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羣臣的消極，趙昺很氣憤又很無奈。當工部尚書戚亞卿在朝會上奏請對臨安城進行改造，以減少對城市的污染時，立刻引發了爭論。他們以爲此舉太過擾民，不宜打動干戈，可以對城中的河道進行清淤，垃圾清理即可，而非對整體進行改造。
除了這些進行修修補補的意見外，有人以爲當前財政狀況剛剛好轉，便耗費巨資對臨安城進行改造，實是勞民傷財之舉；還有人認爲既然‘收復中原，驅逐韃虜’是當前的主要任務，那麼還都汴京是必然的，再對行在進行大規模的整修，根本沒有必要；另有人甚至眼，當年高宗皇帝定行在於杭州，是經過高人指點的，山水、建築皆有說法，不可輕易變動。
大家其實也知這是小皇帝的主意，但是不敢針對趙昺，便轉向了工部尚書戚亞卿，紛紛上奏彈劾。言其好大喜功，爲成就自己之名，蠱惑皇帝修城。而這還是客氣的，有臣僚直言其是以造福於民爲名，實則是爲中飽私囊，從中收取好處。更有甚者彈劾其是此舉包藏禍心，欲藉此挑動民心，陷皇帝於不仁不義，乃是朝中奸佞。
好在幾位執宰及衆臣還算清醒，他們當然清楚收復中原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即便三兩年之內能夠做到，但是選定新都，營造宮室，再到入住也需要漫長的時日。而臨安城已經如暮年的老者，已經無力承受城市的發展所帶來的日益沉重的負擔，堪待需要整修。但他們更傾向於對局部進行整修，可對城中的手工作坊進行搬遷，對河流就像疏浚，對‘過當拆屋’還是持保留意見。
而執宰們給出的原因也難以讓趙昺反駁。一者大規模的改造花費甚重，可當下既要支撐長江防線，又有援西和徵大理兩場仗要打，但國庫積蓄甚少，不足以支持，所以改造可以分步進行；二者如此大的工程必然要調動人力，則不免會影響到夏收夏種，進而加重百姓的負擔。
第三點他們雖然沒有明說，可意思趙昺也明白。清理侵街，朝野皆知阻力非是來自民間，其實是朝中的官員和權貴。所以‘過當拆屋’就是個地雷，誰踩傷誰。且本朝的皇帝幾次欲做，結果鎩羽而歸，因此勸他也就不必再去碰釘子了，倒是弄得他下不來臺不說，還給自己樹敵。
趙昺覺得話都是好話，可聽着就不入耳。而本應主持此事的工部尚書戚亞卿也是顧慮重重，自己現在不僅成了朝野上下的公敵，且連番被彈劾，弄得他身心疲憊，可又不敢違逆他，急火攻心之下犯了病，請假在在家養兵。趙昺明知道其得的心病，意在規避此事，可他也無可奈何，自己總不能逼着個‘病人’工作吧！
眼看着自己繪製的‘藍圖’還未定稿便有被束之高閣的危險，趙昺能不惱火嗎？可上上下下的對此事都消極怠工，又讓他覺得衆怒難犯。要是真因爲此事與衆臣翻臉，強力推行自己的‘善政’，又顯得有些不值當，還會讓人以爲自己是孩子，行事不夠穩重，喜歡意氣用事，成了日後他們敲打自己的小棍兒。
既然打定注意，趙昺又豈肯是輕易放棄的人，既然衆臣以‘過當拆屋’擾民，易激起民變爲由阻止改造，而對工坊外遷和疏浚城中的河流沒有多大意見，那麼他就決定先易後難，逐步啓動改造工程，他不信自己就治不了這幫人了。當下正是雨季，截留對城中的河流疏浚顯然不是最好的時候，且是新幣開始發行的當口，也不宜進行拆遷，那麼就以工坊拆遷爲開幕戰。
至於人手不是問題，他早就想好了。黃海之戰中俘虜了二萬多敵軍還圈在江口外的小島上進行改編，而按照慣例這些俘虜軍是不會被編入戰鬥部隊的，一般會被編成輜重軍從事‘急難險重’的任務，比如開礦、冶煉、曬鹽、修造及興修水利等勞役等工作，現在正好能派上用場。
至於資金問題，趙昺當下確實手緊，而指望朝廷撥款，他也不敢奢望，即便戶部尚書是自己人，可在衆人反對的聲浪中，宰相們哪個也不會副署的，那麼自己的詔書就等於廢紙一張。且實際情況戶部確實也沒有餘錢，夏稅雖開始徵收，但爲了應對新幣發行可能產生的情況，已經下旨緩繳，自然沒有閒錢。
