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辦公桌上，一份以黑字名義發來的電文使他心情稍微好一點，就是黑字正式接受國民政府領導，報上的中將名單是王勝強，少將是賈濤，孫志武，盛建文。
正面戰場節節敗退，刺殺任務屢次失敗，現在可是好消息一個都沒有。不過，除了答應無條件訓練行動人員20名，姚水明也提了個小小的要求，希望他幫忙在天津大紅橋碼頭開一個腳行，原因是不便於強力奪取。
他不禁樂了，這根本不算條件，我有現成的人，他心裡暗暗想到。那好吧！我就派30名行動隊員，算是一點補償吧。
1933年巴延慶與西窯窪腳行、西街莊腳行、大紅橋腳行、河東扇面腳行等把頭聯合發起成立了天津市運輸業同業公會，在當時天津市長蕭振贏的支持下通過重新登記全市腳行的辦法，實際上廢除了二百多年來天津四口(即四個城門)腳行所謂官腳行的地位，巴延慶的同業公會在擠垮四口腳行後獲得了極大的發展，很快膨脹爲有一百零八家腳行參加的組織，巴延慶被推選爲理事長。
1936年，巴延慶通過同業公會書記李同江結識了洪幫太行山首領姜般若，未幾便由姜般若引路，加入洪門。
此後，巴延慶在腳行業中發展把頭馬文元，劉德山等五百餘人入幫，因此被封爲洪幫內八堂候補護印，藉此形成運用幫會勢力把持同業的條件。
同年冬，巴延慶經人介紹參加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入社後通過天津鐵路機務段李俊蒐集日軍在天津東站上下車的人數，軍械數量等方面的情報，同時通過在天津日本憲兵隊任中國便衣的拜把盟兄趙錫鈞刺探日軍動態，通過復興社轉報戴笠，深得戴笠的重視。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軍於7月30日佔領了天津，日本人在拼湊華北僞政權的同時，籌組僞社團新民會，在天津實際負責籌備新民會的是日本人田中，此人早在北洋軍閥時期在新疆天津幫福泰成商號搞業務時就和巴延慶合夥販過煙土
。
巴延慶回津後，福泰成天津分店的貨物裝卸起運又是由河北大街腳行承包的，兩人關係極熟，此時田中便推薦巴延慶任天津新民會運輸分會的會長。
巴延慶下水後，在腳行中大量發展新民會員，同時依然擔任天津市運輸業同業工會的理事長，漢奸市長潘毓桂爲籠絡巴延慶，曾發表天津特別市公署第六十號佈告，支持巴延慶對全市各腳行的統治。
在日僞的支持下，巴延慶以調停糾紛等名義，向同業大肆搜刮，以至於具體數字連他本人亦說不清楚。
另一方面，以其多年混世的歷練，巴延慶也爲自己在國民黨那裡留條後路，他曾設法幫助天津老西開瀛洲小學校長、國民黨骨幹分子王任遠離津南逃，並承擔了姜般若，王任遠兩人留津家屬的生活費用。
天津的腳行按其控制的範圍有大小之分，腳行的內部組織等級分明，統治嚴密，多數腳行頭子子孫世襲，代代相傳。
大腳行在總頭，有的還設大頭、二頭，這些之下，設有小頭、把店、抱把、車把、小把、先生、站街等7種頭目。
小腳行則在大頭之下設有小頭、先生、站街等3種頭目。
車把是替腳行頭管車或僱車的。
小把是爲腳行頭到人市上僱人的。
先生是記帳的。
站街是替腳行頭巡查監視工人勞動並監視界內商民，不準私自搬運的。
此外，腳行內還有一個重要角色—袍衣混混兒，不同於其他混混兒，他們往往交遊甚廣，能說會道，遇到腳行裡發生糾紛，他們便出頭調解，往往能言中要害，排解得當。
如在調解中有一方堅持不讓，他們就跪地磕頭央求，或裝瘋賣傻，倒地口吐白沫，裝死嚇人，對方害怕鬧出人命，只好接受調解，調解成功後，事主雙方以請吃、送禮酬謝。
他們如遇到保案、獎扎、功牌的機會，便設法花錢買個功名，可以帶上個白頂，出入衙門，招搖過市，人們爲了與其他混混兒有所區分，所以稱他們爲袍衣混混兒
。
但在運輸同業公會成立後，調解矛盾的事自然落在了理事長巴延慶的頭上，這種袍衣混混兒也就失業而自生自滅了。
南市中華茶園的包間裡，姚水明見到了正在看河北梆子的巴延慶。
“這位兄弟，既然是戴老闆舉薦的自當協助。”
“慶爺您客氣，我就是借姜老闆的碼頭，姜老闆說了，往後那裡有您三分。”
錢到手了，戴笠的面子也有了，巴延慶露出笑容：“兄弟這是哪裡話？說起來都不是外人，以後咱們多親近。”
“那沒說的，沒什麼事就不打擾您的雅興了。”
“別忙啊。這地有幾個絕活，有時間來看看，時間長了您也有雅興了。再說，這還有不錯的小娘們。”
“看看戲倒還不錯，那個就免了吧！家裡兩個母老虎可不敢招惹。”
“兄弟說笑了，我給您了唸叨唸叨，您品品。
老生何達子演的《南北合》，能將3尺長的發綹子直立頭頂，然後再輕輕飄落下來，一絲不亂。
武丑張黑演《盜甲》，能將身子懸空貼在臺柱上，雙手扯順風旗。他演《大賣藝》時，可走矮子步連翻六七個死人堤。
花臉馮黑燈演《贈綈袍》，須吃草時，當場將剪成寸段的甘草吞吃口內，再從鼻孔中連續噴出二三十節。
有時還出現與京劇名角合演的場面，俗稱梆黃兩下鍋。而且，演出還常是梆子壓大軸。”
“長學問了，有時間還真的過來看看，今天不行，有幾檔事非辦不可，改天請您吃完飯陪您過癮。”
一個星期的功夫，大紅橋出現了一家叫華虹的新腳行，大頭是一個叫齊文強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