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過後反過來想想，科幻文學能獲得如此的關注，也實在是我們社會文化變遷的一種表現。想到20年前，科幻作家受到誣陷、作品被打上“思想上的黑影”的標籤，一些人還假裝領導幹部，“四處出擊”，到地方性的文學刊物去興師問罪，而罪名只是這個刊物發表了科幻作者的一封與他自己意見不同的信件……想到這些事情，就不能不讓你對今天的變化產生由衷的感動。
許多人說，科幻的環境變好了，人們開始逐漸地懂得文學作品和科普作品的區別了，開始逐漸懂得一種想象力對改變民族精神的重要意義了。但我卻不這麼認爲，越是環境的好轉，我越覺得前面道路的漫長，越感到任重道遠。
最近幾年來，一些責任感很強的科幻作者和研究者紛紛進入中國科幻發展的這一領域。精力充沛的《科技日報》記者尹傳紅收集了大量資料，準備撰寫一部探討20世紀80年代中國科幻興衰的專着。我也準備安排研究生去深入80年代的主題。在作家方面，繼葉永烈的兩部傳記出版之後，劉興詩和鄭文光的傳記也即將出版。可以肯定，隨着許多重要資料的曝光，有關中國科幻文學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問題，都將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
這怎麼能不說是一個好的現象呢？
自然科學家無法解決我們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問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的本質是什麼？一個小讀者給我來信說，是sars病毒。我說你再好好想想。他後來告訴我，看來比這要複雜得多。我說爲什麼，他說，因爲突如其來的災難的本質，要從社會、心理、政治、歷史、民族的科學精神等許多方面去研究，簡單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說，很好，但還不夠，請繼續思考。他又來信說，本質就是災難都有它自己的發展過程，人們先是否認、然後恐懼、然後適應、然後反抗……我說還要繼續探究才行。
這位讀者年齡比較小，對科幻作品的閱讀不多。我這些年多次闡述過這個觀點，科幻文學是一種演練未來生活的文學。我們的時代變化越來越快，未來越來越超出人們的理性認知的範圍，而閱讀1000部科幻小說所帶給人們的1000種未來，有助於個體去迎接真實世界中的第1001種未來。
但是，光有這種準備是不夠的。閱讀科幻文學，還要思考。在歐洲，科幻文學的英文縮寫sf有與美國不同的解釋，在一些知識分子的眼中，這個詞彙不僅僅可以解釋成science fiction，更可以解釋成speculative fiction！思考小說重在思考，重在啓發人的心智。我們的科幻小說，在這方面仍然有着很大的欠缺，情節簡單化、人物小兒科化、思想深度“0度化”、未來理想化等等，所有這些，都影響着我們的科幻文學在文化生活中起到更多的作用。
談到我們的科幻文學中的不足，我認爲一個重要問題是90年代之前的作者來源上的欠缺。據有人統計，90年代之前，中國科幻讀者都是在“科普的旗幟下長大的”。科普讀物的創作基本上是一個意識過程，是期望將艱深的科學用淺顯易懂的文字表達出來。過分的意識作用使科普讀物的作者難於使用潛意識去感受科技進步給人、給社會造成的影響。而好的科幻作者，則是那些儘量設法摒除意識作用，熱切期望依靠潛意識去感受科學發展造成的焦慮（anxiety）的人。意識性和潛意識性，是區別科普創作與科幻創作的重要的標誌。
好在90年代以後，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隊伍進行了“換屆”。今天活躍在科幻文壇的作家羣中，來自科普旗幟下的人一個也已經沒有。這爲中國科幻文學的創作前景打開了通路。一些博士、高級工程師、甚至院士的加入，也極大地改變了原有作家的知識結構方面的偏差。不存在“科普教條”的羈絆（本來，科普也不應該有教條）、更加接近科研過程使他們更能感受到科學帶給人性變化方面的蛛絲馬跡。我認爲，他們的加盟，是中國科幻文學真正進入飛躍期的有效保證。
但是，仍然對文化的反彈不能掉以輕心。關於科幻的種種奇談怪論仍然在一些地方時有出現。好在有一批虛心好學、勤于思考的讀者，他們的開放精神、他們的實事求是精神，總能讓我由衷地感到興奮。
最近，一個小網友寫信問我不少問題。你們科幻作家會預測嗎？科學預測是怎麼回事？科幻作家是否應該學習未來學？我們於是可以談論未來學到底是怎麼回事，預測又是怎麼回事。
我沒有告訴他，除了管理心理學以外，我還是中國未來學會教育未來學專業委員會的副秘書長，常常參加地區或學校的發展戰略規劃和企業的商業預測工作。在這些工作中，我們不但要處理時間序列的數據（time series analyses），做未來領先指數(leading index)掃描，還有專門人做類似科幻小說創作（scenario）的工作！
不告訴他這些，也沒有關係。我們的下一代是能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發現的一代。
