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的冒險之旅_八、桔核兇殺案

八、桔核兇殺案

當我大概地看了一遍我積存的1882年至1890年間福爾摩斯偵探案的筆記和記錄時,我發現擺在我眼前離奇有趣的材料浩如煙海,實在太多了,竟不知如何取捨是好。有些案件通過報紙已經廣爲流傳,但是也有些案件缺乏可供我的朋友盡情發揮其出類拔萃的才能的餘地,而我的朋友的這種卓越才能正是那些報紙極想報道的主要題材。還有些案件使得他的擅長於分析的本領無法施展,正像有些故事一樣,成爲有頭無尾的了。又有一些案件,他僅搞清楚了一部分,對其情節的剖析只是出於推測或臆斷,而不是以我的朋友所珍視的、準確無誤的邏輯論證爲依據。在上述最後一類案件中,有一個案件情節異常、結局離奇,使我不禁要有所敘述,儘管與這樁案子有關的一些真相是從未弄明白過,而且也許是永遠弄不明白的。

1887年我們經手過一系列頗爲有趣和趣味不大的案件,有關這些案件的記錄,我都保留着。在這一年的十二個月的記錄的標題中,有關於如下各案的記載:“帕拉多爾大廈案”;“業餘乞丐團案”,這個業餘乞丐團在一個傢俱店庫房的地下室擁有一個窮奢極侈的俱樂部;“美國帆船‘索菲·安德森’號失事真相案”;“格賴斯·彼得森在烏法島上的奇案”;還有“坎伯韋爾放毒案”。記得在最後一案裡,當夏洛克·福爾摩斯給死者的表上發條時,發現該表在兩小時前曾被上緊了發條,從而證明在那段時間裡死者業已上牀就寢。這一推論對於廓清案情至關重要。所有這些案件,我有朝一日也許會略述其梗概,但是其中沒有一個案件比我現在就要執筆描述的有着一連串撲朔迷離的情節的案件更加怪誕不經。

那時正值9月下旬,秋分時節的暴風雨猛烈異常。一整天狂風怒號,苦雨擊窗,甚至在這偉大的人類用雙手建造起來的倫敦城內,我們在這時刻,也失去了從事日常工作的心情,而不得不承認偉大的自然界威力的存在。它猶如鐵籠裡未經馴服的猛獸,透過人類文明的柵欄向人類怒吼。隨着夜幕的降臨,暴風驟雨也更爲猛烈。風時而大聲呼嘯,時而低沉飲泣,頗似從壁爐煙囪裡發出來的嬰兒哭泣聲。福爾摩斯坐在壁爐的一端,心情憂鬱,正在編制罪案記錄互見索引;而我則坐在另一端,埋頭於閱讀一本克拉克·拉塞爾著的精彩的有關海洋的小說。這時屋外狂風咆哮,瓢潑大雨漸漸變成海浪似的衝擊,彷彿和小說的主題互相呼應,混成一體了。我的妻子那時正回孃家省親,所以幾天來我又成爲我那貝克街故居的舊客了。

“嘿,”我說,擡頭望了望我的同伴,“確實是門鈴響。今夜誰還能來?也許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哪裡還有什麼朋友?”他回答道,“我並不鼓勵人們來訪。”

“那麼,是位委託人吧?”

“如果是委託人,案情一定很嚴重。如果不嚴重,此時此刻誰還肯出來。但是我覺得這人更可能是咱們房東太太的親密朋友。”

福爾摩斯猜錯了,因爲過道上響起了腳步聲,接着有人在敲門。他伸出長臂把照亮他自己的那盞燈轉向那張客人一定會在那裡就座的空椅子一邊,然後說:“進來吧。”

進來的是一個年輕人,外貌大約二十二歲左右,穿着考究,服飾整潔,舉止大方,彬彬有禮。他手中的雨傘水泄如注,身上的長雨衣閃爍發亮,這些都說明他一路上所經歷的風吹雨打。他在燈光下焦急地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這時我看出他的臉色蒼白,雙目低垂,一個被某種巨大的憂慮壓得喘不過氣來的人的神情往往如此。

“我應當向您道歉。”他邊說邊將一副金絲夾鼻眼鏡戴上。

“我希望我不致打擾您!我擔心我已經把從暴風雨裡帶來的泥水玷污了您的整潔的房間。”

“把您的雨衣和傘都給我,”福爾摩斯說,“把它們掛在鉤子上,一會兒就會幹的。我看,您是從西南來的吧。”

“是的,從霍爾舍姆來的。”

“從粘在您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黏土和白堊上,我就很清楚地看出您是從那裡來的。”

“我是專誠來向您請求指教的。”

“這我很容易做到。”

“並且還要請您幫助哩。”

