並未被納入中原王朝的直接統治中。
這片不受中原王朝管轄的地域，往往被稱爲夷地、畲地或是苗疆，這片區域一般泛指今天的雲貴高原東部，苗族和其他西南民族集中居住的山地地區。居住在這裡的各民族，被中原王朝統稱爲‘生俚’也就是不服王法教化，不繳納稅賦，不服徭役，與政府爲敵之意。
早在戰國中期秦滅巴蜀後，爲了方便對遠離咸陽的巴地進行管理，除了進行武力征服外，也通過允准巴人自治，並通過聯姻，封爵加以籠絡，但是收效甚微，俚人仍然時常反叛。因而，東漢及後繼政權，不得不轉變策略，以懷柔策略拉攏，以向蠻人首領賜予印綬、爵號、財物，承認其地位。
漢高祖時爲了加強朝廷對流入黔中的巴人後代的控制，將黔中劃分爲酉、沅、辰、武、巫五溪，巴氏五兄弟後代各爲一溪之長，地位相等，“高祖厭若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休息，羈縻不備。”羈縻一詞的來源，即出自於此。
歷經魏晉南北朝至隋，羈縻政策日益完善和制度化。唐朝建國後，唐高祖李淵專門下詔，把羈縻作爲制度，正式推行。即由朝廷在少數民族地區設州，以俗爲治，區別於一般州縣。“遐荒絕域，邢政殊於函夏”的羈縻府州制度就此產生。
唐中葉降，在安史之亂和接二連三的朝廷黨爭中，帝國日趨衰微，藩鎮割據一方。羈縻制下的少數民族頭領，趁機擴張勢力，互相攻伐，成爲稱霸一方的土皇帝。當然，在羣雄逐鹿的唐末五代，這些土皇帝的實力，還不足以和兵強馬壯的中原王朝抗衡，和同是少數民族的契丹相比，就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北宋崛起後，繼承並完善了羈縻制度，除承認當地少數民族頭領的政治地位外，對其中勢力較大者，還予以加官進爵或賜予領土，使之成爲北宋皇帝在該地區的代言人。羈縻制歷經唐宋兩代的發展，在西南地區形成特色，至元代演變爲土司制度。
依靠着這些名義歸附而事實獨立的地方政權，中原王朝不過僅僅能在形式上維持着對西南地區的統治，並不能實施有效的統治。諸葛亮的南撫夷越，既是包括孟獲的南中地區南蠻，也包括夷陵之戰時，響應劉備號召，在荊州南部威脅吳國的五溪蠻。
唐朝則在西南廣設羈縻州，儘管爲數有上百之多，但這些羈縻州府與藩屬國、藩屬部落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羈縻州往往像藩屬國一樣，僅僅接受冊封並履行朝貢義務，實際上仍然是獨立的。由於唐朝常常向邊疆各羈縻州攤派沉重的兵役和貢賦，許多羈縻州背離唐朝，甚至像南詔一樣，徹底脫離中原王朝，走上自立的道路。
吸取唐朝教訓的宋代，則將邊疆地區的羈縻州府列爲「極邊」之地，輕易不干預其事務，也不將其納入直接統治。領受官職的羈縻州首領，在繳納貢賦、提供兵員之外，其家族保持事實上的獨立地位。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初遣王全斌平蜀後，其欲乘勢取雲南，並獻上地圖。趙匡胤卻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吾有也！
此後大宋歷代帝王都遵循了太祖皇帝的這一戰略，默認了大理國的獨立，兩國和平共處了三百年。其根由無外乎是擔心蠻夷們叛附無常，從而牽扯到帝國的精力，乾脆一棄了之。當然宋朝也並沒有完全拋棄羈縻政策，在西北及西南部分地區實施這一制度。
爲征服梅山生蠻，太宗起，就在梅山周圍設立數座營寨，屯駐重兵封鎖梅山，不許漢人與梅山徭人往來。可直到神宗時，朝廷派遣大軍征剿與招撫並用，纔將梅山地區納入宋朝管轄之下，並以王化之新地和人安德化的開化名義，在這裡設立了新化、安化二縣。但在西北宋朝卻沒有能阻止西夏的獨立，爲此大宋不得不動用武力，與西夏周旋幾十年，也未能取勝，反而是糜耗大量軍費，損失了數十萬大軍。
作爲後世來人，趙昺自然知道宋代以後的事情。說起來在這個時代正式歷代實施羈縻政策的一個轉折點，說起來卻有些戲劇性，完成歷史轉折的卻是同樣一直被中原王朝視爲蠻夷的蒙古人，而使他們能夠實現對南疆蠻夷的統治的工具，居然是驛道。
在第二次蒙宋戰爭中，爲了能夠避開長江天險，實現迂迴到宋朝的腹背的戰略目標。忽必烈率蒙古大軍，自川藏交界地帶南下攻滅大理，將雲南第一次置於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之下。爲了使雲南行省與內地相通，元朝先後修築了通往四川的建都道、烏蒙道和通往湖廣的普安道三條驛道。
由於蒙元佔領大理後將政治中心自大理遷往東部的昆明，一路東行、進入湖廣後，轉去往元大都的普安道地位愈加重要，而這條驛道，正好穿越了苗疆。至此才通過元朝修築的驛道，南疆的整個風貌才最後進入中原王朝的視野。
蒙元在奪取南疆後，始採用‘土司制’對新佔地區實行統制。土司其實也非正式官名，而是對類似官員的稱謂。在趙昺看來土司制同樣是脫胎於唐宋羈縻制度，當然也使得兩者有着相似性，又有着特別之處：
首先職位世襲，土官和中原王朝的諸侯王一樣，可以把職位傳給子孫，亦或是其他的親屬；其次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擁有比一般地方官更大的權力，在轄區內可自行任命屬官；再者土司在自己的領地內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私人士兵、家丁和僕役，以維護自己的統治權威。
當然，朝廷對土司也不是毫無約束，除了名義上的稱臣外，土司對天子還負有其他義務。土司要同海外屬國的朝貢一樣向皇帝進貢，這也可視爲維持兩者君臣之盟的一種形式。另外逢改朝換代之際，土司要向新皇帝宣誓效忠，得到新王朝的承認和印信，才能延續政權的合法性。
不過元代的土司制仍然不能視爲成功，趙昺記的在元末紅巾舉義後，土司趁機擴張勢力，歸附地方軍閥或者乾脆自立門戶，參與到元朝末年的羣雄逐鹿當中。然而卻也因此惹了禍，因爲土司在這次改朝換代的過程中表現的太過活躍，以至於被最後的勝利者朱元璋視爲了獨霸天下的威脅之一。
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將語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轄的‘生苗’，改造成通曉漢人語言、向官府或土司納稅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爲開化之地。爲達到這一目的，明清兩代都煞費苦心。
