腦海中回想着即在歷史書上的宋金貨幣史中的一些記載，再結合柳師師所說的月前開始出現的鬧錢荒的這一狀況，顧同不由的聯想到了金章宗末年，因爲金朝貨幣混亂而爆發的那場震動甚至可以說是摧垮大金經濟的震盪。
顧同清楚的記得，在海陵王搜刮民間之銅後，金朝始鑄銅錢，可是，這猶不能滿足因爲經濟發展而帶來的對於貨幣的需要。
海陵王之後，金世宗即位，積極籌措銅源，爲鑄錢作準備。
爲此，金世宗下令，收括民間現存銅貨，大力實施銅禁。大定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並禁之”，大定十一年二月，“禁私鑄銅鏡。舊有銅器悉送官，給其直之半。惟神佛像、鍾、磬、鈸、鈷、腰束帶、魚袋之屬，則存之”，對於民間允許存留的銅器，朝廷也加以優惠價格收購。
搜刮民間銅器的同時，金朝也開始積極開採銅礦，大定十二年正月“以銅少，命尚書省遣使諸路規措銅貨。能指坑冶得實者，賞”，甚至一度千里迢迢，“以夫匠逾天山北界外採銅”，但北方銅產稀缺，此舉更多出自一種象徵意義而實際意義十分有限。
經過十餘年的積蓄，金朝開始掌握了相當多數量的銅。大定十八年，金朝在代州立監鑄錢，“其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雲”。大定十九年，年鑄錢量爲一萬六千餘貫。大定二十年，名代州監爲阜通監，設專官管理，甚至一度以參知政事粘割斡特剌提控，可見世宗對於鑄錢的高度重視。大定二十七年，又在曲陽設立利通監。兩監歲鑄錢達到十四萬餘貫。不過由於官吏*及管理不善等原因，鑄錢的成本一直高居不下。大定末期歲鑄錢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高達八十餘萬貫，成本爲幣值的5。7倍，已經爲政府難以承受，章宗即位的大定二十九年，罷阜通、利通二監。
章宗後期，隨着對外用兵而造成的財政危機的背景下，在交鈔阻滯和發行銀幣中途下馬的情況下金政府無奈之下又想到增鑄銅錢。泰和四年“鑄大錢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章宗的目的是想用財政手段使鑄幣的名價高於實價，可是非但沒有解除危機，反而更加促進通貨膨脹。
總的說來，大金在鑄造銅錢方面，本朝的銅錢投入市場量遠遠達不到替代舊錢的程度，“金朝錢幣，舊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新錢，餘皆宋舊錢”，可見金朝在鑄錢量來看，超過遼朝和西夏，但遠遠不及北宋時期的鑄錢量，與同時期的南宋相比也略遜一籌。
因爲銅錢不足，金朝統治者只好利用已經在兩宋發展起來的交子發展紙質貨幣。不過不同於兩宋先鑄造銅錢後發佈紙幣的慣例，金朝卻是別開生面，先印行紙幣而後鑄造銅錢。“海陵庶人貞元二年遷都之後，戶部尚書蔡鬆年復鈔引法，遂制交鈔，與錢並用”、“海陵遷中都，徙榷貨物以實都城，復鈔引法，皆自鬆年啓之”，蔡鬆年建議下金朝在河南路發行了交鈔，“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印造鈔引庫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各一員，都監二員，而交鈔庫副則專主書押、搭印合同之事。印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行，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猶循宋張詠四川交子之法而紓其期爾，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以銅錢爲本位，與遼宋錢並行。交鈔與銅錢的比值是一比一。
交鈔最初只限於河南一路流通，“過河即用見錢，不用鈔”，後來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和金朝政府始終注意控制交鈔發行量，使交鈔信用非常高。在這種條件下，交鈔輕便的優越性日漸突出。最終交鈔跨過黃河，流通於大金各路。以後又進一步發展爲合同交鈔，即京師與各路，各路與各路之間訂立的相互流通的合同。合同交鈔的出現，表明金代的紙幣有逐漸向全國流通的趨勢，此爲同時期的南宋會子等紙幣無法比擬。
交鈔最初發行時，“以七年爲限，納舊易新”，是學習宋代交鈔分界法而來。分界制度雖然有利於國家控制、調節交鈔的流通量和發行量，但又不利於保持紙幣的穩定和信用，不利於商業的發展。於是章宗大定二十九年，朝廷就交鈔是否繼續發行和七年釐革制是否要廢除進行討論。經過討論後“遂罷七年釐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法自此始”。紙幣從有界期發展到無限期流通，標誌交鈔作爲金屬貨幣的符號在商品交換中取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因此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突破。但是，一系列問題也隨之產生，特別是在連續用兵而財政困難的背景下，取消七年釐革制後，交鈔越發越多，導致錢重鈔輕，支而不入。