“那可就不總是那麼容易了。”

“我已久聞大名,福爾摩斯先生。我聽普輪德加斯特少校說過,您是怎樣把他從坦克維爾俱樂部醜聞案件中拯救出來的。”

“啊,不錯。人家誣告他用假牌行騙。”

“他說您能解決任何問題。”

“他說得太過分了。”

“他還說您是常勝將軍。”

“我曾失敗過四次——三次敗於幾個男人,一次敗於一個女人。”

“可是,這同您無數次的勝利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不錯,一般地說,我還是成功的。”

“那麼,對於我的事,您可能也會成功的。”

“請您把椅子挪近壁爐一些,講一講您這件案子的一些細節。”

“這絕不是一個尋常的案子。”

“到我這裡來談的案子都是不尋常的,我這裡成了最高上訴法院。”

“可是,先生,我想問您,在您的經驗中,有沒有聽說過比我家族中所發生的一連串更爲神秘、更難解釋的事故?”

“您說的使我極感興趣,”福爾摩斯說道,“請您首先告訴我們一些主要事實,我隨後會把我認爲最關緊要的細節提出來問您。”

那年輕人朝前挪動了一下椅子,把兩隻穿着潮溼鞋子的腳伸向爐火邊。

他說:“我名叫約翰·奧彭肖。據我的理解,我自己本身同這一可怕的事件沒有多大關係。那是上一代遺留下來的問題,因此,爲了使您對這事有一個大概的瞭解,我必須從這一事件的開端談起。

“您要曉得,我的祖父有兩個兒子——我的伯父伊萊亞斯和我的父親約瑟夫。我父親在康文特里開設一座小工廠,在發明自行車期間,他擴展了這個工廠,並享有奧彭肖防破車胎的專利權,因而生意十分興隆,這就使他後來能夠將工廠出讓,而依靠一筆鉅款過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萊亞斯年輕時僑居美國,成了佛羅里達州的一個種植園主,據說他經營得很不錯。南北戰爭期間,他在傑克遜麾下作戰,後來隸屬胡德部下,升任上校。南軍統帥羅伯特·李投降後,他解甲歸田,重返他的種植園,在那裡又住了三四年。大約在1869或1870年,他回到歐洲,在蘇塞克斯郡霍爾舍姆附近購置了一小塊地產。他在美國曾發過大財,他之所以離美返英,是因爲他厭惡黑人,也不喜歡共和黨給予黑人選舉權的政策。他是個很怪癖的人,兇狠急躁,發怒時言語粗鄙,性情極爲孤僻。自從他定居霍爾舍姆以來的這些年月裡,他深居簡出,我不知道他曾否涉足城鎮。他擁有一座花園,房子周圍有兩三塊田地,他可以在那裡鍛鍊身體,可是他卻往往幾個星期都一直足不出戶。他狂飲白蘭地酒,而且煙癮極大,但他不喜歡社交,不要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也不相往來。

“他並不關心我。實際上,他還是喜歡我的,因爲他初見我時,我不過是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那是1878年,他已回國八九年了。他央求我父親讓我同他一起住,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來疼愛我。當他清醒不醉時,喜歡同我一起鬥雙陸、玩象棋,他還讓我代表他跟傭人和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歲時,已儼然成爲一個小當家的了。我掌管所有的鑰匙,我可以隨心所欲地到我想去的任何地方,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只要不打擾他的隱居生活即可。不過,也有一個奇特的例外,那就是,在閣樓那一層有着許多房間,而唯獨其中一間堆存破舊雜物的房間,常年加鎖,無論是我或其他任何人,他都嚴禁入內。我曾經懷着一個男孩子的好奇心,從鑰匙孔向屋內窺視,可是除了預料中在這樣一間屋子裡會堆存着的一大堆破舊箱籠和大小包袱之外,就別無其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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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那是在1883年3月,一封貼有外國郵票的信放在上校的餐盤前面。對他來說,一封來信卻是一件異乎尋常的事,因爲他的賬單都用現款支付,他不管什麼樣的朋友都沒有一個。‘從印度來的!’他一邊拿起信來,一邊詫異地說道,‘本地治裡的郵戳!這是怎麼回事?’在他急忙拆開信封的時候,忽地蹦出五個又幹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盤子裡。我正待張嘴發笑,一看他的臉,我的笑容頓時從我的脣邊消失了。只見他咧着嘴脣,雙眼突出,面如死灰,直瞪瞪地瞧着,顫抖的手中仍舊拿着的那個信封。‘KKK!’他尖叫了起來,接着喊道,‘天哪,天哪,罪孽難逃呀!’

“我叫道:‘伯伯,怎麼啦?’