沒錢是寸步難行，但是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趙昺突然靈光一閃，自己可以賣地啊！按照他所想，皇城雖然已經被毀，但是土地照理應該還屬於自己。當下他將軍營、太學機構等都遷入皇城安置。要知道皇城佔地可是佔了臨安城近四分之一的地方，那麼自己就算吃點虧，也可以算是土地置換，將過去城防區、太學及將作院和少府等機構佔據的土地給了自己，只要將土地換成錢，自己豈不是便有了啓動資金了。
有人會問，有人買嗎？趙昺可以明確告訴你，不僅有人買，而且還得搶着買。要知道據有關學者研究，宋朝的城市化率達到了百分之二十二，而這個水平放在現代都是有的吹的。城市化的提高按照現代觀點就是經濟模式的改變，城市經濟超過鄉村經濟，商業比重超過農業比重。
趙昺記的還有學者對臨安城市規劃進行研究後發現，臨安城市中心爲資本和商業集中地，皇宮反倒偏居一隅，這與現代城市的空間結構非常類似，無疑是宋代城市革命的結果。而他現在的北宮範圍更小，雖處鬧市之中，日夜可聞商販吆喝聲，可謂寒酸，但是還不知後人給個啥說法。所以說臨安城已經具備現代城市的特點，按分類怎麼也算一線城市了，自然是人口聚集之地。
不過臨安城說起來真的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尤其是在趙昺這個現代人眼中。據他入城後進行的統計，屬於杭州城區的縣有兩個，一個仁和縣，一個錢塘縣。這兩個縣的人口，包括郊縣農村人口有七十萬左右。還都之後，隨着大批中央官員和軍隊的涌入，加上流動人口也就在九十萬上下，居住在城區的則在三十萬以上，仍沒有恢復到歷史上一百五十萬人的巔峰期。
如果按照現代的標準，這也就是四線城市的標準。但是臨安城的城區面積，也就是圈到城牆裡的地方是東西五里，南北十四里，也就是十三平方公里左右，人口密度可達每平方公里三萬人，而現在杭州的人口密度，市中心最高的幾個區，平均是兩萬，而世界上的大都市，都在萬人左右。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宋朝人居住的還只是單層或者雙層木構建築爲主的房屋，城區人口密度已經超過了以多、高層鋼筋水泥爲主的現代社會。便可以想象當時城區生活的擁擠，以及可能帶來的複雜問題是多麼嚴重了，首先就是土地太貴，要想在城中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屋之困難比現代有過之而不及。
房子貴到什麼程度，早在汴梁之時人們就頗爲感慨了。作爲官商雲集的京城，汴梁的住宅無疑是特別緊張的。早在北宋初年，大學士陶轂就談起這種“蝸居”境況，“四鄰局塞，半空架板，疊垛箱籠，分寢兒女”。到了北宋末期，城市人口增長了將近一倍，住房和土地的短缺狀況更加嚴重。御史中丞翁彥國指出：“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
蘇家哥倆兒都是京官，可蘇東坡他一生也沒能在開封買到房子，只是在其他小地方買了幾套。他兒子在開封結婚，沒有新房，蘇東坡很着急，最後還是借了一個朋友的房子，纔算把喜事辦了。而蘇轍參加工作幾十年，到七十歲那年纔買上房子，其是御史中丞，相當於下議院的議長，一直在京也買不起房子，直到晚年，纔在開封南邊的二線城市許昌蓋了三間房。