明朝建立後便利用西南地區的土司來征剿生苗、鎮守苗疆。而爲了防範牽制土司，又在各個土司轄地周邊，設立密集的衛所、軍屯，形成犬牙交錯、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衛所衰敗廢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徵召土司轄下的土兵，以填補衛所虛空。可想而知，靠徵用土司土兵來維持苗疆穩定，只會使土司挾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後來爲了專注於抵擋來自北方的威脅，明朝只得徹底放棄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邊牆，乾脆把牆外的生苗隔離在外。於是在遠在長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區，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貴州邊界的亭子關，北至湘西州古丈縣境內的喜鵲營，途經鳳凰、吉首兩大湘西重鎮，全長三百八十餘里，縱貫整個湘西地區的長城。可見明朝的統治者是多麼無奈，實現統制又有多難。
到了清朝，位於湘黔邊界，包括黔東南和湘西在內的苗疆，成爲西南地區最後一片不受官府管轄的生界。歷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採用佂撫並舉，兩手都要硬的措施展開了征服。
雍正時，苗疆大員張廣泗曾建議：爲學習漢文、參與科考的苗人學童特批生員名額，以示獎勵。乾隆時則有明文規定：不許生苗參加考試，以示對熟苗的優待。而應試的熟苗，須註明新民籍，既與漢人考生區別，又方便錄取時的照顧。
同時，清廷還鬆弛前代在苗疆地區的禁令，允許生苗在官府登記、領取證件執照的前提下，與漢人、熟苗之間進行適當的貿易乃至通婚。不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還允許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決，哪怕是命盜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寬容。
在明時政府爲了加強對土司轄區行政干預，不斷以土司無後嗣或觸犯國法爲理由，廢除當地的土司官員，改派來自中央的非世襲官員（流官）繼任，這一加強中央集權的做法發展到清朝，爲了解決土司割據的威脅，終於演變成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
在鄂爾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雲貴地區展開了大規模的改土歸流，以“計擒爲上，兵剿爲下”爲策略，在爭取土司自願交出領地的同時，對土司中敢於頑固抗拒者，以武力消滅。而對主動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現任武職或其他世襲官職以示優待。對原來土司的領地，除重新設置府縣外，還增設軍事機構，清查戶口，丈量土地以便於管理。
改土歸流讓盛行於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後，因不善治理，驟然加稅，貪贓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當地民衆的矛盾。讓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擺脫‘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謂苗患。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義，清廷更是動用兩湖、兩廣、雲貴川七省十八萬官兵，延續十餘年纔將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軍中病歿。進入嘉慶朝後，修築長城將苗疆隔離，並嚴禁苗漢混雜，也成爲清朝對苗疆不得已爲之的最後辦法。
清朝將長城兩側的漢民苗民編入各自的軍屯，納入國家統一管理，使之成爲寓兵於農，爲國家屯田的佃戶。漢地和苗疆之間的交易，也在少數邊卡的嚴密監視下進行。而邊卡的任何進出，都必須辦理‘護照’，否則按偷越邊境論處。
在密不透風的管控下，將苗疆變爲由屯田兵丁進行生產建設的屯墾邊區之後，同時清政府也不得不廢除新區賦稅，尊重當地民俗來維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區逐漸恢復了穩定。然而，在從清末到民國的混亂時期，屯政也迅速解體，失去田地的兵丁四處流竄，將湘西變爲兵匪橫行的地域……
所以在趙昺的理解下羈縻制度的實質，其實就是在少數民族形式上臣服於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和管理機制，任用當地少數民族頭領或德高望重者爲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貢外，一切地方事務均由他們自己管理。這種策略在一定時期爲維護統治和地區和平是有着好處的，但是當王朝國力衰退，控制力下降，卻又會成爲心腹之患。
對於這點趙昺是深有體會的，瓊州也算是大宋朝的國土，且設立了州縣等官方機構，可實際上根本無法對瓊州實現有效的統治，反而時時會受到俚族的侵擾，只是依靠着這些名義歸附而事實獨立的地方政權，僅僅在形式上維持着對羈縻地區的統治。但是實際上對羈縻統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體情形，往往一無所知。也正是如此，位於山區深處、連羈縻勢力也少有涉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