“‘死亡!’他說着,從桌旁站起身來,回到他自己的房間,剩下我在那裡怕得心驚肉跳。我拿起了那信封,發現信封口蓋的裡層,也就是塗膠水的上端,有三個用紅墨水潦草地寫的K字。此外,除了那五個乾癟的桔核,別無他物。是什麼原因使他嚇得魂飛魄散呢?我離開那早餐的桌子上樓時,正好碰見他走下樓來,一手拿着一隻舊得生了鏽的鑰匙——這一定是樓頂專用的了,另一手裡卻是一個像錢盒似的小黃銅匣。

“‘他們愛幹什麼就幹什麼,可是我仍將戰勝他們。’他發誓賭咒地說道,‘叫瑪麗今天給我房間裡的壁爐升火,再派人去請霍爾舍姆的福德姆律師來!’

“我照他的吩咐辦了。律師來到時,我被召喚到他的房間裡。爐火熊熊,在壁爐的爐柵裡有一堆黑色蓬鬆的紙灰燼。那黃銅箱匣放在一旁,敞着蓋,裡面空空如也。我瞧了那匣子一眼,大吃一驚,因爲那匣子蓋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見到的那樣的三個K字。

“‘約翰,我希望你,’我伯父說道,‘作我的遺囑見證人。我把我的產業,連帶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處,留給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親。無疑以後從你父親那裡又會遺留給你的。如果你能平安無事地享有它們,自然是好;不過,如果你發覺不能,那麼,孩子,我勸你把它留給你的死敵。我很遺憾給你留下這樣一個具有雙重意義的東西,但是我也真說不上事情會向哪個方向發展。請你按照福德姆律師在遺囑上指給你的地方簽上你的名字吧。’

“我照律師所指之處簽了名,律師就將遺囑帶走了。您可以想見,這件奇特的事給我的印象極爲深刻。我反覆思量,多方揣摩,還是無法明白其中奧秘。可是這件事留下來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覺卻始終難於擺脫,雖然隨着時光的流逝,不安之感逐漸緩和,而且也沒有發生任何干擾我們日常生活的事。儘管如此,我仍能看出我的伯父從此舉止異常。他酗酒狂飲更甚於往日,並且更加不願意置身於任何社交場所。他的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他自己的深室之內,而且室內門上還上了鎖;但是他有時又像酒後發狂,從屋子裡一衝而出,手握左輪手槍,在花園中狂奔亂跑,尖聲叫喊,說什麼他誰也不怕,還說不管是人是鬼,誰也不能把他像綿羊似的圈禁起來。等到這陣激烈的突然發作過去以後,他又心慌意亂地急急跑回房間裡去,把門鎖了起來,還插上門閂,好像一個內心深處滲透了恐懼的人,無顏再虛張聲勢地裝下去那樣。在這種時刻,我見到他的臉,即使在寒冬臘月,也是冷汗涔涔、溼漉漉的,似乎剛從洗臉盆裡擡起頭來。

“噢,福爾摩斯先生,現在說說此事的結局吧,不能再辜負您的耐性了。有一夜,他又撒了一回那樣的酒瘋,突然跑出去,可是這一回,卻永遠一去不復返了。我們去尋找他時,發現他面朝下摔跌在花園一端的一個泛着綠色的污水坑裡。並未發現施行任何暴力的跡象,坑水也不過兩英尺深,因此,陪審團鑑於他平日的古怪行徑,斷定爲‘自殺’事件。可是我素來知道他是個怕死的人,總覺得難於相信他竟會跑出去自尋短見。儘管如此,事過境遷,我父親繼承了他的地產,以及他存放在銀行的大約一萬四千鎊存款。”

“等一等,”福爾摩斯插言道,“我預料您所說的這案情將是我所聽到的一件最離奇的案子。請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的被信以爲真的自殺日期告訴我。”

“收到來信

的日期是1883年3月10日。他的死是在七個星期後的5月2日。”

“謝謝您。請說下去。”

“當我父親接收了那座霍爾舍姆房產時,他應我的建議,仔細檢查了長年累月掛上了鎖的閣樓。我們發現那個黃銅匣子仍在那裡,雖然匣內的東西已經被毀掉了。匣蓋的裡面有個紙標籤寫着KKK三個大寫字母。下邊還寫有‘信件、備忘錄、收據和一份記錄’等字樣。我們認爲這表明了奧彭肖上校所銷燬的文件的性質。除了許多散亂的文件和記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況的筆記本外,頂樓上其餘的東西都無關緊要。

“這些散亂的東西,有些是關於戰爭時期的情況和他恪盡職守榮獲英勇戰士稱號的記述;還有些是關於戰後南方各州重建時期的大多與政治有關的記錄,顯然我伯父當時曾積極參加反對那些由北方派來的隨身只帶着一隻旅行手提包進行搜刮的政客。

