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1933年裡，南京國民政府的日子很不好過。雖然和蘇區紅軍“和談”成功，雙方基本維持了全年無大的戰事，但自己統治區內的經濟卻一塌糊塗。
他們遭遇的，是通貨緊縮的問題，市面上的白銀大量地流失，以及市場上僞（蟹）鈔濫導致法幣的急劇貶值。
在1932年六月開始，林漢就通蘇區和安插在上海的特工人員，開始秘密地使用自己的工廠印製的各國僞（蟹）鈔。
首先開始使用的是防僞手段較弱的美元，其次是日元。
從穿越後不久，窮瘋了的漢娜與林漢很早就開始打起了印製假（蟹）鈔的主意。以二戰前各國的的技術水平，一個國家想要完美無缺地大規模印製另一個國家的鈔票，並非那麼容易的事。
但對林漢和漢娜這對不科學存在的來說，有他們兩人的幫忙，卻是印製別國的鈔票，卻是比較容易的一件事。
二戰時，日元的防僞水平，主要靠的是所謂的“無法僞造的三椏皮”。由於三椏皮的纖維柔韌性極好，所以日元能在水印清晰度上做到極致，而不必太多考慮水印清晰度和鈔紙耐用程度的平衡。也使得日元紙幣色澤偏黃、厚實挺括、水印清晰。
但對林漢來說，日本人在紙張上的防僞手段更不是問題。
首先，印鈔的模版對兩人來說就根本不是問題。控制精確到原子級別能力的二人，可以輕鬆製作出和原版無一絲一毫差別的印鈔模版。
（注：其實日元的印製模版防僞度不乍樣。歷史上炮黨從美國採購紙張油墨和機器,印刷出來的日圓比真日圓還真,幸好日本禁止日圓在中國大陸和滿洲國流通，他們在大陸發行的軍票和聯合儲備券，甚至被炮黨製造的假貨逼得三個月換一次鈔。）
至於印鈔的油墨配方問題。只要有耐性，一點一點地去調試配製，時間夠長，還是可以得到色度、光亮度和原版相差微小的油墨配方，更何況漢娜和林漢在這方的把關能力同樣遠超常人的眼睛。
至於製造日元的特種紙原料的“三椏皮”，這個時代外國人不知道，但林漢這個穿越者卻非常清楚——這還是得感激無數寫民國文的作者，他們在文章中對日元的製造過程有詳細的描述。幫林漢掃了盲解了迷。紙張這道難關也被輕易地突破。
1932年六月後，林漢和漢娜就開始在偷偷地在中國使用新印製出來的“德版”美元和日元。
這個時代被列國租界分割的上海灘，是一座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非但是遠東第一金融中心。而且股票、黃金、外匯等金融市場的規模。全部都雄踞亞洲第一。它不僅是僅次於芝加哥的全球第二大期貨交易中心。還是全球最大的黃金現貨交易中心，全球第二大的鑽石現貨交易中心，以及全球三大有色金屬定價中心之一。世界各國的著名銀行、保險公司等等幾乎都在上海落戶。而上海也是國民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有着“中國錢包”的美譽……此時的上海確實是世界四大都市之一，與倫敦、巴黎、紐約並列，論繁華富庶甚至要勝過香港、東京和新加坡。
此時中國沿海的各大城市裡，日元、英鎊、法郎和美元基本上都屬於常見流通貨幣，由於信用高，遠比中國各家軍閥與銀行發行的各種亂七八槽的票子更加靠譜，更受老百姓的信任——歷史上北洋政府的鈔票，就經常兌現不出銀元來，南京國民政府這邊也好不到哪兒去。
故而在當時的中國境內，各種外幣的市場保有量大得驚人。按照當時的一份粗略調查，僅僅是在中國市面上流通的日元，就超過五億之多，而這還是在日本佔領東北三省，關內反日風潮高漲的情況下。至於英鎊和美元在中國市場上的流通數量，恐怕還要更高一些。
爲了更好更隱密地花掉這些“錢”，林漢和漢娜使用了多種手段和防範措施。
首先，就是就是上海的幾個金融中心裡必須有人傳遞消息，以便能及時把握當地銀行對市場上出現的大量僞（蟹）鈔的警惕性。早在1931年漢娜在德國的科研人員還在爲研製印鈔技術而進行“技術攻關”時，在上海的攻關就已開始，英、法、美、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上海開設的分行辦事處，都有職員在他們的“公關”下被買通，隨時可以提供銀行內部的反饋情報。
1932年六月，第一批“價值”五百萬的假美元被送到中國，七月，“價值”一千萬的假日元也到達中國。十一月後，“合格”的英鎊的也被印了出來。最初，漢娜這夥人首先在上海小規模小批量地使用，用於套購金銀等貴重金屬，結果市場反映良好。無論是銀行還是商戶，都沒有對這批鈔票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不過爲防萬一，漢娜在上海一直都暗藏了一支人數超過五十人的特種部隊，裝備以芝加哥打字機、狙擊步槍爲主力武器，單兵火力極其強大，其任務只有一個：一旦有內部人員在套購物資使用假（蟹）幣時東窗事發被捕，這支特種部隊就負責救人或滅口。所幸的是，由於這批德國製造的美元和日元和真鈔的差別微不可察，使用了近一年都沒有發生意外。