我看過網上一些讀者寫的分析科幻文學的文章，其中的論述方式和引文都非常符合科研規範。他們對作品的每個言詞和語句，都可以做細緻入微的考察，還引入了各學科的新思想新方法作爲理論基礎。讀着這些，再想到那些80年代中期“睜眼說瞎話”、根本不看作品就大放厥詞的所謂評論家的“作品”，真覺得科學精神中“實事求是”這一點，算是開始普及得有點眉目了。
既然提到思考，就出個小題目。誰能看出我前一篇文章《科幻與非典之災》中的一處明顯錯誤來？我等了一個月，也沒有人真正找到。實在不能揭秘，我將在下月的專欄中給大家公佈答案。
最好還是你能搶答成功。
但是，別以爲很容易，需要你對科幻這個行業的深入瞭解作爲基礎呢！
4 中國科幻的獨特表徵
科幻文學是關於現代性的文學。在西方，這類文學導源於啓蒙主義和工業革命，導源於民主和科學所導致的現代社會的產生。在18—19世紀的那些年代裡，一些西方作家感受到了科學可能帶給這個時代的緊張，更看到了科學可能帶給社會的變化。於是，雪萊夫人從“魔法到科學”的越界思考，凡爾納自以爲是的“未來羅曼司”，威爾斯“從前現代到現代”的全面過渡，使科幻文學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獨特表徵方式和內容。一方面，科幻文學作品確認科技進步使人類生存的內外邊疆全面拓展，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又對種種變化充滿憂慮，對越界、瀆神、乃至“最後的審判”，充滿恐懼。西方科幻文學正是以這些獨特的表徵贏得了讀者，進入了大衆文化的主流。
有趣的是，邊疆拓展、越界、瀆神、最後的審判……所有這些西方科幻美感賴以生存的文化基礎，在中國社會中都相當淡薄。於是，中國科幻文學必然呈現出某種全新的表徵。
近年來，我們對中國科幻文化表徵的研究發現，大凡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中國科幻作品，都包含有中華文化自身的獨特表徵。在葉永烈的名作《小靈通漫遊未來》中，人類的未來生活瑰麗燦爛井然有序。在鄭文光的小說《飛向人馬座》中，世界雖經戰爭洗禮，但終究一片大同。在童恩正的《珊瑚島上的死光》和王晉康的《生命之歌》等作品中，主人公面對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盡力地反抗。而劉慈欣的小說《中國太陽》，則生動地構造了改革開放時代普通農民怎樣將自身需求與社會要求相互融合，最終從鄉村走向宇宙太空……
我們發現，所有這些曾經在讀者心目中產生過強烈共鳴的獲獎作品，內中都飽含着中華文化的重要理念：公平、正義、和諧和大同。正是因爲作品飽含了這樣的理念，才導致他們獲得了衆多讀者的青睞。
當然，我們所說的公平、正義、和諧和大同，不會憑空地出現在這些作品之中。所有的一切獲得，都經過了不同程度的“苦難歷程”。例如，在一個缺乏科學精神的文化氛圍裡，怎樣引入科學？這本身就是一個科學與人之間如何和諧共處的問題。童恩正的小說《雪山魔笛》，圍繞着神秘現象的科學破解，將宗教、神秘主義、科學探索等不同認識世界的方式進行對比，形象地表達了科學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協調過程。而他的另一篇小說《追蹤恐龍的人》，則讓事實給那些缺乏科學精神的人以嚴厲的教訓。在肖建亨的《不睡覺的女婿》和王晉康的《生死平衡》中，作家不但探討了科學進入我們文化的方式，更探索了人體自身與科學技術之間的協調，探討了世界上不同種族、文明之間如何公平相處的主題。金濤在小說《月光島》中，寄予了對新型人際關係、新型社會關係的深深渴望。而在星河的諸多網絡題材小說中，則描寫了當代青年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的心理緊張和思維斷裂。一些讀者可能會質疑這些“不和諧”的故事，但當他們厭倦遐思，便會體驗到和諧的可貴。
中國優秀的科幻作家不單單關心人與人的協調，更關心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劉興詩的《辛伯達太空漫遊記》，將人類對環境的破壞放置在宇宙的尺度上思考。而韓鬆的《紅色海洋》，則直擊那些將會斷送我們民族命運的種種短期行爲和非法暴力。
綜上所述，中國優秀科幻小說中的公平、正義、和諧與大同，既表現在人與人之間、也表現在人與科技、社會、甚至宇宙之間。而這些理念的出現，不以某種蒼白的說教形式，恰恰相反，它們是被良好構思、情節、人物和思考所展示的。優秀的中國科幻文學是以和諧的喚起和通向和諧倡導的卓絕努力作爲基本內容表徵的。
對中國科幻文學和諧表徵的追求，起源於1902年魯迅先生撰寫的《月界旅行辨言》。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提出了科幻文學應該“經以科學，緯以人倫”的敘事主張。而這一頗具 “紡織”韻味的主張，深刻地反映了魯迅將東西方文化熔爲一爐的園融思考。