“唉,我父親搬到霍爾舍姆去住時,正值1884年初,直到1885年元月,一切都稱心如意。元旦過後的第四天,我們大家圍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時,我的父親忽然一聲驚叫,只見他坐在那裡,一手舉着一個剛剛拆開的信封,另一隻手的五指伸開的掌心上有五個乾癟的桔核。他平日總嘲笑我所說伯父的遭遇是荒誕無稽的故事,一旦他自己碰上了同樣的事,卻也嚇得大驚失色,神志恍惚。

“‘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約翰?’”他結結巴巴地問道。

“我的心變成一塊鉛似的沉重。‘這是KKK。’我說。

“他看看信封的內層。‘不錯,’他叫了起來,‘就是這幾個字母。這上面又寫着什麼?’

“‘把文件放在日晷儀上。’我從他肩膀背後望着信封念道。

“‘什麼文件?什麼日晷儀?’他又問道。

“‘花園裡的日晷儀,別處沒有,’我說,‘文件一定是被毀掉的那些。’

“‘呸!’他壯着膽子說,‘我們這裡是文明世界,不容許有這種蠢事發生!這東西是哪裡來的?’

“‘從敦提來的,’我看了一下郵戳回答說。

“‘一個荒唐的惡作劇,’他說,‘我和日晷儀啦、文件啦,有什麼關係?對這種無聊的事我不屑一顧。’

“‘要是我的話,就一定報告警察。’我說。

“‘這樣,我痛苦,卻讓他們譏笑,我不幹。’

“‘那麼讓我去報告吧?’

“‘不,也不許你去。我不願爲這種荒唐事庸人自擾。’

“與他爭辯是徒勞的,因爲他是個非常頑固的人。我只好走開,心裡惴惴不安,充滿大禍將臨的預感。

“接到來信以後的第三天,我父親離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裡博迪少校,他現在是樸次當山一處堡壘的指揮官。我爲他的出訪而感到高興,在我看來,彷彿他離開了家倒可避開危險。可是我想錯了。他出門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來的一封電報,要我立即趕赴他那裡。我父親摔在一個很深的白堊礦坑裡,這種礦坑在這附近地區是很多的。他摔碎了頭骨,躺在裡邊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沒有恢復知覺,從此與世長辭了。顯而易見,他是在黃昏前從費爾哈姆回家,由於鄉間道路不熟,白堊坑又無欄杆遮擋,驗屍官便毫不遲疑地做出了‘由於意外致死’的判斷。我審慎地檢查了每一件與他的死因有所關聯的事情,但是沒有發現任何有謀殺意圖的事實。現場沒有暴力行動的跡象,沒有腳印,沒有發生搶劫,也沒有關於看見路上有陌生人出現的記錄。可是我不說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靜的。我幾乎可以確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圍策劃了某種卑鄙的陰謀。

“在這種不祥的情況下,我繼承了遺產。您會問我爲什麼不把它賣掉。我的回答是:因爲我深信,我們家的災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種意外事故所決定的,所以不管是在這所房子裡,還是在另一所房子裡,禍事必將同樣威脅着我們。

“我父親是在1885年1月慘遭不幸的,至今倏已兩年八個月了。在這段時間內,我在霍爾舍姆的生活還是幸福的。

“我已開始抱着這種希望:災禍業已遠離我家,它已與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終了。誰知我這樣的自慰還爲時過早。昨天早上,災禍又臨門了,情況和我父親當年經歷的一模一樣。”

“那年輕人從背心的口袋裡取出一個揉皺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搖落在桌上五個又小又幹的桔核。

“這就是那個信封,”他繼續說道,“郵戳蓋的是倫敦東區。信封裡還是我父親接到的最後一封信裡的幾個字:‘KKK’。然後是‘把文件放在日晷儀上’。”

“您採取了什麼措施沒有?”福爾摩斯問道。

“什麼也沒有。”

“什麼也沒有?!”

“說實話,”他低下頭去,用消瘦蒼白的雙手捂着臉,“我覺得毫無辦法。我覺得自己像一隻可憐的兔子面臨着一條蜿蜒前來的毒蛇。我好像陷入一種不可抗拒和殘酷無情的惡魔的魔爪之中,而這魔爪是任何預見、任何預防措施都無法防範的。”

“嘖!嘖!”福爾摩斯嚷道。“您一定要採取行動啊,先生。否則,您可就完了!現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沒有別的什麼能夠挽救您的了。可沒有唉聲嘆氣的閒工夫啊!”

“我去找過警察了。”

“啊!”