漢娜和林漢曾將自己印製的假（蟹）鈔和真鈔，請鑑定專家進行過鑑定，十張假鈔和十張真鈔混在一起，鑑定專家拿着放大鏡看了半天，愣是無法從印刷紋路上分辯出來——在林漢和漢娜的“微控”能力面前，他們自制的印鈔模版和真貨模版近完沒有差別。可以達到原子級別的精確，“誤差”僅僅只是原子級別的（等於沒有）。唯一可能分辯出來的手段，是得放在試驗室裡用專業的燈光照射分辯色譜纔會判斷出差別。但是尋常的銀行，哪有用得了這麼高精尖的仿（蟹）僞手段。
爲防萬一，漢娜派往上海的間諜，以美國人的身份在上海註冊了多家皮包公司，然後使用自己印製印發的“真鈔”，僱傭了一批中國買辦，輪流在上海灘的各條商業街和批發市場瘋狂掃貨，金銀貴金屬、皮草藥材。絲綢布匹。糧食和礦物，幾乎是什麼商品都收購。
貴金屬和礦物被運回德國給德國的戰爭機器輸血，皮草藥材，絲綢布匹還有糧食。則在中國進行內部交易消化進行“洗（蟹）錢”。有的出售給市場以金銀的形式收回再運回德國。有的則直接做爲援共物資送給江西紅軍，而有的則拿來賄賂從中吃拿卡要的炮黨官員和地方大大小小的軍閥。而到了1933年，六月。當紅軍取得了福建的出海口後，漢娜在上海開設的皮包公司，用假鈔收購來大量的糧食和藥材，裝上輪船掉頭南下，直接就在福建東山港停靠，轉手送給紅軍。
另一方面，江西蘇區的紅軍也是“德版”美元、日元、英鎊的使用大戶。贛州圍城時，紅軍就是大撒鈔票，使用林漢提供的“外匯”從守軍中大肆收購槍枝、子彈甚至火炮和炮彈。不過在使用“外匯”這一點上紅軍還算有節操，基本上都是用來賄賂“防守悍將”馬司令，至於底層的守軍官兵，紅軍主要是使用德國“幫忙”印製的，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來收購對方手中的武器彈藥。
南京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幣的防（蟹）僞能力比日元還要糟糕，紙質和印刷質量也不佳，最初德國人印製的，反而因爲質量“太好”而無法使用，後來有意降低了質量後才印出了完美的法幣。
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上半年，大筆日元、英鎊、美元鈔票滾滾涌入上海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上海的失業率，促進了上海市場的經濟繁榮，增長了有關當局的稅收。南京國民政府在被江西蘇區紅軍一頓痛打，喪師無數的情況下，爲了恢復實力，軍費開支瘋狂暴漲，財政所以沒有破產，除了英美的支援外，也離不開漢娜和林漢“幫忙”製造的虛假繁榮。
當然，由於知道南京國民政府的國庫裡堆滿了自己製造的鈔票，希特勒賣給宋子文用來“雪中送炭”的那十萬條毛瑟步槍，是要求他用銀行轉帳的方式付帳的。
這些堪稱“完美僞（蟹）鈔”一直用到1933年四月和五月，才發生了兩起意外。
當時，一位匯豐銀行的外國職員，在停業清點貨幣時，發現了兩張編號一模一樣的美元，事後告訴經理。
“都是真鈔！”
銀行裡最優秀的假鈔鑑別專家拿着這兩張鈔票比對了半天，又和別的美元進行對比，結果認定這兩張都是真鈔，但這明顯是不可能。
幸運的是，這個經理當時急於下班參加晚上的一個沙龍酒會，把這事暫時擱在一旁準備明天再處理。他的手下的一名職員，是德國收買的臥底，下班後緊急通知了德國人。
德國在上海的負責人拿到這個消息後，當晚就採取行動。特種兵們伏擊了那位經理，製造了他酒精中毒而死的“意外”。由於負責人的突然死亡，原定在第二天進行的倉庫大盤點也就此不了了之。
第二起意外發生在法國人開設在上海的“巴黎”銀行，有職員在結帳盤點時同樣發現了兩張編號相同的日元，報之上級，不過當時的部門負責人在看到兩張“比真鈔還真”的“僞（蟹）鈔”後，他不想多事，直接吩咐手下“明天把他們發出去用掉”。
於是這事也就這麼不了了之，這位“不負責任”的負責人也幸運地保住了一命。
林漢和漢娜瘋狂地在中國上海使用假（蟹）外匯套購物資，由於這些假（蟹）幣質量好到可以以假亂真的地步，只要能順利地在全世界流通使用。最後也就是全世界的用戶一起承擔這種“濫發貨幣”造成的“量化寬鬆”的災難，對南京國民政府的傷害倒是不大。
