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營的戰俘勞工在石家莊到底幹了多少活,從一串數據或能窺見一斑。從1937年開始,日軍在石家莊修建了五個大兵營、兩個飛機場、幾十處軍事工程、數千個碉堡和上百處幾十公里長的封鎖溝,而這些工程幾乎都是驅逐戰俘和當地民工修建的。
除了繁重的勞役,日軍對他們認爲不忠誠的戰俘,常常施以酷刑。三九零六部隊小監獄,一四一七部隊監獄、石門憲兵隊監獄和石門警察署監獄駐地軍、警、憲、特設立的小監獄,是同集中營相聯繫的,有的戰俘在集中營被發現是抗日武裝的領導幹部,就轉到小監獄審訊。
梅歐入營,以農村婦女的身份登記,可沒過多久就暴露身份。她被按倒在凳子上,四肢與四條凳子腿捆在一起,頭仰着垂下,打手們提着水壺往她口鼻裡灌。憋不住想用鼻子吸氣時,一股冷水灌進去,疼痛頓時從鼻腔燒到胸部。
灌涼水,吊打,棒打,坐老虎凳,壓槓子,過直流電,用烙鐵烙,用軍犬咬,關地牢……這些酷刑,戰俘們已經司空見慣,更有殘忍的日軍,把燒紅的煤球往戰俘勞工嘴裡放,用烙鐵將男戰俘的生殖器烙壞
。
欒城縣的縣長李鳳鳴被捕後,被關進小監獄的冰籠裡,敵人要他寫《告欒城縣人民書》,勸老百姓歸順日軍。他堅持不寫,被敵人嚴刑拷打了無數次,折磨得皮包骨頭。後來,他用刮臉刀破腹自殺,以示抗議,幸好被難友及時發現搶救,才活了下來。
而有時候日軍連理由也不用找,就任意殘害戰俘。一次,日軍隊長得到一把新刀,爲了試其鋒利,就拉出一個戰俘,一刀劈下去,這位中國人便身首兩處。
最殘忍的是用注射石炭酸水來殘害抗日軍民,1944年3月,邯鄲日軍憲兵隊送來100名所謂的犯人,其中有三十多人是國民黨打入僞機關的地下工作者,雖經嚴刑拷打卻毫不屈服,日軍叫軍醫給他們注射石炭酸水,導致幾十個人當場死亡。
梅歐算是幸運的。她入營一個月後,就被僞新民會的地下反抗人員以要女工的名義要了出去,脫離了苦海。
狹窄的空間擠着幾百人,蝨子、跳蚤、臭蟲成團。在這樣的環境裡,疾病和瘟疫威脅着每一個人。
1942年,石家莊集中營設立了病棟。所謂的病棟,就是木板通鋪,地面鋪着厚厚的石灰,患了痢疾、傷寒、霍亂之猩紅熱的病人被隔離在這裡。集中營內的病房有三棟,體質好的病人放在一二等病棟,傳染病和老弱病重者放在三等病棟加速其死亡。
病棟的西頭有兩間坐西朝東的木房,是集中營的停屍房,每天死的人都擡到這裡,由休門鎮的拉屍隊往外拉。每天傍晚,拉屍隊進集中營,經過集中營日本醫兵驗屍,門崗驗證,把屍體拉到休門義地的萬人坑裡掩埋。
趙菊清就是當年的拉屍隊員。據他說,最初用棺材往外裝死人,反覆使用,後來棺材不夠用了,就用席子卷。再後來,席子不夠用,就把屍體象碼秫秸垛一樣,碼在大車上拉出去。
1944年以後,洛陽戰役結束之後,日軍短期內往石家莊集中營送來一萬多名國民黨戰俘,因人滿爲患,條件惡劣,傷病增重,每天都死幾十人。最多的時候,一個晚上就死了290多人,平板車拉不過來,就用汽車往外拉。
梅歐後來逃離集中營,跟一個叫王銘三的指導員的幫助有關,此人是一個八路軍除奸隊員,被俘時年僅16歲,被關押在石家莊第110師團的留置場
。
1943年6月,日軍準備把南兵營的俘虜收容所建成勞工教習所,到各監獄物色管理人員。王銘三等人急於逃出小監獄,就答應到勞工教習所當指導員,成了日軍第一批物色的戰俘勞工管理人員。
這些戰俘幹部,除個別人外,並不真心爲日軍做事。反而私下裡互相鼓勵和告誡,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發現軍隊和地方領導被俘入營,而又沒有暴露身份的,戰俘幹部就想方設法爲其改口供,編假身份,給予保護和照顧。
有的戰俘幹部還通過活動,把一些幹部按老殘人員處理,取保釋放。而普通戰俘,也時時刻刻都想着與日軍鬥爭,只不過鬥爭的方式有所不同。
每天點名,敵人強迫戰俘勞工喊口號,有的堅決不喊,有的只張嘴不發音,有的只舉拳不張嘴。外出勞動,能拖就拖,有意識地把工具弄壞,製造小事故,拖延施工進度,降低施工質量。在衣糧廠和軍用倉庫幹活的,故意把箱包弄破,把東西摔壞。有的還把倉庫的衣服和食品帶出來送給難友.儘管有人被發現,慘遭毒打致死,但破壞和反抗一直沒有停止過。
1943年以前,集中營曾發生過數次零星逃跑事件。更多的戰俘,則是趁外出做工,或是在外送勞工的途中逃跑的。此外,戰俘勞工們不甘心忍受日軍的摧殘和欺凌,不願到東北和日本當勞工,除了單個外逃外,還不時發生有組織有計劃地逃跑和暴動。
1944年春,因日軍第110師團調洛陽作戰,集中營管理放鬆。特別是當人們知道,此後不再去東北而是被送到日本當勞工,集中營接連發生了幾起有組織的暴動外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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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奮韜在進行着自己的佈置,他命令姚水明收集保定,石家莊,邯鄲的情報,同時命令黑字總參謀部擬定三處的作戰計劃,向張家口方向開始集結隊伍和建立後勤基地。
另外,關於蒙古內衛旅的編制問題,他的要求是除了重炮要和黑字戰鬥部隊一樣的武器裝備,人數不超過五千人。
與此同時,戴笠收到了黑字通過他向委員長轉交的唐山一帶的戰鬥總結和說明,委員長久久沒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