“但是他們聽我訴說以後,僅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經形成固定的看法,認爲那些信純屬惡作劇,我的兩位親人之死正如驗屍官所說的,完全是出於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聯繫到一起。”

福爾摩斯揮舞着他緊握的雙拳,喊着:“令人難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們答應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裡。”

“今晚同您一起出來了沒有?”

“沒有。他奉命只待在房子裡。”

福爾摩斯又憤怒得揮舞起拳頭來。

“那麼,爲什麼您來找我?”他叫道,“再說更重要的是,爲什麼您不一開始就來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輪德加斯特少校談了我的困境,他才勸我來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經整整過了兩天。我們應當在此之前採取行動。我估計您除了那些已經向我提供的情節以外,沒有更進一步的憑證——沒有什麼可以對我們有用的帶有啓發性的細節了吧。”

“有一件。”約翰·奧彭肖說。他在上衣口袋裡翻找了一番以後,掏出了一張褪色的藍紙,攤開放在桌上。“我有些記得,”他說,“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燒文件的時候,我看見紙灰堆裡有一些小的沒有燒着的文件的紙邊是這種特殊的顏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裡的地板上發現這張紙。我傾向於這樣的想法:它是從一疊紙裡掉下來的,所以沒被焚燒掉。紙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對我們幫助不大。我想它也許是私人日記裡的一頁,字跡毫無疑問是我伯父的。”

福爾摩斯把燈移動了一下,我們兩人彎下身來觀看那張紙。紙邊參差不齊,的確是從一個本子上撕下來的。上端寫有“1869年3月”字樣,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記載,內容如下:

4日:赫德森來。抱着同樣的舊政見。

7日:把桔核交給聖奧古斯丁的麥考利、帕拉米諾和約翰·斯溫。

9日:麥考利已清除。

10日:約翰·斯溫已清除。

12日:訪問帕拉米諾。一切順利。

“謝謝您!”福爾摩斯說,同時把那張紙摺疊起來還給了客人。“現在您連一分鐘都不能再耽擱了。我們甚至沒有時間來討論您告訴我的情況。您必須馬上回家,開始行動。”

“我應該怎麼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緩立即就辦。您必須把給我們看過的這張紙放進您說過的那個黃銅匣子裡去。還要放進一張便條,說明所有其他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燒掉了,這是僅剩的一張。您一定要用使他們能夠確信無疑的措詞。做完這一切以後,您必須馬上就把黃銅匣子按信封上所說的放在日晷儀上。您明白了嗎?”

“完全明白了。”

“現在不要想報仇之類的事。我認爲我們可以通過法律來達到那目的。既然他們已經佈下了羅網,我們也應該採取相應措施。現在首先要考慮的是消除威脅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險;其次纔是揭穿秘密,懲處罪惡的集團。”

“謝謝您。”那年輕人說着站起身來,穿上雨衣,“您給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點去做。”

“您必須分秒必爭。與此同時,您首先必須照顧好您自己,因爲我認爲,毫無疑問有一種非常現實和很近的危險正在威脅着您。您怎樣回去呢?”

“從滑鐵盧車站乘火車回去。”

“現在還不到九點鐘。街上人還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許能平安無事。不過,您無論怎樣嚴加小心都不會過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開始辦您這案子。”

“那麼,我就在霍爾舍姆等着您?”

“不,您這案件的奧秘在倫敦。我將在倫敦尋找線索。”

“那麼我過一天,或者兩天,再來看您,告訴您關於那銅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將遵照您的指點逐一去辦。”他和我們握手告別。門外狂風依舊呼嘯不已,大雨瓢潑,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戶。這個離奇、兇險的故事似乎是隨着狂風暴雨而來到我們這裡的,它彷彿是強風中掉落在我們身上的一片落葉,現在又被暴風雨捲走了。

福爾摩斯默默地坐了一會兒,頭向前傾,目光凝注在壁爐的紅彤彤的火焰上。隨後他點燃了菸斗,背靠坐椅,望着藍色菸圈一個跟着一個地嫋嫋升向天花板。

“華生,我想我們經歷的所有案件中沒有一件比這個更爲稀奇古怪的了。”他終於做出了一個判斷。

“除了‘四簽名’案外,也許是這樣。”

“嗯,對了。除此之外,也許是這樣。可是在我看來,這個約翰·奧彭肖似乎是正在面臨着比舒爾託更大的危險。”

“但是,你對這是什麼樣的危險是否有了任何明確的看法?”我問道。

“它們的性質是沒有疑問的了。”他回答說。

“那麼,它們是怎麼回事?誰是這個KKK?爲什麼他要一直糾纏着這個不幸的家庭呢?”

