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前兩關，依靠死記硬背就可以，第三關就沒有標準答案了。
第三天，經過兩天的折磨，很多考生精神萎靡，哪怕寫好的卷子放在一旁，也總忍不住想翻看一二，生怕哪裡寫的不好或者寫錯了。
王旭吃得飽，睡得着，對前兩天的考試根本不放在心上，深知真正的難點在於策論。
策論沒有標準答案，怎麼寫，以點蓋面，微言大義，還是逐步解析，各有各的寫法。
同樣，主考官的性格也是一方面，有的人喜歡直白的，你跟他東拉西扯他不喜歡。
反過來，就有人就喜歡雲裡霧裡，半遮半掩的，寫的露骨他說你沒有文才。
還有的人風格樸素，不喜花團錦簇，太華麗的文章認爲你華而不實。
還有人就喜歡華麗，寫樸素了他看不上你，你說這怎麼辦。
王旭對於策論，還是有些把握的，因爲時政策論是就事論事，闡明利弊，比如嚴鬆剛推行新政時，那屆進士試考的便是新政如何。
當時在策論上，支持新政反對舊政的，十有八九平步青雲，登上了改革的快船。
王旭不擔心自己不能中舉，唯一擔心的是能不能奪魁，舉人試也有排名，州試第一被稱爲解元。
如果能拿到舉人試第一，按照科考慣例，參加進士試的時候，解元是不能被罷黜的，最差也是二甲進士，這是科舉內的共識，也是京試給地方的面子。
畢竟，舉人試是一州舉辦的，舉人試第一便是一州之地，舉人中的第一名。
到了進士試的時候，各州的舉人進城趕考，爭奪三千名進士資格。
要是連一州之地的第一，都評不上進士，這不是在打臉麼。
你想啊，我們揚州的解元，到了京城連個進士都考不上，是我們這些主考官有眼無珠，還是你對我們有意見？
官場是個大蛋糕，大多數時候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這纔是真的好，平白無故沒人會得罪人。
所以，只要考中解元，進京趕考必是二甲進士，王旭如果能夠奪魁，明年的進士試便穩了，就算有人想壓他都不行。
哪怕是皇上，也得捏着鼻子認了，誰想打破這個潛規則，就是在跟士林爲敵，跟歷代的解元爲敵。
“揚州知州，名爲楊啓年，此人年過五旬，謹小慎微，奉行無爲而治。這個人是保守派，反對任何改革，當年寒黨執政時，在翰林院坐了八年的冷板凳。寒黨失勢，反對新政的楊啓年，立刻青雲直上，沒多久就做了大學士，然後外調成了揚州知州。
有這麼個主考官，心有抱負，痛斥朝廷政策，直指利弊的文章，估計看都不看就會被丟在一旁。
想要得到他的青睞，必須站在保守黨的角度思考，要不然別說奪魁，不被罷黜就是好的。”
王旭在腦海裡想了下三位主考官，發現這三人各有特色，其中知州楊啓年老成持重，學政張玉才喜好書法，御史朱玄風嫉惡如仇。
不管今天的時政策論考什麼，首先不能提改革，不然過不了楊啓年這一關。
另外可以秀一下書法，張玉才喜歡書法，策論內容好壞不說，書法好，在他這就能先得三分眼緣。
至於最後的朱玄風，此人最恨貪官污吏，是個一心爲公的人。
他這個人應該比較好相處，策論上有內容，有新意，不是內容空洞的誇誇其談，過這關應該不難。
另外，自己的老師薛牧山，曾任左都御史，是督察院中的巨頭，很可能是朱玄風的老上級。
有這層關係在，不看僧面看佛面，老師是督察院出身，自己這個當弟子的，也能算半個督察院的人吧。
王旭不求朱玄風給他開綠燈，只求他不要爲難自己，這點要求說不上過分。
不談改革，文章華麗，言而有物，王旭給自己定下了三條標準。
剩下的時間，就是等着放考題了。
上午九點多，有軍漢敲響銅鑼，從外送上考題。
考題爲：變與不變。
看到這道考題，王旭便知道是楊啓年出的，只有他纔會計較變與不變的問題。
這個題目很廣，既沒有說變什麼，也沒有說什麼不變，考生可以圍繞這個題目自由發揮。
重情義的人，可以寫情義之變，以小見大，寫人間百態。
重利益的人，可以寫商人之變，字字珠璣，講人世浮屠。
要是不怕死的，也可以寫朝政之變，法律之變，聊一聊新政與變法。
當然了，以楊啓年的性格來說，你寫的越好，他就越膈應你，跟保守黨談改革與變法的重要性，就像跟女朋友談化妝品的危害性一樣，有一個聽得進去就算我輸。
楊啓年是個讀書人不假，可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你要是個鴻儒，可能還能跟他談談這些問題。
可你是個考生啊，在楊啓年手底下吃飯的，跟主考官唱反調，你想不想混了。
王旭聽到這個題目，就知道今年的寒黨，還有那些支持改革的讀書人有難了。
不對，身爲保守黨的楊啓年，被調到江南執政，又給出了這樣的考題，不像是無意而爲。
王旭心中一驚，該不會朝堂上的朱黨大佬，察覺到了寒黨想要復辟的心思，派楊啓年來割韭菜吧。
寒黨能夠執政靠的是什麼，一半在於當今聖上的支持，一半在於那些窮苦出身，原以爲百姓請命的讀書人，嚴格來說是那些寒門進士與舉人。
這種人被扼殺的越多，有分量，有話語權支持改革的人便越少，壓一壓潛在的改革支持者，便能在接下來的十年內，減少無數的反對聲。
想到這裡，王旭目光一亮，找到了問題所在，這篇策論的題目有了。
“墨之忠義在於守規，商之忠義在於守則...”
王旭提筆便寫，以墨守成規與商人守則爲出發點，爲不變寫了個開頭。
墨者若變，墨便非墨。
商人若變，商爲奸商。
墨家的偉大，就在於他守規則，從不逾越，所以墨者可以成爲全天下最可信任的人。
商人的偉大，在於他守護自己的制度，只有如此物價才能穩定，百姓才能安居樂業。
所以，有時候並不是變就一定好，不變就一定不好。
王旭以墨家和商人爲例，寫出了不變的道理跟效果，並以漢·晁錯《論貴粟疏》爲例，寫出了朝令夕改的錯誤。
治大國如烹小鮮，最需要注重的是火候，火候太猛就糊了。
王旭又以新政的農田水利法爲例，直言農田水利法沒有經過實施，就冒然對全天下推廣的害處。
農田水利法中，集資修建水利的想法是好的，可是不合時宜。
比如說，農田水利法中表示，當地河堤、水庫、水車、水渠失修，由當地按照個戶的貧富差距，承擔百分之五十維修費用，另由官府承擔百分之五十。
一些當地的商家，並不依靠水利吃飯，卻因爲是富戶就要掏出銀子來，從而造成了物價上漲，失去的這部分錢，最後還要均攤在百姓身上。
同樣，一些地方的水利工程，雖然失修卻能用，並不影響使用。
爲了政績，爲了好看，爲了貪污，官府也強制維修，白白對民生造成了壓迫，讓百姓苦不堪言，這樣的變法除了增加百姓的負擔又有什麼用呢。
天下間，沒有任何一種變法十全十美。
楊啓年既然不想變，王旭就要符合他的觀點，痛批變法的錯誤與不變的好處。
位置決定腦袋，面對個不喜歡變法的主考官，他總不能寫變法的好處吧，沒那麼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