遺憾的是，多年以來，在我國的科幻創作中，盲目模仿西方文化的表徵方式和表徵內容、脫離中國文化土壤的現象比較普遍。這種現象是多數中國科幻文學停留在小衆範圍、無法獲得大衆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筆者認爲，在當前，如何加強對中國科幻文學獨特表徵內容與表徵方式的研究，將是帶動這一文類全面復甦的重要課題。而這一課題的突破，將導致更多有中國特色科幻文學作品的產生。最終，被優秀的文學作品回饋、感動和啓迪的讀者，將以新的熱情投身到建立一個公平、正義、和諧和大同的世界的偉大使命中。
5 “反僞”考古
歌唱家們在舞臺上演唱，沒有受過訓練的普通人可以模仿。電視臺還會爲此專門製作模仿秀專題。對這一行爲，無人反對，更沒有法律規範和制裁。
但同樣的事情如果發生在其他行業，據說就違反了法律。例如，如果有人想要採用科學的方法模仿科學家去解決問題，這就冒了天下之大不韙，就將受到“科學共同體”的反對，將被投訴，將被斥爲“僞科學”，最終，將可能被投入監獄或處以極刑。
驚異嗎？小題大做嗎？且慢，讓我們還是繼續觀察歌星共同體。
即便知道有人正在模仿，有人正在採用歌唱家的唱法自娛自樂，歌星們也並不大驚小怪。這也難怪，歌星本來就是一羣“只有自己，沒有公德”的傢伙。他們竟然對氾濫於從家庭到媒體的“僞唱”有這麼大的容忍力，景況令人揪心。
腐敗的文藝界，低俗的文藝界，權威一敗塗地的文藝界！
我們輝煌的科學殿堂中發生的事情，將與此完全不同！
在當今，科學已經變成了一個無比輝煌的“公共事業”，這就需要有人維護它的權威，保持它的純潔。
於是，一些科學共同體外圍的人充當起了保潔員的角色。這個工作比較好找，做不出科研也沒關係。只要能撿起一根寫着“科學”兩個字的大棒，能把看不慣的人打成“僞科學家”，就萬事大吉。個人的科學權威就在這種打打殺殺中確立了起來。在“棒子工廠”工人的眼中，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人不能觸碰科學、沒在大學中當上副教授的人不能觸碰科學、沒當過洋博士的人不能觸碰科學、沒參加過揭露僞氣功的人不能觸碰科學。這些人自己，就是科學（或科學共同體）的代名詞，任何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模仿科學去解決問題的人，都是犯上作亂，都是擾亂科學，都是擾亂社會治安！
科學，一種踏踏實實的認識世界方式，到底怎麼一下子成爲了能四處揮舞的大棒，這一改變又經歷了怎樣的社會學過程，它的產生到底來源於怎樣的歷史環境？所有這些，都是當今社會學研究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中國，將“僞科學”施以大棒以打擊敵手的方式，至少起源於上個世紀50年代。在那個政治第一的年代裡，有多少人一哄而上、參與了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或摩爾根的遺傳理論打成僞科學的運動？又有多少人在“文革”期間將對手的任何與自己不同的政治觀點說成是僞科學？
相當可惜的是，以科學大棒轟擊對手的方式，並不起源於中國。這個世界第一，我們偉大的國家還搶不到手。因爲，早在這之前，我們的蘇聯老大哥已經在俄羅斯試驗了這種方法的成功效用。在那樣的蘇俄時代，就有所謂的“科學家”或者某些人的“共同體”認爲，相對論或摩爾根遺傳學嚴重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帽子一大，事態就變得恐怖了。當我們確認馬克思主義是唯一正確的科學時，任何一種學說如果能被打成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就一定是徹底錯誤的，就一定要被整體剔除，就一定要被貼上反動的標籤。
不幸的是，他們找到的這個標籤正是“僞科學”！
於是，一切都顯得堂而皇之。在全蘇境內，李森科院士果斷地舉起了這隻大棒，迅猛地向自己的學術敵人瓦維洛夫打去。“僞科學”的標籤能殺人嗎？你說呢？如果科學能用真僞的方法與政治掛鉤，殺人還不是個小意思？瓦維洛夫終究成了*，一顆子彈就能決定這個反動派的命運！
反對僞科學的重要作用在於，它能將學術問題轉移成政治問題，能全面樹立起正確觀點的權威性，能排斥異己。最終，還能建立自己的學術地位。於是在蘇聯，李森科成了科學的代言人，成了正確的代表，成了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者！
“反僞”逐漸在蘇聯和中國成爲了時尚。參與者逐漸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和運作方式，以便能在政治運動之後，自己的飯碗仍然能夠保留下來。爲了消除人們對這一行爲中強烈政治性的反感，反僞者巧妙地將“科學＝馬克思主義＝正確”這一公式的中間項隱匿掉，讓它看起來好像與政治無關。他們還吸納了科學理論中的“科學共同體”的概念，把自己也巧妙地融化在羣體之中。
最近幾年來，有關反僞問題的爭論越來越大。一些被打成僞科學的人常常會莫名其妙地問，難道學習科學、模仿科學的做法錯了嗎？沒有大學文憑，就不能參與研究科學嗎？爲什麼動不動就用僞科學的帽子打擊人？還將這個“政治遺骨”寫入法律法規？更新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