夏洛克·福爾摩斯閉上了眼睛,兩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攏在一起,說道:“對於一個理想的推理家來說,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個事實的一個方面以後,他就能從這一個方面不僅推斷出導致這個事實的各個方面,而且能夠推斷出由此將會產生的一切後果。正如居維葉,經過深思默想就能根據一塊骨頭準確地描繪出一頭完整的動物一樣。一個觀察家,既已徹底瞭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環,就應能正確地說明前前後後的所有其他的環節。我們還沒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獲得的結果。問題只有通過研究才能獲得解決,企圖憑藉直覺解決問題的人是會失敗的。不過,要使這種藝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須善於利用他已經掌握的所有事實,這是你不難理解的,其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識。而要做到這一點,即使在有了免費教育和百科全書的今天,多少也還是一種難得的成就。一個人要掌握對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識,倒也未必是絕對不可能的,我本身就一直在做此努力。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我們結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確地指出了我的侷限性。”

“對。”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張怪有趣的記錄表。我記得:哲學、天文學、政治學,打了零分;植物學,說不準;地質學,就倫敦五十英里以內任何地區的泥跡而言,算得造詣很深;化學,很獨特;解剖學,沒有系統;關於驚險文學和罪行記錄是無與倫比的;是小提琴音樂家、拳擊手、劍術運動員、律師;是服用可卡因和吸菸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點。”

福爾摩斯聽到最後一項,嘻嘻地笑了。“嗯,”他說,“就像我

過去說的一樣,我現在還是要說:一個人應當給他自己頭腦的小小閣樓裡裝滿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餘的東西可以放到他的藏書室裡去,需要的時候,隨時取用即可。現在,爲了今晚我們接受的這樣一樁案件,我們肯定需要把我們所有的資料都集中起來。勞駕把你身邊書架上的美國百科全書裡K字部的那一冊遞給我。謝謝你!讓我們考慮一下形勢,看看從中可能做出什麼樣的推論。首先,我們可以從一個有充分根據的假定開始——奧彭肖上校是由於某種有力的原因而離開美國的。到了他那樣年紀的人是不會改變他全部的習慣的,他也不會心甘情願地放棄佛羅里達的宜人的氣候而回到英國來過鄉鎮的寂寥生活的。他對英國的孤獨生活那樣極爲罕見地喜愛暗示着他心中懼怕某人、某事,因此我們不妨做出一個可用的假設,認爲他是出於對某人、某事的恐懼被迫離開美國的。至於他所怕的是什麼,我們只能以他和他的幾個繼承人所接到的那幾次可怕的信件來推斷。你注意到那幾封信的郵戳了沒有?”

“第一封是從本地治裡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倫敦。”

“從倫敦東區寄出。你據此能推斷出什麼來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寫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極了,我們有了一條線索了。毫無疑問,很可能——極其可能——寫信的人當時一定是在一條船上。現在我們再考慮第二點。就本地治裡來說,從收到恐嚇信起到出事時止,前後經過七個星期。至於敦提,僅僅經過大約三四天。這說明什麼問題呢?”

“前者路程較遠。”

“可是信件也要經過較遠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這樣假設:那個人或那一夥人乘坐的是一條帆船。看來好像他們奇特的警告或信號總是在他們出發肇事以前發出的。你瞧,信號從敦提來後,緊接着事情就發生了,你說有多快。如果他們是從本地治裡乘輪船來的,那他們會同那信同時到達。但是,事實上,過了七個星期纔出事。我想那七個星期代表的是信件是由郵輪運來的,而寫信的人是乘帆船來的這一時差。”

“大有可能。”

“不僅可能,而且大概就是這樣。現在可以看出這樁新案子的極端緊迫性和爲什麼我極力告誡小奧彭肖要提高警惕。災禍總是在發信人旅程終了之後來臨的。可是這一回是從倫敦來的,所以我們就刻不容緩了。”

“天啊!”我叫起來了,“這意味着什麼?這種無情的迫害!”

“奧彭肖所帶的那個文件顯然對於帆船裡的一個人或一夥人有着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我想情況很清楚,他們一定不止一個人。單獨一人不可能接連使得兩人死於非命,而所用的手段則竟然瞞過了驗屍陪審團。這裡面必然有同夥數人,他們還一定是有勇有謀的人。他們非要把文件弄到手不可,不管是藏在誰那裡。因此,你可以看出,KKK是一個團體的標誌。”

“是什麼樣團體的標誌呢?”

