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和影視圈裡的朋友談電影，我經常要提起烏迪·艾倫。這些朋友說，艾倫的片子難懂，因爲裡面充滿了外國人的幽默。幽默這種東西很深奧，一般人沒有這麼大的學問，就看不懂。我說，我覺得這些片子很好懂。他們說：您是個最有學問的人哪。就因爲能看懂艾倫的電影，我賺了這麼一頂高帽。艾倫有部電影叫做《傻瓜》(Banana)，寫的也是個傻瓜，走在街上看到別人倒車，就過去指揮，非把人家指揮到牆上纔算；看到別人坐在橋欄杆上，就要當胸推上一把，讓人家拖着一聲怪叫掉到水裡——就這麼個能把人氣樂了的傢伙，居然參加了游擊隊，當了南美的革命領袖……當然，這部電影想在中國上演是不容易的，但也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在內。
艾倫還有部片子，叫做《性——你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從名字就能看出來，這片子有點葷，不在引進之列，但也不難懂。我在街道工廠學過徒，我估計我們廠的師傅看到這部片子都能笑出來；但也會有人看了不想笑。有位英國演員得了奧斯卡金像獎之後，僅僅因爲他是男的，追星族的少女就對他很熱情。他感慨道：我現在才知道，原來四十多歲，禿頂，腆着個大肚子（這就是他老兄當年的形象），這就是性感的標誌啊。我也有同樣感慨：原來“傻瓜”、“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這就是高深的學問啊。
最近看過美國電影《低級小說》（又譯《黑色通緝令》），裡面有個笑話是這樣的：一次大戰時，有個美人給愛人買了一塊金錶，未來得及給她，就上了前線。他帶着這塊表出生入死，終於回來，把表交給了她，兩人結婚生子，這塊表就成了這一家的傳家寶。這家的第二代又是軍人，帶着金錶去越南打仗，被越共逮住，進了戰俘營。越共常常搜戰俘的身，但此人想道：我要把這傳家寶藏好，交給我兒子，就把它藏在了屁眼裡，一連藏了五年，直到不幸死去。在臨終時，他把表託付給戰友，讓他一定把表給兒子。這位戰友也沒地方藏，又把它藏在了屁眼裡，又藏了兩年，才被釋放。最後，這家的第三代還是個孩子時，有一天，來了一位軍官（就是那位受託的戰友），給他講了這個故事，並把這件帶有兩個人體溫，七年色、香、味的寶物，放到孩子手心裡。這孩子直到四十多歲，還常常在夢裡見到這一幕，然後怪叫一聲嚇醒。
魯迅先生也講過一個類似的故事：民國時，一位前清的遺少把玩着一件珍貴的國寶——放在手裡把玩，還拿來刮鼻子，就差含在嘴裡——原來這國寶是古人大殮時夾在屁眼裡的石頭。從這兩個故事的相似之處可以看出幽默是沒有國界的，用不到什麼高深學問就能欣賞它；但你若是美國的老軍官，就不喜歡《黑色通緝令》，你要是中國的遺老，就會不喜歡魯迅先生的笑話。在這種情況下，人就會說：聽不懂。
除了不想懂，還有不敢懂的情形。美國的年輕人常愛用這樣一句感嘆語：Holy!信教的老太太就聽不懂。holy這個詞常用在宗教方面，就如中國人說：偉大、光榮、正確，是屎。連在一起來說，好多人就不敢懂了。
在美國，教會、軍隊，還有社會的上層人物，受宗教和等級觀念制約，時常犯有假正經的毛病，所以就成爲嘲諷的對象。這種幽默中國沒有，但卻不難理解。中國爲什麼沒有這種幽默，道理是明擺着的：這裡的權力不容許幽默，只容許假正經。開玩笑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我喜歡說幾句笑話，別人就總說：你在五七年，準是個右派。五七年有好多漫畫家都當了右派。直到現在，中國還是世界上少數幾個沒有政治漫畫的國家。於是，幽默在這個國家就成了高深莫測的學問。
有一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玫瑰之名》，講了這麼一個故事：中世紀的意大利，有座修道院，院裡藏了一本，有很多青年僧侶冒着生命危險去偷看這本書，又有一個老古板，把每個看過這本書的人都毒死了。該老古板說道，這本毒害人的心靈，動搖人的信仰，破壞教會在人間的統治——爲此，他不但殺人，還放了火，把這本和整個修道院都燒掉了。這是個陰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終貫穿着一個懸念——這是一本什麼書？可以想象，這書裡肯定寫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問的事情。在電影結束時，披露了書名，它就像《低級小說》裡那塊沉重的金錶，放進了你的掌心：它是亞里士多德久已失傳的《詩學》第二部。這本書只談了一件事：什麼叫做幽默。這個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放在現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