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了高考，但我不信大學可以考進去（以前是推薦的），直到看見有人考進去了我纔信了。然後我就下定決心也要去考，但“文化革命”前我在上初一，此後整整十年沒有上學，除了識字，我差不多什麼不會了。離考期只有六個月，根本就來不及把中學的功課補齊。對於這件事，我是這麼想的：補習功課無非是爲了走進高考的考場，把考題作對。既然如此，我就不必把教科書從頭看到尾。乾脆，拿起本習題書直接做題就是了。結果是可想而知：幾乎每題必錯。然後我再對着正確答案去想：我到底忽略了什麼？中學的功課對一個成人的智力來說，並不是什麼太難猜的東西。就這樣連猜帶蒙，想出了很多別人沒有教過的東西。亂忙了幾個月，最後居然也做對了不少題。進了考場，我忽然冷汗直冒，心裡沒底－到底猜得對不對，這回可要見真佛了。
現在的年輕人看到此處，必然會猜到：那一年我考上了，要不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他們還會說：又在寫你們老三屆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事蹟，真是煩死了。我的確是考上了，但並不覺得有何值得誇耀之處。與此相反，我是懷着內心的痛苦在回憶此事。別人在考場上，看到題目都會做，就會高興。我看到題目都會做，心裡倒發起虛來。每做出一道題，我心裡就要嘀咕一番：這個做法是我猜的，到底對不對呢？所有題都做完，我已經愁腸千結，提前半小時交卷，像喪家犬一樣溜出考場。考完之後，別人都在談論自己能得多少分。我卻不敢談論：得一百分和零分都在我的預料之內。雖然成績不壞，我還是後怕的很，以後再不敢這樣學習。那一年的考生裡，像我這樣的人還不少，但不是每個人都我這樣懷疑自己。有些考友從考場出來，心情激動地說：題目都做出來了，這回準是一百分！等發榜一看，幾乎是零蛋。這不說明別的，只說明他對考試科目的理解徹底不對。
下面一件事是我在海外留學時遇到的。現在的年輕人大可以說，我是在賣弄自己出國留過學。這可不是誇耀，這是又一樁痛苦的經歷，雖然發生在別人的身上，我卻沒有絲毫的幸災樂禍－我上的那所大學的哲學系以科學哲學著稱。衆所周知，科學哲學以物理爲基礎，所以哲學系的教授自以爲在現代物理方面有很深的修養。忽一日，有位哲學教授自己覺得有了突破性的發現－而且是在理論物理上的發現，高興之餘，發貼子請人去聽他的講座，有關各系的教授和研究生通通都在邀請之列。我也去了，聽着倒是蠻振奮的，但有覺得不像是這麼回事。聽着聽着，眼見得聽衆中有位物理系的教授大模大樣，掏出個菸斗抽起煙來。等人家講完，他把菸斗往凳子腿上一磕，說道：“Wrongstory！”（錯誤的故事）就揚長而去。既然談的是物理，當然以物理教授的意見爲準。只見那位哲學教授臉如豬肝色，恨不能一頭鑽下地去。
現在的年輕人又可以說，我在賣弄自己有各種各樣的經歷。他們愛說什麼就說什麼好了。我這一生聽過各種“wrongstory”，奇怪的是：錯的越厲害就越有人信－這都是因爲它讓人振奮。聽得多了，我也算個專家了。有些故事，如“文革”中的種種古怪說法，還可以禍國秧民。我也是也編這種故事，也可以發大猜，但我就是不編。我只是等故事講完之後，用菸斗敲敲凳子腿，說一聲：這種理解徹底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