“你沒有——”福爾摩斯說道,一面俯身向前放低聲音,“你從來沒有聽說過三K黨嗎?”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

福爾摩斯一頁一頁地翻閱着放在他膝蓋上的書。“瞧這兒。”隨後他念道:“克尤·克拉克斯·克蘭,是一個名字。它來源於想象中那種酷似扳起槍的擊鐵的聲音。這個可怕的秘密團體是南方各州的前聯邦士兵在南北戰爭以後組成的,並迅即在全國各地成立了分會。其中在田納西、路易斯安那、卡羅來納、佐治亞和佛羅里達各州尤爲引人注目。它的勢力被用於實現其政治目的,主要是對黑人選民使用恐怖手段,謀殺或驅逐反對他們觀點的人們出國。他們將施加暴行時通常是,先寄給受到敵視的人某種形狀奇怪但尚可辨的東西,例如,一小根帶葉的橡樹葉、幾粒西瓜籽,或幾個桔核,作爲警告。受到敵視的人接到警告以後,可以公開宣佈放棄原有觀點,或逃奔國外。如果置之不理,則必將遭受殺害,而且往往出於某種奇怪的和意料不到的方式。那個團體的組織是如此嚴密,所使用的方法又是如此有系統,竟致在有案可稽的案件中,幾乎從未見有哪個與之抗衡的人能夠倖免於禍,也從未有人能追查到施暴行的作案人。儘管美國政府和南方上層社會的努力阻止,這個團體在幾年時間裡還是到處蔓延滋長。最後,到了1869年,這個三K黨運動竟突然垮臺,雖然此後還不時發生這類暴行。”

福爾摩斯放下手中的書,說道:“你一定會看出,那個團體的突然垮臺是和奧彭肖帶着文件逃出美國同時發生的。兩件事很可能互爲因果。難怪奧彭肖和他的一家人,總有一些死對頭在追蹤他們。你一定能理解,這個記錄和日記牽涉到美國南方的某些頭面人物。再則,還會有不少人不重新找到這些東西是連覺都睡不踏實的。”

“那麼,我們看見過的那一頁……”

“正如我們所料想的。如果我沒記錯的話,那上面寫着:‘送桔核給AB、和C。’那就是把團體的警告送給他們。然後,又接着寫道:AB已清除,或者已出國;最後還說訪問過C;我擔心這會給C帶來不祥的後果。喂,醫生,我想,我們可以讓這個黑暗的地方獲得一線光明,我相信,在這同一時間裡,小奧彭肖的唯一機會就是按照我告訴他的去做。今天夜裡,沒有什麼更多可說、更多可做的了。請你把小提琴遞給我!讓我們把這惱人的天氣和我們同胞的不幸遭遇暫時置之腦後半個小時吧。”

清晨,天已放晴,太陽透過籠罩在這偉大城市上空的朦朧雲霧閃耀着柔和的光芒。我下樓時,福爾摩斯已經在吃早餐了。

“你會原諒我沒有等你吧,”他說,“我估計,我將要爲小奧彭肖的案子忙碌一整天。”

“你準備採取什麼措施?”我問道。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初步調查的結果了。總之,我也許不得不去霍爾舍姆一趟。”

“你不先去那裡嗎?”

“不,我得從城裡開始,只要拉拉鈴,女傭人就會給你端杯咖啡來的。”

我在等待咖啡的時候,拿起了桌上還沒有打開的報紙瀏覽了一下。我的目光停在一個標題上,心裡打了一個冷戰。

“福爾摩斯,”我叫了起來,“你晚了!”

“啊!”他放下了杯子答道,“我擔心的正是這樣。這是怎麼搞的?”顯然他說的時候很平靜,但我已看出他內心很激動。

奧彭肖的名字和“滑鐵盧橋畔的悲劇”這一標題吸引住了我的注意力。這個報道的內容如下:昨晚九時至十時之間,八班警士庫克於滑鐵盧橋附近值勤,忽聞有人呼救及落水之聲。是夜伸手不見五指,又值狂風暴雨肆虐,故雖有過路者數人援助,亦無法營救。然而警報當即發出,經水上警察協同努力,終於撈獲屍體一具。

驗明該屍乃一名青年紳士。從其衣袋取出之信封,得知此人之姓名爲約翰·奧彭肖,生前居住於霍爾舍姆附近。據推測,死者可能急於趕搭從滑鐵盧車站開出之末班火車,匆忙間於一片漆黑中迷途,誤踩一輪渡小碼頭之邊緣而失足落水。屍體未見有任何暴力之痕跡,無疑死者乃因意外不幸而遇難,此事適足以喚起市政當局注意河濱碼頭之情況云云。

我們默默地坐了幾分鐘,福爾摩斯神色沮喪,深受震驚的神情是我從未見過的。

“這件事傷了我的自尊心,華生,”他終於開口說道,“雖然這是一種偏狹的感情,但它是傷了我的自尊心。現在這成爲我個人的事了。如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就要親手解決這幫傢伙。他跑來向我求救,而我竟然把他打發走去送死……”他從椅子裡一躍而起,在房中踱來踱去,情緒激動,難以抑制。他深陷的雙頰上浮現赧顏,兩隻瘦長的手不安地一會兒手指交叉着緊握在一起,一會兒又鬆開。

最後,他大聲說道:“他們這幫魔鬼真是狡猾透了,他們怎麼能夠把他騙到那兒去的呢?那堤岸並不在直達車站的路線上呀!對於達到他們的目的來說,即使在這樣一個黑夜,在那座橋上無疑也是人太多了。唉,華生,咱們瞧着吧,看誰最後取得勝利!我現在就要出去了!”