真正給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帶來致命一擊的，是在當年二月美國的加納總統宣佈美國放棄金本位，以及在當年七月，加納總統宣佈提高白銀收購價格，十月份又公佈購銀法案，即提高銀價，禁止白銀出口，規定美國的金銀儲備中銀佔四分之一。這一系列的政策變動，受美國白銀政策的支配。國際銀價驟升。
而在這要命的時刻。中國市場市場上流通的白銀，由於過去一年裡林漢與漢娜瘋狂地套購行爲，已經大量地流失了——林漢自己估計，1932年下半年到1933年六月這不到一年的時間。他們先後在上海和中國其他地方獲得了超過一億五千萬元的銀元。
這些銀元。一小部分是直接以“印製的外匯”在上海各金融機構兌換的。更多的卻是通過收購物資，倒賣週轉“洗錢”洗出來的——反正那些“外匯”都是紙，零成本的生意。哪怕是虧本倒賣那也是賣多少賺多少。
在這過程中，紅軍拿到了大批不要錢“白送”的糧、綿、藥材等急需物資，德國人拿到了“免費的”礦產和貴金屬，至於損失，則由全世界來承擔——這某種意義上說，這也算是一種危機轉移吧。
由此造成的後果，就是南京國民政府在剛開始時，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中中國這邊的一片“小好假繁榮”，繁華了一陣後，就因爲市場上銀行大量地流失鬧起了錢荒。而在這要命的時刻，美國人擡高銀價的行爲，更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的傷口灑起了鹽——中國不是產銀國。
林漢在洛極磯殺掉了羅斯福，並沒有阻止《羅斯福新政》的出現，而是變成換名頭的《加納新政》，它幾乎是一點不差地在加納總統上臺後就在美國出現。
但是，有一項法案，卻因爲林漢的干涉歷史，比歷史上提前了好幾個月。
那就是著名的《白銀收購法案》。
1929年的大蕭條給白銀生產者帶來了嚴重的打擊，白銀價格急劇下降，由1928年的每盎司58美分下降到1930年的38美分，而到了1932年下半年更是下降到了25美分。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白銀集團立刻展開了擡升白銀價格的遊說活動，例如召開國際會議、要求政府按高於市場的價格購買和儲備白銀、鑄造和發行銀幣等，但這些遊說活動在胡佛總統的任上並沒有取得什麼效果。而這批遊說總統擡升白價格的白銀集團的成員，多是美國的南方人士。
歷史上，美國要到1934年6月才通過的《白銀收購法案》。
而這個位面，新上任的美國總統約翰.加納，是出身南方的“紅脖子”。作爲一個南方人，本就和白銀集團聯繫緊密，更是極力主張擡升白銀的價格以維護南方的白銀集團的利益。
白銀法案對中國影響極其巨大，中國是當時世界上唯一一個使用銀本位的國家。《白銀收購法案》簽訂後，中國貨幣對美元的匯價驟然上升，每盎司白銀可換回3倍的美元的購買力，也就是說，3倍的美元才能換取同值的中國貨幣。美國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突然感到中國商品價格的昂貴，相反，中國民衆則樂於消費外國的商品——此時外國的進口產品，反而變得更加地“便宜”。在中國的大部分商品不再具有出口競爭力的情況下，當時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剩下了白銀，而在最終導致了國民政府在一年後被迫進行幣值改革，被迫放棄了傳統的銀本位制。
1933年時，南京國民政府因爲白銀價格的不斷上漲帶來的衝擊，被林漢和漢娜用假外匯套走大量貴重金屬，但這兩處的傷口才剛剛破開，短期內還看不出明顯的傷害，情況本不會馬上這麼嚴重。真正致命的，卻是人爲的“法幣”氾濫。
林漢和漢娜在上海使用“外匯”掃貨時，由於擔心各國政府的注意，還有所收斂不敢過度地肆無忌憚。加上這些“人造外匯”質量好足以以假亂真，可以全世界流通，造成的通貨膨脹的損失，那也是全世界來承擔，影響並不大。真正致命的卻是法幣的人爲濫發。
早在1931年第三次圍剿時，常凱申還活着的時候，其手下就曾對蘇區展開過印製“邊區幣”的經濟戰。而在常凱申完蛋，宋子文上臺後，類似的行動他們也沒有停止過。直到林漢將先進的印刷設備送入蘇區，同時爲紅軍設計了高質量的防僞印鈔模版後，炮黨方面由於技術限制，其僞（蟹）幣攻勢方纔收斂。
面對炮黨的僞（蟹）鈔攻勢，本着禮尚往來的原則，得到了林漢支持的蘇區紅軍，也決定以牙還牙，反過來對炮黨還以顏色。