明昌四年，交鈔阻滯在陝西開始出現，對此章宗君臣不斷討論此問題。如討論限錢問題，企圖以行政手段迫使民間蓄錢投入流通。如在一些路分諸科名錢銀鈔各半，並減少官兵俸祿中鈔的比例，企圖回收一部分交鈔。如以行政手段強迫部分路的人民使用一貫以上的大鈔，若大鈔不行則行小鈔，最後到了提高小鈔身價把它當作與銅錢相等的鈔本的地步。
結果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自是而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焉”，而在民間“時民以貨幣屢變，往往怨嗟，聚語於市”。在由社會經濟發展而引起的矛盾擴大的情況下，金朝君臣不是以大力改革前弊爲做作，只是竭力調整貨幣政策，企圖消除財政危機，最終越修補漏洞越大，形成惡性循環。
章宗後期，通貨膨脹越來越嚴重，後蒙古南侵，金朝南遷，統治者位苟延殘喘，橫徵暴斂，濫發紙幣。紙幣發行越來越多，紙幣名稱不斷變更，“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
爲了緩和經濟發展中的錢荒，女真統治者除了在銅錢和交鈔上面下功夫，更是一度鑄造金銀幣。
金銀在女真族的商品交換中佔有重要地位，從女真族崛起，再到建國，女真貴族對於金銀幣始終有一種獨特的鐘愛。
在對遼朝和北宋的戰爭中，女真大小貴族和軍功頭目對金銀的掠奪表現出了比銅錢更濃厚的興趣。金軍襲擊遼帝斡魯朵“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將遼國百年寄存下來的金銀，全部搶劫一空。金軍攻破北宋開封，勒索金銀，檢閱府庫“金三百萬錠，銀八百萬錠”、金廢僞齊，得府庫中“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千萬”。
通過戰爭掠奪只是金統治者聚集金銀的一個手段，除此之外，兩宋百年之間，共計向女真人輸出歲幣銀達到1485萬兩。而大金本身對於金銀礦的開採，也是國庫中積累上千萬兩金銀的一個重要的來源。
金世宗大定三年“制金銀坑冶許民開採，二十分取一爲稅”，與北宋礦業達到最興盛的神宗時期實行的二八抽分制，即將產品分爲十等份，官府抽取十分之二，承買者獲得十分之八的政策相比還要優惠許多，二十稅一，其餘皆歸礦業戶所有。大定十二年，世宗“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就是連二十稅一也免除。大定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徹底廢除了金銀禁榷的政策。在如此寬鬆的條件下，金朝的礦業生產特別是金銀礦的生產得到較快的發展，尤其是原北宋實施礦產謹慎開發的河北河東地區，發展勢頭強勁。同時金的礦業生產以招募制和承買製爲主，政府不進行過多幹預，這也爲金銀的積累從制度上得到了保證。
經過戰爭掠奪、歲幣和礦業開發的積累，金的府庫積累了大量的金銀。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金府庫銅錢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萬貫有奇，而明昌二年“天下見在金千二百餘鋌，銀五十五萬二千餘鋌”，摺合銅錢5502萬貫，多於同時期庫存銅錢數量。在章宗時交鈔阻滯的情況下，金君臣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筆鉅額白銀，希望將其投入流通，以緩解錢荒。遂於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開鑄銀幣，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仍定銷鑄及接受稽留罪賞格”，“與錢兼用，以代鈔本”。
發行銀幣是金朝的一創舉，不過由於它不是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只是在軍費增加，財政困難和交鈔貶值阻滯的情況下采取的應急措施，加之其問世後“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京師閉肆”，因此僅僅流通了三年，朝廷便被迫罷鑄，停止使用。
銅錢生產難以跟上緊急發展需要，銅礦稀少，鑄錢成本重，加上紙幣隨意發行，幣值混亂難定，鑄造的銀幣又不能及時的流通和被市場需要，金朝本就破敗的經濟更加的迷亂，從這也可以看得出大金國勢江河日下，日漸不復一日。
顧同把自己記憶中的關於大金銅錢和交鈔的使用情況回憶了一遍，這才知道，這一次看似是因爲世家叛亂而爆發的擠兌引來的錢荒，其實更可以看作是大金自章宗明昌四年之後，新的一場錢荒爆發的徵兆。
而現在只是泰和元年，距離金章宗再次發行“泰和重寶”還有三年時間，可見，未來三年的時間內，錢荒將會越來越嚴重，老百姓手中漫不要說白銀，就連銅錢可能也不能得到，而白銀、銅錢只會最大規模的向世家豪族、大商賈手中集中，如此一來，未來百姓生活無疑更加的困難。
顧同又接着想到即將在山東之地爆發起來的那場“紅襖軍”起義，心中憂慮不覺更盛。
“這個時代，可真是越加的混亂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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