“去找警察嗎?”

“不,我自己來當警察。等我結好了網,就可以來捕捉蒼蠅了,可是要在結好網之後捕捉。”

這一整天我忙於我的醫務工作,入暮很晚我才返回貝克街。福爾摩斯還沒有回來。一直到快要十點鐘了,他才面色蒼白,筋疲力盡地走了進來。他跑到碗櫃旁邊,撕下一大塊麪包,狼吞虎嚥地嚼着,喝了一大杯水把它衝下去。

“你餓了。”我說。

“餓極啦!一直忘記吃東西了,早餐後就什麼也沒吃。”

“沒吃東西?”

“一點也沒吃,沒工夫想到它。”

“進展如何?”

“不錯。”

“有線索了嗎?”

“他們在我的掌握之中了。小奧彭肖的仇不會報不了的。華生,讓咱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這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啊!”

“你這是什麼意思?”

他從碗櫃裡拿出一隻橘子來,掰成幾瓣兒,把桔核擠出來,放在桌上,從中選了五個,裝到一個信封裡面。在那信封口蓋的反面,他寫上“S.H.代J.O.”。他封上信封,在上面寫上“美國,佐治亞州,薩凡納,‘孤星號’三桅帆船,詹姆斯·卡爾霍恩船長收”等字樣。

“當他進港時這封信已經在等着他了,”他得意地笑着說,“這封信會使他夜不安眠。他還會發覺這封信肯定是他死亡的預兆,正如奧彭肖從前所遭遇到的情況一樣。”

“這個卡爾霍恩船長是什麼人?”

“那幫傢伙的頭頭。我還要搞其他幾個人,不過先搞他。”

“那麼,你怎樣追查出來的呢?”

他從衣袋裡拿出一大張紙來,上面盡是些日期和姓名。

“我花了一整天的工夫,”他說,“用在查閱勞埃德船登記簿和舊文件的卷宗,追查1883年1月、2月在本地治里港停靠過的每艘船在離港以後的航程。從登記上看,在這兩個月裡,到達那裡噸位較大的船共有三十六艘。其中一艘叫作‘孤星號’,它立刻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爲這艘船雖然登記的是在倫敦結關的,但是卻用了美國的一個州的名稱來命名的。

“是哪一州,我原來弄不清,現在也說不準;不過我知道它原先一定是艘美國船。”

“以後又怎樣呢?”

“我查閱了敦提的記錄。當我看到1885年1月三桅帆船‘孤星號’抵達那裡的記錄時,我心裡的猜想就變爲確信無疑的了。我接着就對目前停泊在倫敦港內的船隻的情況進行了查詢。”

“結果呢?”

“那‘孤星號’上星期到達這裡。我跑到艾伯特船塢,查明這船今天早晨已趁着早潮順流而下,返航薩瓦納港去了。我發電報給格雷夫森德,得知這船已經在不久前駛過去了。由於風向是朝東的,我確信:這船此刻已開過古德溫斯,離懷特島不遠。”

“那麼,你想幹什麼呢?”

“我要去逮住他!他和那兩個副手,據我所知,是那船上僅有的美國人,其餘的是芬蘭人和德國人;我還了解到他們三人昨晚曾離船上岸。這消息是當時正在給他們裝貨的碼頭工人說的。等到他們的這艘帆船到達薩瓦納時,郵船也已經把這封信帶到那地方了,同時海底電報則已經通知了薩瓦納的警察,說明這三位先生是這裡正在通緝中的被控犯有謀殺罪的人犯。”

然而,人爲佈下的羅網縱然工巧,終不能沒有絲毫漏洞。

謀殺約翰·奧彭肖的兇手竟然再也收不到那幾個桔核了,而那幾個桔核是會使他們知道世界上另外還有一個和他們同樣狡猾、同樣堅決的人正在追捕着他們。那年秋分時的暴風颳得久,颳得猛。我們等了很長時間,想得到薩瓦納“孤星號”的消息,卻一直杳無音信。

終於我們聽說:在遠遠的大西洋某處,有人看到在一次海浪的退潮中漂泊着一塊破碎的船尾柱,上面刻着“L.S.”兩個字母,而我們所能知道的關於“孤星號”的命運僅此而已。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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