在買房之前蘇轍寫過一首詩自嘲說“我生髮半白，四海無尺椽”，又說“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爲言”，意思是，我活了大半生，頭髮都花白了，還沒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兒子們面前擡不起頭來，他們還老是抱怨我。
而杭州在南宋成爲臨時都城後，房地產市場非常火熱，繁華地段的房價高得令人咋舌。早在南渡之時，大量城市難民攜家南渡，江南一帶的住房需求極其旺盛，帶動“富家巨室，竟造房廊”，甚至連“軍前諸司，駢置鋪席”。可見當時房地產市場的火熱。
所以京城中的房價也不是普通人能承受得起的，連很多官員都是買不起房子的，只能租房子過活。造成這種情況，歸根結底都是地價惹的禍，究其根本還是不低供給量太少，所以趙昺以爲只要將這些土地週轉出去，還愁沒錢進行改造嗎？
趙昺覺得自己的主意着實不錯，將作監和少府都是爲內府服務的，他們遷出去土地自然仍然歸自己，再行賣掉以後，連城市改造的費用都有了。如此一來，自己是有人、有錢，還愁辦不成事情嗎？可一問之下，還真辦不是他想的那麼簡單。
按照當下的律法，雖然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事實上，中國曆來都承認土地的私有產權。即使皇帝，理論上也不能任意侵佔土地和住宅。而皇室佔地同樣屬於官地，不經過朝廷同意，也是不能隨意使用的，也就是說那些地，理論上還不是他的，要想用還要得到批准，開發也要用內藏庫的錢纔可。
不過朝中有人好辦事，趙昺與戶部尚書陳則翁那是實在親戚，侄女婿的忙還是要幫的，積極爲其獻計獻策。他說自己可以從中斡旋，將艮山門外的軍營批給小皇帝作爲污染企業搬遷用地，還能適當的給些拆遷補償，至於城中騰出的土地，他也不能違規批給皇帝，除非參加拍賣。其雖有歉意，但也表示自己也只能幫這麼多。
趙昺也是頭疼，由於自己的政府是歷代少見的商業驅動型政府，眼看着房地產市場有利可圖，也積極投身進去，設立專門機構，經營官地和公屋的租賃。現在政府出讓國有土地給開發商，用的方式是招、拍、掛，即招標、拍賣、掛牌。宋朝朝廷同樣是這樣賣地的，不過當時不叫招標和拍賣，而是叫做“實封投狀”。
朝廷公佈地塊和底價，有意向的買家把自己能出的價錢寫在紙上，裝到信封裡，投進朝廷指定的標箱，報價期滿，朝廷開箱，公開念出各人的報價，出價最高者可以買到地皮。也就是說趙昺要想用的這些地，同樣要參加競價。
趙昺是苦笑不已，自己想做點兒好事咋這麼難啊！陳則翁給出的辦法與沒說一樣，即便自己放下身段與開發商們一起去參加競價，成了人們會說他借勢壓人，與民爭利；若是沒成，還得笑話他，一個堂堂的皇帝還不若一個商人有錢，這實在有損自己的大宋土豪的威名。而現實是當前他還真拿不出那筆錢來，此外還有大宋官員不得經商，過去雖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他卻是緊盯呢，自己總不能明知故犯，起碼不能光明正大的做吧！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陳則翁當下已經答應可以將城外的那片地撥給自己，而據他所知，那片地不小。曾作爲蒙軍杭州都萬戶府的奧魯營地，除了安置家屬，還是製造軍用物資的後勤基地，應當還有些東西可以利用。再者不還是有些拆遷補償在，自己可以先幹起來，反正那些俘虜們也是隻管吃穿，不給工錢。至於後邊沒錢了怎麼辦，趙昺也不再想了，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辦法總會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